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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 现厂作设计① 19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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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我与父亲的战争 王英 著
 简介:



我与父亲的战争
王英 著



我与父亲的战争
王英

女性心灵的博弈
——序《我与父亲的战争》

雷 达


作家王英和我在一次笔会上有一面之缘,当时只觉她气质文静清爽,又知道她是中国作协会员,已有多种著述,例如《一代名人张元济》《三毛之父——平民画家张乐平》,以及抒情散文集《情真》等等,此后却少有联系。最近,她寄来了长篇处女作《我与父亲的战争》的书稿,读后引人深思,这部小说使我对王英的印象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她在这部作品中对于女主人公的成长的心灵揭示堪称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一个极具叛逆性的女子的成长心史跃然纸上。这是她以前的创作中所不曾有的。她由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变为一个勇于进入她的人物的心灵世界剖示者。
《我与父亲的战争》文字朴实有力,读起来是很吸引人的。多年来,我虽然对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较为关注,而以人物主观化的心灵成长史为特色的作品,同样令我着迷。王英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即在于对主人公“小小”的心灵之战的多层次揭示。
小说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入一个让人心惊的家庭暴力现场。小小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原本应该集家人的宠爱于一身。因为在她之前家里已经有个哥哥,全家人都盼着一个女儿的降临。事实却截然相反,她的到来不但没有带来喜悦,反而成了父亲对母亲随时随意动辄打骂的导火索。只因小小一出生脸上就长着一块很大的粉红色胎记,这让父亲深觉难堪,甚至无地自容。在十岁时,小小在劝解暴打母亲的父亲时被父亲狠狠地扔了出去,母亲只好带着小小离家出走,开始了艰难的流浪生涯,而这些生命记忆中最重要的体验则是一个女性成长过程中心灵的博弈。
心灵博弈首先表现为对父亲的逃离和反叛,换言之,就是与男性的博弈。在文学作品中,对于父亲的反叛和逃离并不罕见,然而这样的人物要么是通过对父亲的反抗来反抗社会和时代(也包括祖父,意义是相同的),诸如“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和其后的一些作品;要么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恋母弑父情结的男性。然而,王英的这部作品中,小小对于父亲的逃离和反叛的情节设计却是匠心独具的,这种生命体验的第一层蕴义就是作为女性的小小对男性的一种天然的疏离和反抗。小小从内心里对男性有一种恐惧和逃离,她首先恐惧的是男性的力量,小小心中的男性首先是父亲对母亲实施的暴力,于是,她对男性开始了刻意的逃避,对父亲如此,对深爱着她的班主任如此,对她的丈夫“大师兄”也是如此。在她前半生的人生经历中,男性几乎是缺失的。没有父亲,没有兄弟,甚至男同学也都极少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班主任这个形象。表面看来,他对小小的感情是一种至深至纯的男女之爱,但实际上这个人物的寓意相当复杂,从本质上来说,他和小小的父亲是同一个父亲形象的不同侧面,一方面,是他的一再付出和坚持,让小小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也让小小有了做人的勇气和信心;另一方面,他一直给小小精神的滋养,这表现在无论小小走到哪里,都能收到班主任寄来的书,在一个狂热的红色时代,能够读到好书的人不多,正是因为他,小小才能在政治历史漩涡中摸到一个做人的方向。而小小对他的感情同样复杂。这样的一个人离开人世后,小小才明白他对自己的重要性。在这一层面上,小小的心灵博弈就是另一面——对于男性的依恋的摆脱。
在整部作品中,中国曾经最大的政治运动和运动中的人心变迁是作者着力表现的一个内容。然而,在政治运动中露出丑恶嘴脸的也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很少有像例如《芙蓉镇》中李国香那样的负面女性形象出现。但是,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时代中,人的身心似乎很难健康地发展,小小的身体发育是迟缓的,直到上班后好久才变成“大人”,有了女性的生理性征;尽管小小勇于坚持自我,为人正直,心理上却是颇为封闭的,所有对她有好感的男性都被她无一例外地拒绝了,喜欢她的“大师兄”找她时,她觉得好像有话要说,但是她却被一种无可言状的心态所左右,以冷漠的态度埋下头去,不打算理他。当她最终接受了这桩婚姻之后,对自己的丈夫一开始仍然是满怀恐惧心理。至此,小小的心灵的博弈对象已经不是外界和他人,而是一种自我内心的搏斗了。
王英在她的作品中还介入了一定程度的神秘性因素,这是近几年一些中国作家创作中不同程度表现的一种特征,比如马原新出版的《牛鬼蛇神》、李佩甫的《生命册》、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中都有神秘性因素。《我与父亲的战争》中的神秘性因素也比较多,王英在这里展现了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力和命运的不可捉摸。首先,还要说到小小脸上的胎记,这似乎就是造化弄人,一个原本很漂亮的女孩就因此遭到了父亲的厌恶和毒打,更令众人不解的是,小小长成这样,声音却出奇地好听,班主任让她担任全班领唱,她的声音打动了每一个在场的人;不仅如此,她还有出色的舞蹈天赋,于是,众人便更为小小深觉惋惜。这种惋惜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因为她在紧张和焦虑之中找到弟弟时,胎记在刹那之间突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种缺陷——原来美妙的声音却离开了她,她的嗓音变得沙哑,一唱歌就像老狼重新得到小狼时那种悲喜交加的沙哑。读到此处,我不由想起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有一些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些人的缺陷则是隐藏起来的,从本质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不完满的,都有缺陷。
神秘因素在这部作品中随处可见,再比如镇上年年开花的桂花树,“文革”中树上吊了人后就再也没有开过花,文革结束,吊过的人平了反,满树的桂花竞相开放,于是小小说:“这让我不得不相信世界上很多事隐藏着不可解释的神秘和机缘”;比如解放前在上海滩混过的修鞋匠对小小和“大师兄”的婚姻、对自己死亡的神秘的预言;还比如小小在法雨寺大殿中看见的他人无法看见的冲天火光,与其后对创作的执着……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女性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判断,它们是小小内心博弈的不可言说的一部分,同时,似乎也是作者王英精神体验的重要部分。
我一直以为,好的小说中主人公身上总有作者心灵的影子,像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家》、贾平凹的《秦腔》等等,《我与父亲的战争》虽然不能达到这些作品的水准,但在刻画人物心灵的层面上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作品中的小小与作者的心灵重合之处应该不少。“我既不信佛,也不相信任何形式的教,但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信仰,它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可是我不会放弃在这冥冥之中引导我的力量,直到有一天我离开尘世,返归永恒的地方。”小小之口说的这段话在我看来无疑就是王英认定的人生姿态。我希望在文学的道路上,外表文静的王英能将信仰与锋芒深藏于内心,而如小小一样坚定地走下去。


第一章



父亲,通常在孩子眼里就像是一棵窜天大树,值得依赖,也值得赞美。但是我却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父亲,甚至于对亲人、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岁之前,是没有人忘记我的父亲,十岁之后,是我不愿提起我的父亲。
没错,就在我将满十岁那年,一个除夕的前夜。
雪下得很不寻常,漫舞着犹如磨粉般洒下来。透过脱落的牡蛎壳木格窗洞隙,我眺望着天空中毫无秩序的雪,欣喜地想:明天又可以与邻家的孩子打雪仗了。像我这样的幼童,对于雪,总是很神往,别的事我不想,对它却饶有兴趣,也许孩子与大人的区别,就在于大人专想正经事,孩子专想不着边际的事。
“妹妹,你在发什么呆,赶快脱衣睡觉吧!”与我对铺的哥哥关切地催促着我。他比我年长三岁,比小弟长七岁。他俩早在一个被窝里热乎着,一条印着黄底白花的棉被盖在身上。
我们仨这间房不算大,约有十七平方米。我的床搭在靠街临窗,他俩的床靠北倚墙,两床中间摆放着一张红木写字桌,一把椅子搁在旁边。椅子的靠背上随意地搭着几件衣裳。写字桌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东面有一道木板将父母的卧室间隔开。侧面有一扇小门,门一打开,可以随意进出。
我没答理他,没来由的只顾用手漫不经心地挖着镶嵌在窗户上的牡蛎壳,“啪答”,一块牡蛎壳掉落在地,哥哥见了,没好气地说:“你看你,莫明其妙地将窗户捅破,岂不更加冻人?!”
我的好奇心,总让我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我懒洋洋地将目光从漫舞着雪花的天空中收回,不太情愿地走到自己的床前,边脱衣服,边对着与我一床之隔的哥哥说:“雪下得太大,恐怕会压坏屋顶。”
“怎么可能呢。”哥哥安慰着说。
“姐姐瞎讲,雪怎么会压坏屋顶呢。”弟弟原本躺着,一说话,就“咕噜”坐起,口齿不清地反驳我。
在我眼里,大哥对我不错,小弟却对我充满嫉妒,这种嫉意,在我看来,主要来自于他所处的位置和性别。大哥是老大,在父母眼里是宝贝,接下来又生个女儿,应该更加欣喜,然而,我的诞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喜悦,相反有点失落,因为令他们难堪的是,我一生下来,左脸颊上就长着一块胎记,胎记很大,差不多遮住了小半张脸,色呈粉红,非常醒目,本来也没什么,可那天母亲抱着我坐在门槛上喂奶,我一转脸,邻家的狗吓得调头就跑,父亲说:“像她这种长相,连狗也嫌”。
父亲读过私塾,也念过洋学堂,他对男孩女孩的理解,也是中西结合:儿子是用来光耀祖宗传宗接代的,面子好看,女儿却可以用来出出气,搭配一下性别的色彩,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棉毛衫,外表不好看,但贴心贴肉。哥哥比我大四岁。我比弟弟大三岁。性别不同,在他俩眼里,我倒成了家中的稀罕之物。弟弟曾说:姐姐是爸妈的宝贝。可我并不这样认为。在父亲看来,儿女齐全,旁人瞧着繁荣,自己自然也光彩。这下倒好,女儿长成这等模样,让他感到无地自容。
好在国家提倡谁多生孩子谁光荣。我的父母亲也不甘心落后,一来捞个光彩的面子,二来想再生个女孩,取代我这个丑陋的女儿,不想生下来又是个儿子,也就作罢。
“滚,你给我滚!给我滚!”父亲又在隔壁房间对母亲吼。据说我一生下来,他俩在深更半夜就像仇人似地吵。我们兄妹的卧房与他们的房间仅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你不想听也得听,而且你越不想听,似乎吵架声也就越大,经常把我们搞得心惊肉跳。
我转眼瞅瞅躺在对面床上的哥哥和弟弟,他俩就像一对兔子,睡在被窝两头,面对面竖起耳朵倾听。
古话说:久病成医。时间久了,我能辨别出每场吵架的激烈程度,在我的潜意识里,今夜有点非同寻常,就像窗外天空中漫舞的雪,要将整个世界湮没。我的左眼皮时不时“别别”地乱跳。俗话说:右眼跳,有肉吃。左眼跳,祸事临。如果让人猜对了,就会消灾减难,想到这,我转头指着自己的眼睛,让兄弟俩猜。
大哥见状面露难色,想必出于心中良好的意愿,他指了指我的右眼,小弟则毫不犹豫地猜左边。
他们的说法,弄得棱模两可,仍无法解释我心头的疑惑,我“滋溜”下床,踮着脚,跑到与父母卧室间隔的木板缝隙中窥视。
只见父亲正暴跳如雷,脸呈猪肝,站在床边梳妆台前,对着站在床前只穿一件薄内衣的母亲在劈头盖脸地抽打,嘴里不停地吼道:“我打死你,打死你!”
父亲又喝醉酒了?还是借着酒疯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抑或对母亲的不满?望着被父亲毒打而泣不成声的母亲,愤怒如潮水般从我胸中涌起,脸上一阵阵地痉挛。
离我不远的兄弟俩许是看出了我不同寻常的表情,他俩不约而同地跳下床,“噗噗噗”,赤脚跑到我的身边,迸气凝神地也偷窥着父母的行为。
“啪!”母亲又挨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疼痛的她一下用手捂住挨揍的脸。跌退着,一屁股坐在床沿上。
我以为这下父亲总可以放过母亲,谁知,父亲比方才更加激动,他紧逼母亲几步,连眼都没多眨一下,就将母亲从床沿上扯起,而后将她随手往左侧一推,母亲一下被推倒在地,父亲又抬起一只脚狠踩她的头,一只手紧扯她的头发,母亲的半边脸被压得紧贴地上,痛得她直哭爹喊娘,她试图挣扎,无奈又挣脱不了,想放弃反抗,又力不从心,左右不是,动弹不得,哭声由此变得更加痛苦而压抑。
看着母亲被打得惨状和父亲如疯魔般凶狠的脸,气得我连想都没想,一把推开房门窜了进去,用我细如麻杆的手,使尽吃奶的力气企图拉开父亲死攥母亲头发的手。
我的出现,显然让正打得兴头上的父亲感到意外,他挥舞的手停在半空中,趁他犹豫之际,我死劲拉他的手臂。他对我训斥道:“你走开,这儿轮不到你,回你自己房里去!”
“你把妈妈放了,我就回去。”我对父亲说。
他一听就火了:“你是谁,轮得上你跟老子谈条件。”
我没敢吭声。
“你教育出来的‘好女儿’,敢对抗我。”父亲一手抓住母亲的头发,一手指着我,怒气冲冲地说。
“小小,快回房间去。”母亲流着眼泪,用颤颤巍巍的声音对我说。
“不!”我不停地拉扯父亲紧攥头发的手。
我的固执显然更加剧了父亲的愤怒,只见他不由分说地抡起另一只胳膊,在我稚嫩的脸上,挥手就是一巴掌。
我愣住了,茫然地望了望父亲,感到脸上一阵发麻,伴随着脸部的痛疼,我一下清醒过来,狠狠地对着紧攥母亲头发的那条胳膊,猛然咬了下去。
“哇!”只听父亲一声惨叫,像被黄蜂嗤了一口似的迅速松开抓头发的手,对着我的后脑勺,狠命打了一下,我的脑袋一阵疼痛,松开了嘴。他捂着被我咬痛的胳膊,脸由白转青,由青转紫,没等我回过神,就松开攥住母亲的手,转身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朝我扑来,两只手一下紧攥住我的腰,将我高高举过头顶。
母亲起初一愣,停止了哭声,突然又象明白了什么似的,哭着喊着迅速从地上爬起,冲了过来,紧紧抱住父亲的腰,仰头哀求着对他说:“你放下她,她还小,不懂事。”
此时的父亲早已失去了理智,他对母亲的苦苦哀求毫不理会,继续对着我骂道:“今天我要让你看看,究竟是你硬,还是我硬。”
“妈妈,妈妈!”我似乎感到了自己潜在的危险,不顾一切地在父亲的头顶上空惊惶失措地求救。
“叫什么叫,我要让你知道,你在我眼里根本就不如一棵草。”父亲竭尽所能地骂道:“草倒是可以喂兔喂羊,你还不如一只牲口。养你有什么用。”
“卟嗵!”母亲跪下了,她的神情因焦急而变得极度恍惚,嘴里不停地说:“是我不好,我向你陪不是,你放了她,你不是不知道她有先天性心脏病。求你放了她!”
“求什么求,我今天就是要杀只鸡给猴看,看看以后谁还敢顶我的嘴。”父亲丝毫没有因为母亲的下跪求情而有所动心。
“爸爸,你饶了小小吧,我们谁也不敢了。”兄弟俩先前一定是被吓坏了,此刻,他们也冲进来与母亲一起并排跪在父亲的面前。
“谁求情都没有用,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的话斩钉截铁,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们娘俩给我滚,滚出我家的门,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
他的话,让我的心像一下跌进了冰窟,变得似乎什么也不在乎:
“妈妈,你不要向他下跪,你没有错。”
“乖,不要说什么,他是你爸。”母亲劝说着我,竭力纠正我已被他的冷酷弄得极不正常的思维。
“好啊,你反了是不是,你这个小杂种,今天就让你明白,说这番话需要承担什么后果。”他变得语无伦次,突然把我像扔皮球似地狠狠扔了出去。
瞬间,好似什么都变得无可更改,连恐惧都来不及,我被抛出并重重地一头撞在墙上。
“小妹,小妹。”好一阵杂乱,听见哥哥、妈妈在唤我,其间挟杂着弟弟的哭喊声。
我躺在地,头痛得厉害,寻思着想从地上爬起。
“怎么,你还想硬?”父亲仍不依不饶地对我吼。
“小小,都是妈不好,连累了你。”母亲哭喊着冲到我面前,使劲拉我的手,试图将我抱在怀里。
“你以为装死我会饶过你?”父亲恶狠狠地冲着我说。
“你整天不干活,还要妈妈挣钱养活你。”我仍不肯示弱,小声嘟哝着。
“好啊,你还敢这么对我说话。好,我就让你说个够!”
说罢,他一把将我从母亲怀里夺了过去,对着我就是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拳头:“你给我滚,你们给我滚,滚出老子的家,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娘俩。”
“你要打死她了,你要打死她了。”母亲边喊边扑了过来,兴许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暴徒,女儿倾刻间就会毁在他的手上:“这日子没办法过了,没法过下去了。”她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此刻,父亲的抽打声和母亲、哥哥、弟弟的哭喊声,在这寒冬雪夜,交织成一首凄凉的变奏曲,回荡在风雪交加的整条小街。
一阵晕眩,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痛得像要裂开来一样,伸手一摸,额头用布扎着,于是脑海里浮现出自己被父亲摔出去的一幕。一定是摔晕了,要不,怎么会躺着?我努力睁开眼睛,眼前的一切显得模模糊糊。我用手拭拭眼睛,又痛又肿。模糊中,我看见母亲正两眼失神地坐在对面的床沿上,默默地凝视着熟睡中的弟兄俩,泪,成串成串地跌落下来,嘴里喃喃地说道:“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只能带小小走,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摸摸弟弟的额头。
望着母亲,听着她不断重复的话,我懵懵懂懂地感觉到些什么,“咕碌”翻身下床,赤着脚跑过去,跪着紧紧抱住她的腿,仰头凝视着她。
母亲俯下身,在我耳边轻轻说:“快去穿上衣服,我们走。”语气坚定而有力。
我踮脚跑到床边,拿起衣服,裤子、袜子,以最快的速度穿上,仿佛觉得母亲马上要带我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至于什么我朦朦胧胧。
果然,她走到我的身边,轻轻拉起我的手,在耳旁悄悄叮咛:“千万不要发出声响,跟着我走。”
我乖巧地点点头,忐忑不安地跟着母亲摸索着走下楼梯,经过客厅,跨出门槛时,我忍不住抬头望了望楼上,在雪的覆盖下显得格外安静。方才走过哥哥和弟弟的睡床时,他们正酣然入睡,根本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明天一觉醒来,会怎样想,又会出现怎样的情景?我和母亲一走,带给他们的将是什么,我们的明天又将是怎样的呢?
雪,纷纷扬扬地飘洒下来,母亲携着我的手,在没踝的雪地上踉踉跄跄地走着,远处零星传来几声爆竹声,她说:“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仰头望望母亲的脸,忧伤中夹杂着一种茫然,似伤感,似无奈,似悲愤,似憧憬,无人说得清。但是,我却感到自己此时此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和兴奋。从此以后我不必生活在一种压抑的环境里,也不必忍受父亲对我的的毒打,更重要的是,母亲不必再这样忍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折磨。人,这一生中,也许会有某个目光注定要与你过不去,但我并不在乎,本来我长得丑,平时连愿意瞧我一眼的人也不多,对此,我完全可以装着不在乎。只要不见到父亲那张令人恐怖的脸,我什么都乐意去做。
一阵寒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赶紧用手拉起衣领。
回首望去,厚厚的雪地里两双大小不一的脚印,深深浅浅地印在雪地上,一阵风雪卷来,又将远处的脚印覆盖。雪啊雪,你能覆盖大地上凹凸不平的一切,但你能覆盖住我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吗?风越来越紧,雪越下越大,俩个相偎而行的身影伴着悲凄和孤寂在风雪漫舞中蠕动,那条狭窄的青石板路的牵引着我们,走过一幢幢陈旧的鬼怪似的楼房,一直向前,向前,前方一片白雪茫茫……
我不知道母亲将带我去往哪儿,更不知道哪里才有我的安身之所,我不敢深入地去想,那年开始,我的世界扑朔迷离,有许许多多的事纠缠在一起,串连成一个个结子,就像我行走过过的街道旁的残柳,在昏暗的路灯映衬下,被雪覆盖着的像鬼怪的毛发一般,狰狞地披挂下来。


我的家在钱塘江北岸。
北岸一片平原,偶尔有几座山,在我看来也只是几座小丘陵而已。这里素称鱼米之乡,以盛产丝绸、棉花、粮食为主,出行得靠船,水网纵横。让人称奇的,除了河,还有海,大海在这里永远奔腾不息。水是这里的魂,然而每年一发大水,整个县城就会有一半的地方被淹在水里,因为以小巷串连成一个镇,有些地方,进出的人们就只能划着木桶、小船往返于各个巷与巷之间。我家所幸在上岸,因此,不像住在靠下岸的人家,一遇大水,整座房子就被浸在水里,水淹至膝。上次最严重的一次,大水也仅淹至家门,淹到我的脚面,为此,我多少有点安慰。
我家在这个镇的北边,俗称北广。北广隶属于陵广镇,因为地域方位的关系,被称谓西广、北广、东广和南广。陵广建县至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陵广镇是县城所在地,历史当属十分的古老。从北广到西广大都步行,但也可以坐船。只要坐上二十多分钟便可到达。一条大河贯通都市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与大运河接壤。
站在家门口远眺,可以看到渡口。渡口其实是个简易的码头,每天上上下下将这里的货物运送到别处,又将别处的东西运到这儿,把个渡口弄得热闹非凡,而那些黑不溜秋的煤炭又把整个渡口弄得惨不忍睹。沿河岸,停靠着一艘艘货船。船各种各样,但都不是很大,有时领头的船汽笛一响,后面跟着的几十艘货船的汽笛顺音而响,把沿河两岸的人家惊得都从窗户探头去看。只见齐唰唰地行进在河中央,长龙般的巍巍壮观。站在渡口,隔着一条河,遥望对岸,是一望无垠的田野,几幢民居耸立在远处,各式各样楼房,像大小不一的积木。远处是奔腾不息的大海,拂晓,太阳从海那边升起,金红色的光映得河水波光粼粼;傍晚,夕阳西下,沉入在海的天际,折射出光的弧度。这时,河面河上,海面海上,灯火点点,如星星燎原似地跳跃起来,黑夜如缓缓流动的水渐渐包围了整个城镇,一声汽笛传来,犹如怨妇般长叹,这座被河水、海水包围的城镇,显得更加变幻莫测,深邃而又凄凉。
从渡口上来,要经过一幢幢陈旧的楼房,这些房子经过岁月的洗礼,大都斑驳不已,当你走过这些楼时,很难辨识每一幢房子的年代,它们大都有七十年以上的历史,而且结构风格也差不离。唯有我认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它似乎最不起眼,因为与整条街上的房子相比它显得特别渺小,一个门面的平房,夹在两层楼房的中间,一点也不起眼。屋的旁边有棵老槐树,槐树根斜长,底下搁着许多破砖瓦块,瓦块间竟出奇不意地长出一丛骄艳的红色玫瑰。它位于北广街的中心区位,离繁忙的渡口仅十来步。这条街上的人,都称它为“文化屋”。“文化屋”虽小,但加上文化这两个字就显得格外大,它的门开在左侧,右侧一推到底全是木板,历经风雨的摧残,变成清一色的灰褐色,就像是砂洗的西部牛仔,虽看似陈旧,但极富内涵。
这还不是我的家。我家在它的左侧,顺着青石板往前走,走过三幢房子,便到我家。我家房子和整条街上房子的格局几乎一样,黑瓦粉墙,灰暗的屋顶,两层楼房,瓦上长着开黄花的瓦楞草。进屋子是客厅。客厅面积很大,有五十多平方米,现在父亲将它作了书店。厅内右侧靠墙摆放着一排木格书架,里面摆满了色彩斑斓的小人书,转角而立的书架上则放满了各类中外名著。一张写字桌摆放在厅的中央,上面搁有一只玻璃橱,橱中放着二十几本样书。桌子旁有一只把红木椅子,这是父亲每天坐的地方。开店时,他就把门板拿下来,搁在门槛上当凳子用。很多时候,我会与前来看书的孩子一起坐这门板做成的凳子上,排排坐,吃果果似的埋头翻阅着自己喜欢的小人书。讲实话,尽管父亲整天坐在那里,但忙乎的时间却很少。前来借书的人并不多,三三两两,有时一天也等不到一个。碰上假期会好些,那些放了假的学生便会结伴而来。其中一位花上两分钱,借上一本小人书,同来的伙伴也会借光看,这样一来,两分钱的书有时就会看上三四个人。父亲心情好时,也不计较,遇上心情不好,他就会从第二个孩子手中把书夺过来,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有时,碰上一天没有生意,他一分钱看二本书也借,还自嘲地说:“就当是白看,做好事了。”
走过客厅,过道右侧是阴暗的楼梯间,楼梯下搁置着一只马桶,堆放着几件不常用的物具。再走就是厨房。厨房面积很大,右侧靠墙有一副灶头,灶头上画有几条鲤鱼、荷花等极富当地民俗风情的色彩鲜艳的灶头画。一张陈旧的长桌紧靠右边墙的一端,上面有条不紊地放着墩板、菜刀、剪刀、沙锅等厨房用具,一把小葱随意地扔在长桌脚下,春意昂然地管自生长。屋子中间有一张红木八仙桌,桌子四周整齐地摆放着八只红木太师椅。后墙中央悬挂着一幅据说是明清时期一位很有名画家的画。两边各悬挂着一付对联。联上的字龙飞凤舞,很是好看,无奈我看不懂。我曾经问过父亲这位画家的名字和对联上的字,父亲说,你还小,就算告诉你,一转眼,你准忘。他说得没错,直至今日,我仍记不起这画家的名和对联上的字。因为客厅摆书,这里挂着名贵的画,凡来过我家的人,都说我家充满着一种淡淡的书卷味。
一扇后门,从这里通往我家后院。院子很大,约有二百多平方米,院墙全用大小不一的砖块垒成,地里种着玉米、青菜等庄稼,四周散落着十几棵苦楝树、槐树和香樟树等。有一棵柿树长得特别茂盛,宽大的叶子差不多遮住了二分子一的地,每逢柿子成熟季节,一只只红透的柿子悬挂在树枝就像过节点灯笼一样喜庆,常常引得路人翻墙进院,偷着摘取几个,偶尔让我和哥哥看见,我们就大喊着“捉贼”,将偷柿子的人吓得连滚带爬的翻墙而逃,他惊慌失措的狼狈样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母亲嫌柿树发的太大,遮住庄稼,曾经想请人锯了它。但我和哥哥弟弟谁也不答应,锯了它,我们拿什么解馋?墙角开着常见的凤仙花、鸡冠花、牵牛花。牵牛花纤细的藤蔓从容地攀墙而上,画龙点睛似地将整座院落点缀的很不一般。镇上的人都说我家的地收拾得好看,我想,这全仰仗我母亲平日里辛勤劳动的结果。
楼上有三个房间。两个向南,朝着街口,一个向北,靠着院落。整体建筑面积算起来,上上下下有二百多平方米。
这幢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仔细想来,我的祖辈都是非常勤劳的人,他们不仅会赚钱,也会聚财,打下这片“江山”给子孙住,好让我坐这“江山”的同时,也会怀念他们的功德。不过,他们的想法过份幼稚,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长得啥模样。但这也不好怪我,为什么他们就不留下一张画像,弄得我想痛了脑袋,也想不出他们的模样。
楼上的三间房,挤下了父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个。外加一个寄宿在我家的远房表姐,刚好分配完。父母亲一间,我和哥哥、弟弟挤了一间,表姐住一间,哥哥曾经为分配不公与父亲吵过。父亲说,人总不会年长日久住在一起,总有人先走,那时再给你换也不迟。
想不到,这话说得还真灵,这会儿我与母亲还真离开家了,不知哥哥怎么想。



“谁呀,大清早就在敲我家的门?”楼上有个声音传来,语调中透出少许不满。虽然我年龄尚小,却仍能敏锐地感觉到一丝凉意落进我心里。说实话,昨日到现在我一整天都没进一粒米饭了,又冒着风雪严寒走了近半小时的路,又饥又冷又怕的我,几乎快耗尽了自己体内所有的能量,眼看到达目的地,我在极度的疲惫中强打起了精神。到哪儿都比在家强,在这个强烈的信念主宰下,我满怀希望地站在继妈家的门口。
说是继妈,其实是我母亲的一个小姐妹。母亲平日里和她很要好,她是个很不错的人,长得很胖,皮肤却异常的白。母亲曾经对我说,她有意想把舅舅介绍给她。舅舅在上海味精厂工作,长得文文气气,白白净净。这个事还在议论当中。继妈在一所小学任教。过继时,完全出于偶然,听母亲说我那时特别难管,一生下来就不停地生病,加上左面颊上那块红胎记,可真把她给急坏了,是儿子倒也罢,却长在女儿脸上,让人瞅着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这以后还怎么嫁人呢?父亲整日板着个脸,把原先得个女儿的欢喜,一下变成愁容满面。据说我生下来的许多天里,父亲都不愿再瞅我一眼。为此街坊邻居对母亲说,干脆将我送人得了,免得夫妻俩感情也受影响。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一到深夜,我就哭个不停,将整条街的人哭得心烦意乱。闹得对邻年长的公公长期失眠,无奈之下,他每晚用手杖将自家的地板弄得“咚咚”响,以示对我的抗议和不满。母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却是长着一张让人瞧着害怕的脸或一个常常因受歧视而易激动、充满叛逆性格的我。
然而,谁生养谁心疼,母亲凭着一份对我执著而坚定无比的母爱,在众人的侧目下将我带大,并按照这儿的风俗将我过继给了继妈,说是可以避免许多的灾难,让我顺利成长。这十年,我小小年纪便经历了许多同龄人从末经历过的歧视,我在父亲的蔑视中成长,在众人异样的眼光中慢慢长大,我的心变得敏感,变得忧郁,变得孤独,甚至不愿与人交往。我常常避开众人的目光,在广阔的田野里奔跑,狂喊,与大自然为伴,更多的时候独自一人默默地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望着尺宽的屋檐上方的天空发呆。我讨厌这里的一切,但我知道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幻想着有一天能离开这儿,离开这让我窒息的地方,去往遥远的地方,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一天终于来了,此刻我就站在新生活开始的跑道上,等待着继妈来接我。我就要有饭吃了,有床睡了。我充满了期待。
咚咚咚!等了好久没人下来,母亲便又敲起了门。
“究竟是谁呀?”楼上有人问。
“是我,林玉。”母亲答道。母亲原本姓沈,自从嫁了父亲后,便改随了父姓葛。通常被人唤时,连姓带名,今天她难得自已除了姓。
楼上一阵响动,地板上有“嗵嗵嗵”的声音,终于有人下楼来了。
“吱呀!”一声门开了。是继妈。
“怎么,是你们?”继妈满脸狐疑,我们的到来令她大感意外:“出了什么事?”
“唉,一言难尽。“母亲叹了口气。
“继妈。”我乖巧地叫一声,羞怯地看着她。
她这才醒悟过来,赶紧侧身让我们进屋:“来,快进来,你看我,光顾说话,竟忘了让你们先进来,外边这么冷。”
继妈的家我来过,因此,我对这儿的一切并不陌生。进得大院门,有一个院落,院中有三楼三底,这儿住着三户人家,全是继妈自家族里的人。继妈姓孙,孙家祖上将拥有的这三楼三底分成三份,继妈的祖父得了一份,她的母亲我称她为继奶奶的是个非常能干的农村妇女。因为其父母只生养她一个,故而她是招女婿上门。父母死后,这份家财自然留给了她。继妈是她唯一所生的女孩,我不知道这跟遗传有没有关系。在我眼里继奶奶是个相当不一般的人,精明能干,勤劳持家,因此把个家安排的井井有条,虽不富裕,但也温饱有余。当我读过《红楼梦》后,内心就暗自将她比喻为“王熙凤”。
我和母亲在堂屋的一张方桌前坐下。这是继妈家用来吃饭的地方,屋内右侧杂乱无章地放着一些的东西,麦秸柴、树根、农具等等,一张破旧的四方桌紧挨着一排木格子长窗,窗户上镶嵌的牡蛎壳全脱落了,风从缝隙中吹进屋,将粘贴在屋内墙上的一张年画掀起一只角,“啪啪”作响。右侧的楼梯旁,两条长板凳上搁着一付樟木棺材靠墙而立,这棺材是继奶奶的母亲,也就是我称她为继太太的,它的年龄比我还大。早做棺材说是这地方的习俗,这样可以冲冲霉气,尽管我心里觉得没必要,但这是习俗,并不是你个人的好恶所能左右的。继太太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但身体仍很健朗。她是个慈祥的老人,每次上她家,总留着我爱吃的糖果。
我就着忽暗忽明的煤油灯,听母亲对继妈简明扼要地诉说完这次的来意。
继妈听罢,并不马上表态,只是拎起桌子上的热水瓶,往碗里倒了些水,递给母亲说:“你们先喝水,我上楼去去就来。”
继妈在楼上的这段时间,我感到特别漫长,刚才还充满希望的我,此刻变得有点忐忑不安。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看得出来母亲也有些心神不定,大约过了约莫半个小时左右,楼上响起脚步声,“的笃的笃”地板上有两个人的脚步声,我想,一定是继奶奶也下楼来了。
“刚才我还寻思着,今儿个哪门亲戚这么早就给我拜年,原来是你们娘俩啊!”人未近,声先闻,几秒种的功夫,她就站在我身旁,露着一脸的笑,又用手充满慈爱的摸了摸我的头。
原本我想叫声“继奶奶,”可不知怎么,我的嘴张了张,愣是没叫出声来。
母亲一脸的尴尬,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真不好意思,这种日子来打扰你们,实在是万不得已,要不,我也不会走这步路。”
“走不走这一步路倒没关系,问题是我们收留了你们母女,别人怎么看我们。”她的说话很直率,以退为攻。
母亲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此刻,她一定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哪怕只有一丝缝:“这跟你们没关系,只要一找到住处,我们就搬走。”母亲实在没地方可去,只好忍气吞声,打落门牙往肚里咽。
“妈妈,”继奶奶的一番话,让继妈感到难堪,一时间,她插不上一句话,再说就算插了又有什么用。看到我母亲涨得红一阵白一阵的脸,她斗胆地插了一句:“她们也累了,有话等天亮后再说,好吗?”
“喔,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要不你丈夫怪罪下来,我们还真没办法。也请你理解我这番话的用意。”继奶奶对母亲说。
“我理解,我理解。”母亲连声应付着。
我的心有点隐痛,不明白平日里看似好好的继奶奶,今日怎么会变得让我不可思议?
“妈妈!”我茫然地唤了一声,过度的疲惫和紧张已经将我搞得再没有了来时的激动,而且感到继奶奶有些话比父亲更让我可怕。
“你们也累了,这样吧,还有几个小时天才会亮,小囡跟你睡。”继奶奶对继妈说:“林玉跟我睡,天亮后,再给她们安排住处。”
就这样,我被继妈抱上楼,极度的困乏让我无法再多想,我疲备不堪地枕着她的手臂沉沉地睡去。

等我醒来,发现整个房间里只有我孤独一人,一缕阳光透过木格窗的缝隙照射到我脸上,很刺眼,便翻个身躲开了它。我对任何一种细微的变化都很不适应,开始认真地打量着这儿的陈设:三张床错落有致地安置在各自瞧着舒适的方位,我睡的床靠在窗口,继奶奶的在我对面,而继太太想必考虑她年龄的关系,她的床就安排在楼梯上来的门侧。整个成四方形的房间,中间只摆放着一张陈旧的梳妆台,旁边搁着一叠樟木箱,一根裉了色的红头绳系在箱子的铜拉环上,在光线的照射下依稀可以看出它的本色。家具不多,房间就已经显得很狭窄。与隔壁紧邻则用纸糊的芦苇杆编成墙间隔,上面仅用旧报纸粘了一下,因此,谁家放个响屁,都会听得清清楚楚。环顾四周后,我忽然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心中突然升起一种不安全感,就直起喉咙喊起来:“妈妈,妈妈!”
“喔,你醒啦。”一阵急促地脚步声,继奶奶如烟似地从楼下跑了上来。
“妈妈呢?”我边穿衣服边问。
“你妈妈找工作去了。”她说着,一把将我从床上抱起放到地上:“赚钱才有饭吃呀。”她认真地教导我,并携着我的手下了楼。
她带我去厨房洗漱。厨房在左邻厨房的旁边。我穿过邻居家的客厅,进了厨房。厨房不大,摆有一口大水缸,一副灶头,一张小桌子。桌子很陈旧,上面有几个大小不一的洞。我拿起一只用葫芦做的水瓢,舀了一瓢水,喝一口,扬起脸,让水在喉咙咕噜噜响了几下,然后吐在厨房外小天井的排水沟里。接着,用瓢里的水,倒在木盆里洗脸。
当我做这些事时,继奶奶站在旁边盯着我,见我很自然,就说:“人长得难看,做起事还不算太难看。”并吩咐我用水要省,因为水要到离这里较远的河边去挑。她家没男人,继爷爷去世已快十年了。这口缸的水全靠借宿在她家的一位远房亲戚挑。说起亲戚,我想起刚刚下楼时,搭在楼梯口的一张小床。一定就是她说的那个亲戚睡的。
饭桌上留着早餐,我一坐上去,就觉得自己饿得发慌。一瞧,有咸菜、稀饭。不管它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时候只要能吃的东西,就比山珍海味都好吃。一碗,一碗,又一碗……我都数不清自己究竟吃了几碗,仿佛要把这两天来欠的全给补上,直吃到继奶奶在旁边盯着我发呆。我这才抹了一下嘴,拍拍肚子,心满意足地下了饭桌。然而,我不知道,真是我这顿早餐,让我和母亲成了在她家吃的“最后的晚餐。”
“你回来啦,工作找到没有?”继奶奶笑眯眯地与母亲打着招呼。
“还算顺利,只是远了一点,离这儿有三里地。”母亲兴奋地答道。
“在哪儿,做什么工作?”
“就在西广镇上,干老本行,缝衣服。”妈妈说。
“这下好了,有个工作,就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了。” 继奶奶用相当温和的语气说:“小囡妈,是这样,有件事我想与你商量一下。”
“什么呀,你说好了,还说商量,我都非常过意不去了”。母亲说。
“本来,我们说好的你娘俩搭伙在我家,刚才我想想,实在有些不妥当,小囡人小,吃的少,我家几个大人都是大食客,吃起来多。这对你们不公平,所以,我合计一下,还是你娘俩自开伙仓,这样对大家都合理。”
“不是说好的吗?我每月交你多少钱,你负责给我们吃就行,大家有啥吃啥,不计较的。”母亲想必没领会她的真实意图,依然客气地说着。
“看你说的,我们怎么能揩你油呢。就这样定了。”
她的突然变卦,让母亲来不及思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先是愣了一会。接着只好说:“那好,那好,恭敬不如从命,既然继奶奶这么说,自有一定的道理,咱娘俩就自开伙仓吧。”
到这时,我才心里明白,是我刚才的那餐饭吃得吓坏了继奶奶,她才给我们下了最后的通牒。
就这样,我们重新被安排自己开伙仓,同时被安排在靠长窗的那张破桌上吃饭。因为事先没有准备,那顿饭的米是向她借的,也就没有一点下饭的菜。更因为没有多余的凳子,我们就在破桌旁站着吃。隔着过道望望继妈家的桌上,发现她家的菜也很简单:一盘炒青菜,一碗咸菜豆腐汤。不过这对我每顿只吃白饭的人来说,已经够奢侈了。站着吃饭让我感到浑身上下不自在,想起家中那把我吃饭时坐的老式太师椅,感觉就像从天上掉到地下,有点像富家小姐沦落成丫环,寄人篱下的滋味让我很不好受。
傍晚,继奶奶将我和母亲安顿在楼下的过道搭铺睡觉。过道的右侧靠墙是只棺材,左边就是她家吃饭的桌子,仅留的过道搭一张床显然不够,于是,我们只好将床紧紧地挨着那只棺材。白天拆铺,晚上搭起,天天如此。
那晚,我与母亲并排躺在与棺材摆放得一样高度的床上,任凭夜色将我们渐渐地笼罩在阴暗里。冷飕飕的风从木格长窗的缝隙吹进来,冻得我们直打哆嗦,黑暗中,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又似乎感到什么都说了。
过一会儿,我用手摸一下身旁的棺材,对母亲说:“妈妈,我觉得自己就像躺在里面,很闷。”又问死是不是就像现在我躺着的情景。
我的话,让母亲吓一大跳,她捂住我的嘴,带着埋怨的口气说:“小孩子家,别乱说。”又告诉我生与死是绝对不一样的,并严肃地告诉我,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想到死,她生我的目的就是让我好好活,只有活下去才是她的乖孩子。
听了她这番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黑夜带给我的感觉很噪杂,并且危机四伏。
“吱吱吱,吱吱吱!”是什么声响?我头顶摆放着的一堆麦秸柴中有什么在叫,这幢被黑暗笼罩的房子里,所有明亮都已隐退,唯有无尽的黑色涂满了我的心灵,黑暗就是代表恐怖,那是我童年与少年时代的体会。
“别怕,是老鼠的叫声。”母亲安慰着我,伸手将我一把搂进她的怀里。
“卟嗵!”又一声响,一阵脚步声在我们床边风也似的掠过。
“妈妈。”我害怕地朝母亲怀里拱了拱。
“是猫,它在抓老鼠呢!”
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不习惯,离家出走后的第一晚,我与母亲都难以入睡,我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我只知道自己的脑海里不止一次地出现家里那张被褥铺垫的软软的床,床头挂着哥哥给我做的像框,框里夹着我梳着羊角辫,大拇指杵在嘴里咬得起劲的像片。而我现在睡的床是用稻草铺垫的,翻一个身,就会发出瑟瑟索索的声响。伸手可摸的是只棺材。我的眼前老是晃动着哥哥和弟弟的身影。我仿佛听到哥哥在急切地叫喊:“小小,小小!”一会儿,又听见小弟在哭喊:“妈妈,妈妈!”我翻来覆去,似睡非睡,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出来几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家做作业,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你这小人精,怎么躲在这里,让我好找。”
一时,我紧张到无话可说,目瞪口呆地望着他,神情比见老虎还可怕。
“你妈呢?你快跟我回去吧。”父亲说着,就用手试图来拉我的手。
我下意识地摆了一下,将手藏到背后,两眼直直地看他一眼,又将目光闪避到地面。
“走吧,随我回家。”他边说,边过来拉住我的手:“住这儿总不是个办法,再说要被人耻笑的。”
“不,我不回去。”本来我并不打算对他说什么,况且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势单力薄,要是被他死活拉走,我怎么办?可一听“让人耻笑”这几个字,我耳边忽然响起好几次继妈家门口,几个邻居对我指指点点说些很难听的话。一阵被压抑的屈辱突然像被掀开似的一下爆发出来:“耻笑?我被人耻笑惯了,我已经变得不知道什么叫耻笑了,我不怕别人耻笑。你回去吧”我使劲抛开他的手。
事情原来远没我想像的那么简单,我以为逃出来了,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想不到父亲压根就不放过我们。
这时母亲下班回来了。
一见父亲,她先是愣了愣,而后走过来,对着他战战兢兢地问:“你,你来干什么?”
“干什么?来看你丢人现眼,你把我的脸面都丢尽了。”
“说我丢人现眼,那你还来这儿干啥?”母亲显然很生气,说:“从今往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自己吃自己碗里的水,这行了吧。”
“你现在就跟我回去!”父亲用命令式的口气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是我老婆,不管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人,孙悟空再厉害,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他一边说,一边走过去抓母亲的手。
“我不会再回去!”母亲这么说:“再说你也不是如来佛。”说罢,一下他的手挡了回去。
“你回不回?”
“不回!”
此时正值中午时分,人们都从地里干活回家吃饭,看到这种状况,便围观过来。
“你们大家评评理,她把两个孩子扔在家里,自己跑了出来,叫她回去,她死活不肯。”父亲理直气壮地对围观的人说。
听说母亲抛下自己的男人和两个男孩不管,偷偷跑出来。人群里就七嘴八舌说开了:“你也真是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个男人也就只好认命,他让你死,你就死,让你活,你就活,那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
母亲一听,就委曲地哭诉道:“可他动不动就将我往死里打,这日子怎么过?”
  有人说:“那怎么让人受得了,回去还不照样挨打;可总是不回去,这年头老呆在别人家也不是个办法。”众说纷纭,临了,就是劝说母亲随父亲回家。
“怎么啦,怎么啦,”远处传来继奶奶的大嗓门,想必是她看到自己家门口围了那么多人觉得奇怪:“看什么呢?”
她挤进人群,才发现被众人围得水泄不通,看西洋镜似的,原来是借住在自家的母女俩。马上感到不妙,就拉起大嗓门说:“都给我走开,夫妻吵架有什么好看的,哪家的夫妻不吵架,大惊小怪!她们母女俩到我家做几天客,这有什么,哪家没个亲戚朋友走动走动。”
“他要她回家去。”有人告诉继奶奶。
“你也真是的,她们在我家做几天客,用得着你这样兴师动众吗?再说夫妻吵架也是常事,怎么可以打人呢?”继奶奶对着父亲嚷嚷,听起来很在理。
“我只是让她们回去,现在你留她们在你家住,她们也就顺着竹杆往上爬,不知天高地厚。”父亲毫不相让,话里透着埋怨。
“你这话说得像啥呀,难道说是我留得不好,再说,昨天我们还聊起他们娘俩回家的事呢。”继奶奶以退为攻。
“是吗?咋就不见娘俩回呢?大约是你想留她们不走了吧。”父亲步步紧逼。
“你说的是什么话,你如果对她们好,她们母女俩会在冰天雪地里跑出来?在此之前,我还真以为是你妻子不好,今天见你,才明白原来你是这么个无赖。”继奶奶被他的话惹火了,毫不客气地骂起父亲来。
这可把父亲气坏了,碍于面子他不再跟继奶奶吵,只见他转身用手指着母亲责备道:“就是你,才让我在这儿受人骂,我不会放过你,咱们走着瞧。”说完,面红耳赤地走了。
我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坐在门槛上发呆,他的野蛮常常让我猜测祖辈们的行为。
父亲的祖上据说是从太原迁移至天台的,这一支当属书香门第。一直不知繁衍了多少代到我父亲祖父的祖父那辈才移迁到葛云县。并且以经商为业。我的祖母是个颇为能干的人,祖父去上海开酱园行,她就在自己的小镇上开茶馆。由于她的精明能干,把个茶馆开得远近闻名,方圆几十里的茶客不管风吹雨打,酷暑严寒,每天都会准时来。祖母那张嘴就像一只会唱歌的黄莺引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着她团团转。到我父辈这一代,祖父就把家业交给了我的大伯,也就是我父亲的哥哥。父亲的哥哥,为人忠厚,孝顺父母,自从这一份家业托给他打理后,他就再很少回老家。难得回一次老家,也是特地来探望母亲和自己的弟弟。
父亲从小就被家人宠得娇生惯养,成了个眼高手低的人。他风流成性,喜欢结交朋友。他曾经说:“我的兴趣有点自相矛盾,读的是理工科,却喜好文学,迷恋京剧,喜欢民族乐器,也喜欢西洋乐。性子急,做事没长性。”在我看来,他唯一的专长就是吹得一口好听的长笛。吹时,总挑在风清月白之际,悠扬的笛声带着一种忧郁在夜幕中回荡,听得整条街的人都有点发呆。他除了读书外,其余的时间都用来结交狐朋狗友,玩弄那些别人看来根本不务正业的事情。母亲与父亲是在十六岁时结的婚。二十一岁上生得孩子。父亲比母亲大五岁,父亲属兔,母亲肖猴。哥哥出生之前,他在上海做事,出去时听说为了怕他挨饿,祖母特地在他的棉衣夹层里缝满了钞票。这下可好,需要时,他就从里往外抽一张,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好像他的棉袄就是一件专长钞票的魔衣,弄得那帮狐朋狗友跟在他身后乱哄哄。可好景不长,不到两年,他就被一心想成就一番大业的祖父赶回了家。祖父对祖母说:“这个小儿的个性,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发挥得淋漓尽致,惹出了旁人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归纳起来有八个字:做事不力,败家有方。”想必是祖父怕他时间呆久了,会做出更加出格的事情来。
祖父以为他回家后可以有所收敛,殊不知,他反倒变本加厉,更无法无天了。原因是,祖母对我父亲的做法,不仅不反感,反而越加纵容。她对祖父说:“办大事情的人就该如此。”她觉得小儿子天性聪明,长得风流倜傥。朋友越多越显示出儿子的能耐,也说明自己教子有方,广结人缘。于是,上上下下的人整天宠着他,让他东游西逛,整天做着不着边际的梦。
祖母以自己经营茶馆之道,管理着一个家庭,教育着自己的儿子。我想,兴许正是在她的这种为人乐施的待人理念影响下,我祖辈的事业才发展得有声有色,成为当地在上海发展较为成功的酱园业主之一。然而她却偏偏没意识到,她教育我父亲的方式并没有让这个家得到好处,至少她没有,我也没有。
当晚,母亲和我谁也吃不下饭,父亲的行为让母亲伤透了心,我隐隐约约感到,父亲的出现打破了我们正日趋平静的生活,同时也觉察到,我和母亲已经不可能再住这里了。那天过后,我发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许多。我变了,变得敏感,变得忧郁,变得沉默寡言。我以为离开那个令我讨厌的家就不会再去想它。离开那个让我害怕的父亲,就不会再见到他。然而,寄人篱下的生活又让我不止一次地想我原来的家。不管怎么说,自己家里再穷,总是自家的窝。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有时想想,真不如不出来的好,我以为逃出来后,就能躲避父亲的打骂。未曾想,父亲仍不放过我们。而且社会上一种似乎比父亲的暴力还要厉害的一股势力正有意无意地向我们包围过来,让我喘不过气,让我和母亲无所适从,让我们觉得无处躲藏,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不得而知。但我却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从我与母亲走出家门时就紧紧地跟随着我,是我的年龄太小理不清,还是这世界上本身就存在着一种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谁也无法左右无法实现或者放弃的事,我感到自己的内心被一种无形的东西紧紧攥住,绵绵又无期,痛苦而忧长。
夜里,我躺在母亲的身旁,听着黑暗中发出的各种恐怖的声响,再次用手抚摸着棺材,忧伤地对母亲说:“妈妈,我真想躺在这里面,或许就没有烦恼和忧伤了。”
母亲紧紧地搂着我,哭了。



第二章



几天后,母亲在离继妈家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幢两层楼的居所。屋子的主人以前是开香烛店的,去世已久,留下的遗孀为养活自己,进城里给人家做保姆去了。“树倒猢狲散”。他的多个子女也被送人的送人,嫁人的嫁人,做工的做工,只留下这座空房子。管钥匙的人说,不收我们房租,反正房子闲着也是闲着,有人住比没人住要好,每天打理,房子也不容易坏。母亲借到这房子时,激动得差点哭出来,说好人有好报,日后有机会一定好好报答这户人家。
搬出继妈家时,继妈的眼里闪着泪光,她是个心肠很好的女人,我很喜欢她。走时,母亲对继奶奶千恩万谢,还让我向她叩头表示感谢,我很听话地照着做了,尽管我的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屹立在河边的新居让我有了不同以往的感受。这两楼两底的房子其实我们只用了一楼一底。从家里逃出来时,一双筷子也没拿,母亲说,只要是我父亲家的东西她一点也不感兴趣。对她这种说法,我自有想法,她的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我认为,还有一种原因是她根本不敢拿。她太清楚父亲的脾气,拿了恐怕这辈子都无法与他弄得清楚,搞不好还会说她偷窃什么的,到时候不定弄出个什么事情来。
母亲将楼上临街一房作了卧室。房间的格式大小与我家的差不多,靠街一排木窗,几尺宽的街道,屋檐对着屋檐。晾衣服时,家家都把竹秆搁至对邻的窗沿上,风一吹,就象几十面彩旗招展。一张老式的雕花床,床很大,我和母亲睡。床头边放着一张樟木写字台,一把椅子,一个大衣橱靠墙而立。底楼有灶头的一间作了厨房兼吃饭的地方。一张四方桌,四条长板凳,一只斑竹碗厨,全派上了用场,这回我不用再站着吃饭,从继妈家出来,我感到一种莫妙的快感,有种好像重新做人的感觉。
我的老家在河的上游,住的新居在下游,相距并不远,大约十来分钟左右。母亲忙着清扫,我闲来无事就搬个凳子放在窗前,跪在上面,看着河中来来往往的船只,一边慢悠悠地将炒制的毛豆扔进嘴里,然后细细地咀嚼,再扔一粒到嘴里,再细细地咀嚼……。河水是清澈的,鱼儿在欢快地游来游去。对岸有一大片竹林,风一吹,成片的竹林哗哗作响,我感到自己犹如那片林中的竹笋,满怀着冲破酷冬喜迎春天的喜悦。
我对事物的认知来自于一种永远处于朦胧状态的感悟。那天,我放学后背着书包兴冲冲往家赶,一般来说,我回家的时间很准时,绝对不会在路上担耽搁。自从父亲找过我们后,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要我放学后一定赶紧回家,尔后拴上门,谁来也不许开。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破例。
青石板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块块地晃悠过去。走着走着,我忽然感到自己的身后有双眼睛在窥视着我,但我仍不敢减慢步履。直至到家,打开门进屋,这双眼睛才会在我背后消失。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有时,我会突然停下脚步,猛一回头,我以为我会看见那双眼睛,但让我感到失望的是,那个我感觉中的影子却始终没有出现过。但又时时感觉到它的存在。我没有告诉母亲,在我的潜意识里,如果对她说了,她肯定会为我担心,我不想这么做,再说我不知道这个影子究竟是谁,到底真的存在还是不存在。我觉得自己应该为母亲分担一些什么,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对她说。
一天,当我快到家门时,一个影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用整个身子堵住我,铁青着脸说:“总算找到你了,现在跟我回去吧!”
是父亲!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想必我一直感到自己背后有双眼睛是他?!
“你快跟我走。”他又说。
我什么也不答,企图转身就跑。但父亲一把拖住我,并用力将我拉到他面前,两眼死死地看着我说:“怎么,又想跑?”。
我急了,挣扎了一下,没好气地说:“你就不要再打我主意了,我真的烦透了。”
“你烦,我还烦呢,今天你就跟我回去。”他命令似地说。
“不可能,我不会回去的。”我说。
“那好,你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说着,他一把拦腰抱住我,将我扛到他的肩上拔腿就跑。
就在这时,突然,一个身影挡住去路说:“你放下她,。”
父亲显然被镇住了,他扛着我,站在原地一时没动,我在他背上,迅速朝那人瞟一眼,发现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只见他像电影中的武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副不容侵犯的样子,理直气壮地站在我们面前。他用自己魁梧的身体挡住父亲的去路,神情显得不容置疑。
父亲显然被镇住了。愣在那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有话可以慢慢说,你放下她。”班主任口气软中带硬,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
“要你管什么!”父亲显然清醒了过来,对他说了一句,仍扛着我拔腿就朝前跑。边跑边嚷嚷:“你滚开,你还想干什么,你把我的家庭搞成这样,你还有脸跟我说话。”父亲怒气冲冲地说。
什么?班主任把我家搞成这样?我不明白父亲在说什么,听了很觉奇怪,也非解。



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我上一年级起就认识。如果不是他,我恐怕还没机会坐在课堂上读书,因为当时我家穷,哥哥读书后,家里就再没钱供我读书。是他发现了一直躲在教室外听课的我,才带我去见我的父母,而后我才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在我眼里,他是我的救星,我的启蒙老师。他为人正直,善良,富有同情心,也有才华,写得一手好文章,并且喜欢音乐,更为重要的一点,他长得非常英俊。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下,长着一张英气勃发的脸,一副玳瑁眼镜架在笔挺的鼻梁上,更显出他的清秀和儒雅。给人一种活泼而不失稳健,聪明而不失谦逊的感觉。他就借居在那间“文化屋”里。确切地说,因为他,那屋才有了这个涵盖面大又极富诗意的名字。也因为离我家近,自从我在他班上念书后,他偶尔也上我家玩。
我的兴趣是唱歌、跳舞。然而,自我懂事起父亲就明确告诉我,唱歌、跳舞对我不合适,我明白他说的意思,是因为我脸上那块胎记的缘故。他的话,让我感到很自卑,此后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躲避音乐舞蹈与我相联系的机会。然而当我上小学读书的第五天,班主任就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慎重其事地对我说:“每个人都有享受音乐和热爱舞蹈的自由,你的嗓子很好听,很有天赋,舞也跳得不错,想唱就唱,想跳就跳,谁也不能剥夺你想唱歌跳舞的权力。”
“我,我不适合。”我脸涨得通红,低头绞着手指,自卑地说。
“谁说的,心里想唱就要唱出来。”他还说:“人的美更多是来自于心灵,它和外表美不美没有太大的关系,唯有心灵的美,才是最美的。”听罢,我似懂非懂,从那一刻起,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有小鸟飞翔的天空。上音乐课时,我开始胆怯地举起手,站在同学面前放歌。
不久,学校举行“国庆学生联欢会”,班里组织排练大合唱,班主任竟破例邀我担任全班的领唱,那首歌叫《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知道要担任领唱,我心里又高兴又害怕,因为脸的缘故,我从没有真正在众人面前抬起过头,走路也从不敢正视别人,这回要我在全校师生面前“献丑”,这种恐惧弄得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我跑去办公室找班主任,对他说:“我不能上台领唱,你让我排在队伍里参加大合唱。”
班主任看出了我的顾虑,他说:“你的嗓音最适合担任这首歌的领唱,你会让自己变得很漂亮,也让大家感觉你很漂亮。”接着,又说了许多鼓励我的话。
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走上舞台。那一天,母亲似乎比我还高兴,她为了将我打扮得好看些,特地用白色的纱布条,在我的长辫子上扎了一对跃跃欲飞的蝴蝶结。一袭白色的连衣裙,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一双黑色的新布鞋。当我站在舞台上用稚嫩而高吭的嗓音唱出第一句歌词时,内心充满了激动:“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地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唱着唱着,我忽然感到天是那么的蓝,同学们是那么的可爱,世界变得是那么的美好。我仿佛看见班主任在台下聚精会神望着我,当我演唱完走下舞台时,他快速挤过纷乱的人群,一把将我拉到自己的面前,激动地连声说:“好!唱得真好!”
这次演出,我们班居然夺得全校第一名。当我放学回家将喜讯告诉母亲时,她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欣慰说:“太好了。”
哥哥也夸奖说:“小妹的嗓音是全校最好的,她唱时,底下的同学和老师都这么讲。”
父亲在旁闷头喝着酒,听着大家的议论,表情显得很复杂。
不管父亲怎么想,我觉得自己第一次这么高兴。
夏天的夜晚,我所居住街上的人,都像摆龙门阵一样地聚集在家门口纳凉,人们穿着上白下黑两种色彩单调的上衣和短裤,手里摇着芭蕉扇,狭窄的青石板街上,散发着人们劳累一天后的疲惫和阵阵汗水的酸味。整条街犹如一个大杂烩,有人谈论着东家长李家短的锁事,也有人在讲述着孤坟野鬼的故事,班主任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小朋友,他先是给大家朗诵自己写的诗歌,然后指挥大家在他美妙动听的口琴声下,合着旋律齐声唱着歌。口琴这玩意儿很实用,带着方便,吹起来也好听。我一听他吹口琴,就会完全置身于那种忘我的气氛中,左手击着右掌心,人站得笔直,昂首挺胸,引吭高歌,神情活像舞台上的歌星。
慢慢地,我发现,只要我一唱歌,半条街的人都会停下在说或正在忙碌的事,凝神地听我唱歌。完了,有人就说:“你说,这上帝也真是,这么好的嗓音,怎么就偏偏赐给她一张难看的脸呢?”
“这有什么,俗话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嘛。”
“唉,嗓子不好也就让她死了这条心,你说,现在她唱得那么好,明摆着不能去当歌星,怪可惜的。”众人七嘴八舌。
听到这些话,我先是难过,而后是泪光闪闪,我知道,他们说得都在理,可我却不能没有音乐,也不能没有舞蹈。因为我的丑陋,谁也不愿意跟我玩。我孤独、寂寞、唯有音乐可以陪伴我,唯有舞蹈可以无须与人交往而渲泄出我内心压抑的痛苦和对人生美好生活的向往。
“别听他们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路走,再说你长大后兴趣也许也不在这儿,如果还喜欢,自然可以继续唱下去,跳下去。现在你怎么高兴就怎么唱。”班主任手里拿着口琴,对着眼泪汪汪的我说。
是同情,还是怜悯我?反正班主任上我家的次数渐渐多起来。很多时候,放学时,他会带我一起回家。渐渐地,我从他与我母亲的对话中了解到他个人的一些事。那天,他来我家,教我做功课。
“你多大了?”母亲笑眯眯地问,手里不停地搓着衣服。
“二十六岁。”他腼腆地坐在桌子旁,转头对着母亲说。
“有没结婚?”
“还没有。”
“有女朋友吗?”
“有!”
“在哪儿呢?”
“河南。”
“离这儿很远吧?”
“有点。”
“什么时候结婚?”
“还没定。”
“像我们十七岁父母就包办结婚,二十一岁生了孩子,你今年二十六岁,算是大龄了,赶紧办掉,也好有个照顾。”母亲关切地说。
“那倒也是,我也想把事情办了。可工作才两年,经济上不宽裕,积蓄些钱再办。”他说。
“你父母亲呢,他们不帮你?”妈妈问。
“他们相继去世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母亲惊异地望了他一眼,若有所思地说:“他们是怎么死的呢?”
班主任听她此话,眼朝我母亲瞅了一下,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一言不发,赶紧晃到别处去了。
我抬头望望他,又瞅一眼母亲,只见他眼睛里透着一种不可言说的痛苦和无奈,而母亲的眼睛露着惊讶和怜惜。不知怎么,我的心似乎与他靠近了许多,甚至觉得他比我还可怜。
多一份了解,也就多一种默契,以后,他常常来我家,有时给我补习功课,有时陪我练习声乐。父亲对他的到来似乎也不反对,碰上吃饭时间,就会主动留他吃饭,而他兴许为了上一顿的饭,下次来时,就会买上瓶好酒送给父亲。母亲自从知道他的身世后,对他似乎格外照顾,看他衣服破了,就让他拿来洗后为他补,有一次他因为身体不好,整整两个星期没上我家,母亲就会烧上稀饭让我送去。父亲也亲自去他住宿探望。这种来来往往的友谊大约持续了一年,一天,班主任因父亲之邀来我家喝酒。两人喝着喝着,突然,喝得醉熏熏的父亲,冲着班主任就破口大骂说:“你这个不要脸的人,经常上我家来怕是看中我家什么了吧。告诉你,以后不允许你再上我家来。”骂完,又指着我说:“不许跟他再来往,要不,我打断你的腿。”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样骂他,更不知道班主任做错了什么,惹得父亲不容许我与他交往,我胆战心惊地半张着嘴巴不知所措地看看父亲,又望望班主任。
在旁的母亲一听,脸色显得很难看,她竭力拉着父亲差不多要挥到班主任脸上的手,带着一脸的羞愧和歉意对班主任说:“你可千万不要介意,他爸是喝多了,才说些不着边际的话,醒了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起说些什么。”
“谁说我醉,我可没醉,”父亲两眼醉意朦胧地瞧着母亲:“我看是你醉了,而不是我醉,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对他那么好图得是什么?!”
“真的对不起。”母亲转过头,对着刚才还喝得兴高采烈现在听得莫名其妙的班主任不停地道着歉。
班主任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俩,显然他还无法适应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不管怎么讲,他参加工作才两年,十多年的读书生涯给予他的恐怕只是书本上的东西,对社会这个大课堂上的这本杂书,他恐怕一时也难以读得懂。
父亲说班主任看中了我家什么?我家有什么让他看得中的,还要打断我的腿?还说母亲对他怎么好?与母亲又有什么相干?大人们的话真难懂。可我感到父亲对班主任说这样的话,让我很没面子,我忽然觉得自己应该挺身而出。尽管听不懂父亲说的话,但我从母亲的神情中读出了“不可以”这几个字。于是,我朝父亲理直气壮地说:“爸爸,他是我老师,你不能这么说他!”
“滚一边去,什么老师,他是只老虎你懂不懂,要吃人你知不知道?”父亲眯着充血的眼睛,凝视着我:“以后再不许与他来往,听明白没有。”临了,又转过头对班主任说:“今天我摆的是鸿门宴,以后不许再来我家。”
班主任是只老虎,要吃人?他想要吃谁,我怎么就不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只见班主任俯下身,对我苦笑了一下说:“你不必害怕,我以后仍会来看你。”然后对我母亲点了点头:“我没事,我不会因为这个而不上你家来。”并向母亲表示爱吃她做的菜,就脸色难看的走了。
打那以后,班主任很长时间都没来我家,但我隐约感到他对我的关切似乎比以往更多了。而父亲表面上看去好像真的平静了许多,也从不提起班主任。看似平静的两个人,越是将我的内心扰得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样。
一天,班主任将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最近你好吗?”
见我沉默不语,又说“是不是你父亲又打你了?”这一问像是触到我的痛处,心一酸,就像见了亲人似地:“哇”眼泪如拧开了的水龙头,哗哗地流下来。见我这般模样,他彷佛明白了什么,微笑着对我说:“放学后,我带你一起回家。”
一路上,我的心情很复杂,和他在一起我感到自己很开心,然而一想到见父亲后又会生出许多不安和恐惧来。我不知道,父亲见到后是骂他,骂我,还是骂母亲,这些对我这样的年龄来说,无疑是个迷。
“你来了。”父亲见我们进去,说了一句。此时,他正坐在书店的椅子上,无聊地抽着烟。
不知道他这句话是针对我说,还是对班主任说,我觉得他好象并不针对我,又好像也不针对他。我和班主任相互望望都从鼻孔里冒出个:“嗯”。
父亲真忘了以前说过的话?还是觉得他的到来让自己感到有点自尊?我不得而知,但接下来的事更让人匪夷所思。
“班主任,今晚你就在这儿吃饭吧,我们俩好久都没聊天了。”说着,他径直走到楼梯口,直起嗓子朝楼上大声喊:“小小她妈,你赶快下来,烧两个菜,班主任老师在我家吃晚饭。”
父亲这么说,真出乎意料,我的心中不免有点忑忐不安。
晚餐前一切都显得很平和。父亲请班主任在厨房的餐桌上入坐,又亲自给他泡了一杯茶。母亲在灶前忙碌,我一边做作业,一边警惕地偷听着他俩的谈话。
“最近课程安排的多不多?”父亲问。
“老样子,主要是班级里杂七杂八的事,总忙不完似的。”班主任平静的口气,就像从来没有领教过他对自己的侮辱。
“不像我,摆个小书摊赚不了多少钱,玩玩而已。”父亲笑着说。
“那也不好这么说,总是一份工作,再说,小朋友放学后有个好去处,也算是你的一大贡献。”他安慰着父亲,倒像自己是他的顶头上司,给他适时的“奖励”。
“我这人还能干什么,一样本领也没有。”
“开书店没什么不好,如果我不读师范,大概也会开书店。”班主任这么说着,端起酒杯“呷”了一口。
“知音哪,我就说,这镇上数你我最谈得来,其他人都不能算数,正是英雄所见略同啊。”父亲兴奋地有点夸夸其谈。好似他俩从来没有过不愉快,从来没有脸红过,有的只是友情和志同道合。
“来,来,来。”母亲将一盘西红柿炒鸡蛋摆到桌子上,看得出来,她对他俩的重归于好感到由衷的高兴:“没什么好菜,将就点吃吧。”
父亲对孩子的教育恐怕与人不同,我和哥哥、弟弟、包括母亲,从不允许与他一起同桌吃饭,唯有等他吃完后,方可上桌吃。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但我不信,宁肯相信是我父亲自己订的狗屁规矩,是专门满足他大男人的狭小的胸襟,或是对付我们的。
当他俩开始喝着母亲沏好的茶时,我们方才上桌吃饭,母亲又忙碌着伺候完老小,最后才轮到自己吃饭。完了,洗涮、送走客人,才又就着昏暗的油灯,忙碌着纳鞋底、织毛衣、补衣服。难道这就是女人要匆匆走过的一生?女人的一生难道只能在丈夫、孩子和家庭之间选择,就没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我望着母亲埋头干活的侧影,禁不住感叹起来。
班主任上我家后的一段日子,一切都恢复到像原先一样。放学后,他常常会领着我回家,时不时地会拎上瓶好酒与父亲对饮,有时喝着喝着两人会猜起酒令,渐渐地,班主任也和父亲一样醉了。那天,他喝着喝着就哭起来,说是自己的女朋友与他分了手,理由是路程太远,调动又有困难,想不到一场四年的马拉松“恋爱”,竟是这么个结局。并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恋爱,也不想和谁结婚,感情这个东西真是虚无飘渺,说没就没了,什么爱不爱的,都是扯蛋。”
瞧着他说这番话时痛不欲生的样子,我很难过,我为他抱不平,我觉得他所说的爱情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对他说:“你不要哭,也不要伤心,我会对你好的,我妈妈也会对你好的,我们全家都会对你好的。这儿就是你的家,以后你有什么事,我们都会帮助你。”
“小小说的对,你以后就把这儿当成你的家,有什么困难大家会帮衬着你的。”父亲一番动人心弦的话,差一点让我掉下眼泪。母亲在旁却一声不吭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从那日起,班主任几乎隔三差五就来我家,与我父亲对酒当歌,高谈着人生几何。有一次,喝着喝着,父亲竟与他谈起自己被打成“右派”的事。这事情母亲从末对我说起过。他告诉班主任,1957年之前,他是镇上一所中学的副校长,兼教数学。同年2月,上面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呜”,要知识分子和群众给政府和领导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这股风后来也吹到了学校,当时学校里动员每个人都要向主政者讲真话。起初,他认为自己不是党员,不说也罢。可就是通不过,学校领导认为,平日里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这场运动中也不能落后,更要向组织靠拢。父亲本来就是个心高气傲的人,一听领导这么讲,激动得血就冒到了头顶上。在一次学校召开的全校教师大会上,他第一个跳上讲台,慷慨激昂地提了不少意见。讲什么“现在大搞全民炼钢,这么容易就能炼出来吗?连我家的锅都拿去炼,叫我们全家老小吃什么喝什么?”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那么多人,这么穷的国家,怎么可能呢?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大家讲点实话,做点可能办到的事好不好?”这次带头发言,兴奋得他一整夜都没睡着,以为这下上头会表扬他,殊不知,没过多久,他就打成了“右派”,被送到靠海边的农场去改造。那里烦重的体力劳动和没完没了的批斗、检查,使他的身心被摧残到了几乎崩溃的地步。
说到这儿,他对班主任忿忿不平地说:“我想不通,自己响应号召讲了真话,怎么反倒成了‘右派’,不但发配去农场改造,口粮也从每月二十四斤,削减到十五斤。”后来,他虽说走出了农场,但被处分,让学校除了名。受到如此打击,又没有了工作,内心越来越不平衡,长期的忧郁和苦闷使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暴燥,整天沉溺在自我埋怨,自我消沉的状态中不能自拔。不敢明着再跟上头“干”,只好在家里称“好汉”。听后,我觉得父亲也太计较,肚量大一点不就行了。何必跟自己过不去,闹得家里鸡犬不宁。
岂知班主任一听,像是着了魔似的,从此对父亲另眼相看,竟然帮着他说话,说他是个诚实的人,是个好人。他的这种说法,更让父亲有了知遇之感,兴奋得差不多将酒当了水喝。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反右”斗争,划定了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二十七万人失去公职。失去公职,没了生活来源,牵涉到一家人的生与死,你说那个人的心情还能过得去?父亲当时不仅管不了全家人的肚子,连他自己的命,也要依靠母亲给人家纳鞋底做针线活来养活。
他俩说这些时,母亲在一旁埋头做着手中的针线活。在这家里她是没有发言权的,有的只是默默地干活,班主任和我父亲可以拿酒来麻痹自己,以酒浇愁。而我母亲则只能将愁怨一针一线地缝进布里,衲进鞋底。
时间一长,母亲发现班主任竟在借钱喝酒,而父亲趁着他失恋后的痛苦纵容他喝。你喝,他也喝,喝不多久,班主任的工作也不正常起来,上课常常迟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渐渐地,也听不到他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了。
一天放学后,班主任又提着两瓶老酒上我家,与父亲照例坐在桌上,翘起二郎腿,摆起酒摊,直喝得两人醉眼朦胧,谁也认不出谁来。母亲先是劝慰着父亲,后又劝着班主任,后来看他两越喝越不对劲,就干脆将一瓶酒抓在手里,大着胆子说:“今天你们就喝到这里。”
这下可激怒了父亲,他不认识她似的直视了一会,然后发恨地对母亲吼道:“你给我滚,老子喝点酒要你管,不瞧瞧你是谁。”说着,起身,一把夺过母亲手中的酒瓶,另一只手对着母亲用力一推,她仰面倒地,头“咚”一下撞到柱子上。这一下,刚才还发愣的班主任酒好象醒了一半,下意识地起立,快速跑上前去,将倒在地上的母亲扶携起来,嘴里喃喃地说:“这怎么可以,你将她撞坏了。”一边说,一边嚷嚷着要我找一条毛巾过去。
我将毛巾递给了他。
他轻轻拭着母亲还在淌血的额头,用责备的口气对父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待她呢?”
他不了解我父亲,从小被父母惯坏了的他,是决不允许别人在我母亲面前数落他的。他是个心底狭窄、唯我独尊和嫉妒性极强的男人,只见他的脸涨得通红,瞪着眼珠,手指着班主任骂道:“你算老几,我打自己的老婆,碍你什么事,在这儿装好人。”酒最容易在这种时候发挥出来。喝酒的人此时也从不会考虑自己说话的后果。
“你这样做,是要出人命的。”班主任说。
“她死不了。”父亲瞅了瞅正头晕目眩的母亲。
“我看是撞晕了。”
此时,母亲睁了睁眼睛,朝班主任的晃了一眼。
看到母亲睁开眼睛,班主任宽慰地叹了气:“吓死我了!”
我慌忙过去将母亲扶到桌子边上说:“你就在桌上趴一会。”然后,侧过头对父亲说:“你俩就不要再喝了。”
班主任随即点头,对父亲说:“要不,我去叫医生?”
“不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说着,转过头用埋怨的口气对母亲说:“怪你自己,我们喝酒,关你什么事,女人是祸水,你瞧你,一说话就出事,对不对。”
“是你自己推倒她的,怎么还说她不好呢!”班主任打抱不平似地说。
父亲盯了他一眼,气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老是帮她说话呢?在我家里,女人绝对不可以说话,对也好错也好,这是规矩。”
“我看你是不怀好意,以后不要再到我们家了。滚!”父亲的酒劲上来了,话说得非常刺耳。
方才还趴在桌子上喘息的母亲,听罢此话,突然像被受侮辱后猛然觉醒的样子猛地一下站起身,抓起搁在旁边的一瓶酒,用牙齿咬开瓶盖,头向上一仰,就往嘴里灌,“咕咚,咕咚、咕咚”一瓶烈性白酒,没等旁人弄清楚,就一滴不拉地顺着脖子全进了胃。只见她将酒瓶随手一扔,愤怒地说:“喝,喝,我跟你们一起喝,喝死拉倒,也不用受罪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平时反映灵敏的父亲此刻竟望着母亲发呆。班主任也是。说实话,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母亲这般壮烈的举动,在我的眼里,她总是温柔并且平和,小心翼翼地说着每一句话,伺候着全家的每一个人,和蔼可亲地接待着每个与我家相处的人。此刻,她的表现不亚于在我头上扔了个定时炸弹,“轰”一下,炸得我思绪像弹片似地乱飞。父亲又说班主任不怀好意?他怎么不怀好意了?与母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为什么要采取以酒来对抗的过激行为呢?难道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得后果?我觉得母亲真是有点疯了。
“你疯了,你一定是疯了。”父亲瞬间酒醒了大半,想必是母亲激烈反抗的行为激怒了他,只见他冲了过去,狠狠地抓住母亲的一把头发朝前拖了几步,然后就将她的头往木柱上死命地撞,嘴里不停地喊:“我让你反,让你反!”
在一旁看得发呆的班主任这才像泼了一瓢水似地清醒过来,他迅速扑过去,伸手抓住父亲攥住母亲头发的手,拚命的扮手,然而,父亲却像只发了疯的狮子,紧攥母亲的头发,任你怎么扮,也不松动。
他们仨人扭打在一起,借着酒性从西打到东,又从东打过西,我根本插不上手,只好站在那里,望着三张被烈酒烧得通红同时又被愤怒扭曲的脸,站在墙角瑟瑟发抖。此刻,他们仿佛变成三头发疯的野兽,在这场互相撕打中,彼此都不想输给对方。
我站在一旁,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其实在很多时候,当事者并不害怕,就像一位被处死的囚犯,死对他来说不可避免,但比死更可怕的是看着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你面前死去。我就是这样的陪绑者,看得惊心动魄,哭也不是,叫也不是。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是父亲错?班主任错?还是母亲怎么了?莫非母亲是想以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些什么?
母亲被攥得嗷嗷乱叫,眼睛通红,她的头始终被父亲的手强按于离地面大约四厘米的高度,而她则努力想将头向上昂起,不甘心就此被擒,因此脸涨得通红。班主任使出浑身力气死扯父亲的手,要知道,他越扯父亲就攥得越紧,一个扯,一个攥,母亲如同一架“喷气式”飞机被挟持得半沉半浮,左右摇晃,哭又哭不出声,喊又喊不出来,从内心深处发出一阵痛苦和绝望的呻吟。我清醒过来,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大哭着去拉父亲的手,父亲的手不知怎么,一下放开了母亲,突然,母亲像失去控制似的,奋身一跃,一头撞向柱子。
父亲惊呆了,我也惊呆了,班主任也是。一切都像编排好的,母亲唯有以死来拯救自己。谁也不可能救她,谁也救不了她。我突然看见母亲的额头像小河缺口一样涌着血,心一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从那日起,班主任再没有上我家。而父亲和母亲则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着吵着父亲就要母亲滚出去,直至吵到母亲带我离家出走。



今天,眼看父亲要强抢我回家,班主任出乎意料地站在我面前,说心里话,对于他俩,我谁都怕,因为只要他俩碰一起,事情肯定没好结果。尽管我还弄不清这是为什么,但父亲对他的反感和他对父亲的反感,我发现慢慢地正在成正比。然而,我对父亲的反感超过了对班主任的,对班主任只是怕父亲跟他吵,别的都没什么。在这危急关头,他的“从天而降”让我像碰到救星,我不顾一切地哭喊道:“快救我,我不想回家,不回家!”
“回不回家,不是你想不想的事。”父亲一边说着,一边仍扛着我向前跑。
“你放下她,你放不放下她!”班主任在后面边追边喊。
“救我呀,救我!”我在父亲肩头绝望地叫着。
想必单身跑与扛着人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班主任一下追过父亲,将他拦住。并不由分说的使劲从我父亲手中争夺我。经过一番较量,毫无疑问是父亲输。我被班主任夺下来躲在他的身后。他一只手挡着父亲不时想冲过来的身体,另一只手反护着身后的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喘着粗气对父亲说:“你冷静一下,带她回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做事情会越来越糟糕,你们夫妻两要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谈才行。”
“有什么好谈的,事情明摆着,孩子她妈不想与我谈。”父亲理直气壮地说:“我也纳闷,她妈以前在我面前连鼻涕都不敢缩一下,自你上我家后,她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不是你,又是谁?!”
“你究竟是不是人,你怎么可以随便冤枉人呢?”班主任气得脸色发白。
“是不是人自己心里清楚,我还要问问你呢!”父亲说。
“你血口喷人,怪不得小小妈要从家里逃出来,像你这样谁也没法跟你过。”
“好啊,她不跟我过,你就高兴啦,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你,认识你,我真瞎了眼。”
“我也是,从今往后,你我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父亲咬牙切齿地说:“咱们走着瞧。”或许他认为自己执争下去也没有结果,于是气鼓鼓地走了。
那天晚上,我将此事告诉了母亲,只见她好久好久都没开口。而我却一直想着父亲所说的话。就在次日,“四清”社教工作组的伯伯阿姨上我家来,母亲才知道,父亲将自己与母亲的事,告诉了他们,要求他们出面调解,让母亲回家。母亲听了他们的话,起初什么也没说,过了片刻,才咬牙切齿吐出一句话:“真是恶人先告状。”说罢,她拖着工作组的一位女同志,撩起背部的衣服给她看,当这位阿姨看到母亲身上被烟头烫得一个个醒目吓人的疤痕时,她半张着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她抚摸着母亲的伤痕说:“你不要回家,解放十多年了,怎么还可以这样虐待打骂妇女呢?”她安慰母亲,要她坚强的活下去,做自己新生活的主人。伯伯说要去好好教育我的父亲:“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陋习都得改。”
他们走后,我对高兴地母亲说:“我们不必再回家了,工作组的人会帮助我们的。”
母亲也有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想不到有个说理的地方了,工作组给我撑腰,我就可以脱离苦海了。”

晚上,母亲躺在床上,向我讲述与父亲结婚的经过。原来,我的母亲是被父亲强抢过来成的亲。那情景就如同鲁迅笔下的人物“祥林嫂”。
随着她的叙述,我看到了二十年前的母亲。
那天,她正在河边洗衣服,一艘从上海开往葛云的船正从她身边驶过。她纯朴的美和用棒棰在石阶上拍打衣裳的倩影,令船上所有的人惊叹。这一瞬间过后不久,母亲就被告知要远离自己的家林浦,嫁到离自己家三十多里地的一个小镇上。得知这一情况时,母亲死活不乐意,虽说自己养父母家的生活条件并不好,但父母对她百般宠爱,视如珍宝。她活到十六岁,始终不知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在这家养父母未收养前,她就像一棵没有名字的草,在田野里任人践踏地生长,直到前年才被这对好心的养父母领养。在她自己十六年的生涯中,不知转卖过多少地方,也不知挨过多少人的打骂,只有林浦这户人家,才让她感到自己有了一个真正的家。如今,却又要被迫嫁给这个从未谋面过的人。她想都来不及想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又无可奈何被人抢亲了。
结婚那日,她含着泪,满肚的委屈不知与谁说。养父母更是依依不舍,说;“不是我们要嫁你,实在是男方家来提亲的人,容不得我们有一丝的辩解,好在对方是个读书人,家境也不错,再说,哪个女孩子不嫁人,早晚也是要出嫁的,嫁的晚,还不如嫁的巧,我们也就答应了。”
事后,母亲才知道,父亲早就有自己的心上人,只是祖母认为女方长得不好,八字也不配,因此没有同意。祖母不同意,让父亲很抵触,他整日情绪低落,与一些戏子鬼混。祖母看着,也很焦急,就请算命先生给他拨了一卦。算命先生说:“要想使他振作,就要在短期内找与其相配的女子结婚。”并且说,这个女子必须是东北方向的,偶遇的最佳。
祖母相信这种说法,于是,就雇人顺着东北方向在三十里以内的一带找,刚巧碰上了母亲。讲老实话,父亲并没答应,但婚姻大事,历来是父母说了算。拜堂那天,父亲纵然有一百个不愿意,但碍着祖训只好板着脸站在堂前,拜完天地,再拜高堂,当夫妻对拜的礼仪结束后,一双新人进入洞房。
闹洞房的人,挑逗着父亲去撩开新娘的头盖,父亲起先不情愿,后来在众人的再三纵容下,终于鼓起勇气不情愿地撩开了新娘的头盖。头盖被掀开了,不说父亲,连在场的人都被新娘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美貌给镇住了。父亲发了好一会呆才醒悟过来,在众人兴奋的喝彩声中,露出了许久不见的笑容。是母亲的美貌征服了父亲?还是父亲在上海从事酱园业暂短的离合使他俩产生了距离美,不得而知,反正在我出生之前,他俩还能勉强凑合着过这段偶然抢来的姻缘。
我问:“父亲对你还算不错吧?!”
母亲说:“包办的婚姻要好也好不到那里去。”
原来我父亲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与西洋教育一样多,他的骨子里一边流淌着传统的血液,知道遵守家训,必须循规蹈矩。但他吸收到的西洋教育,总时不时地在冒出来,活跃着他的思想,指导着他的行动。他不愿过份拘泥于这种世俗,甚至认为无爱的婚姻是残酷的,但又无法摆脱传统思想对他的束缚。他的保守与开放,严峻与活泼,总是矛盾地揉合在一起,就像一杆称,一边东西放多了,那边就翘起来。时时想平衡,但总也没办法平衡。”
“好歹你们也过了这些年。”我说。
“那是在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家里的一切全由他做主。”母亲说。
“那祖父母呢?”
“他们在解放前夕先后去世。”
“他们的离世对你是好,还是坏呢?”我问。
“差。从那以后,你父亲就没有了任何一点约束,脾气也坏了许多,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不过他那时还不至于对我动手。”
“是生我之后,才对你动手的吗?”
“是的。”虽然黑暗,但我仍然可以感觉到母亲在点头。
“妈妈。”我沉思良久,心里突然涌上一阵酸楚,我转身抱住母亲的身体,心里充满了内疚。
“你不要想很多,不是因为你。”母亲见我这样,摸了摸我, 欲言又止,面露难色地叹口气说:“小孩子家,别问那么多,说了不见得你能懂,明天你还要上学,转过身去睡吧。”
听罢母亲的话,总觉的有些事母亲瞒着我,是什么呢?我在躺在黑暗中静静地想着。直到桌上的那台不知走过多少年的台钟“噹噹噹”地敲过深夜十二点,我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次日,母亲怕她不在家时父亲会来干扰我,也唯恐我“寡不敌父”被劫持而去,她带着我去她上班的地方。起初,班主任得悉后,认为大可不必,白天我可以上学,由他负责接送,他对母亲说:“读书的事大于所有的事,不能因为小小的父亲而放弃孩子的学业。”
母亲却对他说:“我不能因为孩子的学业,作出有可能失去她的决定,只有我们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班主任问我:“你想读书还是想跟着母亲?”
我犹豫着说:“想读书也想跟着母亲。”
我的这种回答让他左右为难。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母亲决定让我上学。但结果呢,在我放学时,父亲就虎视眈眈地站在学校大门口,打算“劫持”我回家。好在班主任有警觉,带我从学校的后门溜走,才免除一场争斗。这件事后,母亲更坚定了她自己的想法,于是,我便白天黑夜地去了她上班的地方。
这种失去学校的生活,开始我觉得也挺快乐。我整天无所事事,白天游来荡去的逛街,傍晚才与母亲一起回家。母亲有时加班至凌晨一二点钟,我就蜷缩在母亲铺在缝纫机前地上的麻袋上睡觉。下班后她才叫醒我一同回家。一天中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北广,走过街道时,清晨的馒头铺刚好开张,热气腾腾的馒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母亲时常会往我手里递上一毛钱和粮票,我就快活得像小鹿似的往馒头铺窜,给:“买两只馒头。”两只馒头三分钱,当我接过馒头时,往往等不到找零钱,就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那神情就像一条饿过了头的狗,好不容易找到一根肉骨头似的快活。买东西必须用粮票,我们从家逃出来后,母亲向父亲要过,但父亲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没粮票,母亲只能偷偷与要好的同事用钱换。有一次,没有粮票,我与售货员商量了,她也给。沿着大路走,路旁净是一个个坟堆,墓旁荒草萋萋,风一吹,每次走时总觉害怕。黑暗中萤火虫发出的亮光似明似暗,像鬼点灯似地在我眼前晃悠。为了给自己壮胆,我就不顾一切地直起喉咙唱歌。
母亲很温和,我很少见她发火,自从离开父亲后,她神情虽然有点忧郁,但在我看来,心情却比待在家时要好得多。她说:“摆脱了你父亲,生活虽然艰苦,但自由了。”
我觉得母亲说得也是,不要说她,就算是我,自打离开父亲,我从心里感到了一种自由,至少不用担心每天要看他的脸色过日子了。我寸步不离地跟着母亲,而母亲的眼光似乎总随着我的脚步走。她开始教我锁钮扣缝裤脚做盘扣。母亲的女同事说:“看来她能做女红,干脆让她跟着学算了。”
母亲听罢,笑着问我:“你愿不愿意呢?”
我摇摇头。
女同事问:“那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
“我跳舞。”我脱口而出。
“什么,当舞蹈演员?”她诧异的神情中露出些许嘲讽。
在场的人都停止了手上的活,像看怪物似地瞅着我。
我望一下母亲,她脸通红,我心里清楚,只好僵持着。
“我就是想要当舞蹈演员,不管你们怎么瞧。”我完全不顾怀疑与嘲笑的目光,但此时只要有人再说这样的一句话,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
“好,好!”阿姨显然意识到了什么,转而说:“想跳舞,那就当舞蹈演员。”
我一听不顾众人的目光,将腿高高地搁在母亲的缝纫机上,而后又在麻袋上劈叉,在靠河的窗框上使劲压着腿,试图想用行动来证明:我就是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舞蹈演员。
渐渐地,我感到自己这种生活很无聊,于是对母亲说:“我还是想回学校去,老师说得对,我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我不能放弃读书的机会。”
母亲对我的要求并不感到突然,过了一天,她问我:“你愿不愿意离开北广,去往西广读书呢?”
“就是你现在工作的地方?”我问。
“对呀!”母亲说。
“我愿意。”我高兴地说。



第三章



三天后,母亲带我搬离了生我养我的出生地,去往一无所知的西广镇。西广,作为县城所在地,大约有三万多人口。从北广到西广必须沿着市河走,拐个弯,转过一个凉亭再直走就到了。母亲的单位在西广的东街顶端,要穿过整条东街。母亲先领我去了一幢位于塘栖街戴家弄的老屋。老屋位于西广的南边,它与东街隔河遥对。街道很像西广,青石板的街道,两旁清一色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宅,街上的行人很多,男女老少忙着自己的事,孩子们玩耍的嘻闹声充满了整条街,给老街增添了一股清新的活力。
老屋在上岸,大过我的年龄数十倍。屋子临街正门大厅,早已不归屋主所有,改做县供销社农具仓库。弄堂的另一侧是供销社的竹行,它依靠河存活,前来买竹子和农药的农民常年累月摇着船从四面八方赶来到这里购农用产品。大大小小的船都停靠在河滩边。有一只竹筏伸向河中央,这里的人家,淘米、洗菜、洗洗涮涮全蹲在这上头。这里长年供应氨水,这农药味很浓,半条街都弥漫着难嗅的农药味。
我随母亲穿过一条狭窄而悠长的弄堂,在墙角处转弯,发现路边是庄稼地。如果不是特意走进这弄堂,根本不会知道这里住有人家。母亲叮嘱说:“住这地方千万不能对那‘死鬼’说。”我知道她指得‘死鬼’就是父亲,她是怕父亲又来吵,我懂事的点点头。心想,这下可好,父亲想要找,一时恐怕真难以找到。经过一堵围墙,跨进一扇黑漆小院门。围墙四周的上出乎意外地爬满了常春滕,正值春天,风一吹,满墙的叶子哗啦啦响,似乎要将沉睡了百年的老屋唤个醒。
庭院内,一棵葡萄树开满白花;将整座院子渲染得楚楚动人,东墙角粉红色的蔷薇花含情脉脉,十分诱人;西墙边的香椿树吐出幽香的嫩芽,好像吸引你去亲吻它;还有墙根边毛茸茸的青苔、一丝丝凤尾草、一棵棵诱人的虎儿草,把我原本忧郁的心,一下开朗起来。
“喔,这就是小小吗?”一位约莫六十多岁的老婆婆站在客厅的门槛里与我们在打招呼。她身着一袭黑衣,斜襟布衫的搭扣上塞着洁白的手帕。脸很白净,长得小巧玲珑,后脑勺打着一发髻,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净利落,
“房东婆婆,我们来了。”母亲一边招呼着领我走进客厅,一边教导我:“快叫呀,叫婆婆。”
“婆婆。”我腼腆地唤了一声,躲到母亲身后。
“她就这样,生下来就怕见生人。”母亲抱歉地说。
“喔,让婆婆瞧瞧。”她热情地想拉我的手。
我害羞地将头尽量往下沉,不想让她瞧见我的脸。
“怕什么,抬起头来。”母亲叮嘱我,并使劲将我从她身后拉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过来,让婆婆认识一下你这只丑小鸭。”
我将眼皮抬了一下。
婆婆先是一愣,随即露出一脸灿烂:“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没有什么好害羞的。不就是脸上这点胎记吗,我看其他地方长得都挺好的。”她转头,对母亲说:“你看看,眉心宽,额头高,脸清秀,鼻梁直,眉宇间透着一股灵气,我看她挺聪明的,长得也很俊秀。”
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听人对我有过这样的评价,我知道自己长得很丑陋,丑到谁也不愿意多瞧我一眼,丑到父亲不愿意要我。不管怎样,人都喜欢听好话,我也不例外。我有点喜欢上了这个像出土文物似的老婆婆。
“谢谢婆婆吉言。”母亲看她说话和气,人也很慈祥,便客气地说:“以后你就是孩子的奶奶,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尽管教训就是。”
趁着她俩寒喧时,我趁机打量一下四周。只见大约二十平米的客厅内,靠窗摆着一张四方桌,三只方凳。桌子的东侧有一小门,想必是厨房。西墙摆有一张长桌,一把雕花椅。长桌上搁置着一只深墨绿暗花青瓷花瓶,年代相当久远,看上去很名贵。一张小小的八仙桌靠南墙一侧,左右各置一把太师椅。尽管有些陈旧,但看上去都很有质地。婆婆告诉我,所有家具都是用红木制成的。
穿过客厅,迈上石阶,往上是二楼。我以为房间是在二楼,不料,婆婆带我和母亲随着她顺着楼梯的平台往下走,原来我们借住的是底楼的地下室。一间不到八平方米的房间阴暗潮湿,搭了两张床。说是床,其实是用砖垒起的,上面安放上着两张竹榻。靠我的床头有一扇小窗,开得很高,很长的时间里我伸手都碰不到。窗外有一个小天井,高高的围墙,一边是围墙,两边是窗,婆婆说,就是楼上的东厢房和西厢房。我的房间只露出天井大的天。窗外放着一口缸,长年积着天落水,遇上黄梅天,水缸里就长出许多细小孓孑,墙壁上像一位画家随心所欲的泼墨,涂满了青黛霉斑。别的不说,令我心惊胆战的是,进房间时必经过的一条狭窄的小弄堂,弄堂尽头的角落里摆放着两只长凳,上面竟竖立着一只棺材。婆婆介绍说,这是她三十岁时就定制好的,算命先生说她最多只能活三十二岁,唯有做只寿材冲冲喜,才有可能活过这个数。不知这说法有无道理,她倒是活过一倍还在活着。照我看,整座房子弥漫着一种阴森可怕的气息,充满着死一般地沉寂。也许是年龄的关系,我害怕棺材,也很害怕死亡。觉着很奇怪,心想,怎么搞得,自从家中逃出来后常常会与之打交道,真有点怕鬼鬼来迷的味道,无奈只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我去了天宁寺小学上学。校舍离我住的地方不远。
在我的感觉里,塘栖街很像北广。狭窄的街道,青石板的路。从圣安桥开始,一直向北延伸。北广与西广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西广比北广繁荣的多,街也比北广宽一点。整条街就像是这小镇的码头,四面八方来的船都停靠在临街的河滩边。夏天,船一靠岸,船上的大人、孩子全光着脚,一个个活蹦乱跳地跳上岸,而那些后脑勺拖着一条扎着红头绳的大辫子,脸膛泛着黑红色的姑娘,将街上的青石板踩得“叽呱叽呱”地响。她们发育得丰满的乳房,随着重重的脚步在藏青色斜布衫里像小鹿似地乱跳。满街的小店,因她们的到来而充满生机。冒着热气的馒头,炸得焦香的油条,大蒜味、葱油味顺着行人的鼻子一个儿地乱窜。直诱得路人停下脚步,伸出手来摸自己的口袋,想掏钱买来解解馋。
去学校时,每天要穿过圣安桥横跨坡度下的桥洞。以洞划分成塘栖街与芸街。如果往右拐是芸街。我径直走过一座小栅桥,就是西大街,是镇上最闹猛的一条街。西大街东至离弄口的五步桥,西至寺弄口的桐安桥,全长不过数百米,宽不过五米,全是麻黄色花岗岩石板铺成。街的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着数以百计砖木结构的两层楼百年老屋,楼下开店,楼上住人。临河的老屋后面,流淌着那条青澈的大河。清晨,天朦朦亮,每户人家就象事先说好了的,不约而同地到河滩边倒马桶,手中的苕帚将马桶洗得“唰唰”响,似乎不把沉睡中的人们弄醒就决不罢休。站在桐安桥上,自西向东眺望,你可以看到几座年代久远、造型各异的桥梁,大林桥、秀州桥、叶家桥等。街上的小店各有特色,这些铺面大小不一、商品各异的商店和小摊小贩,不仅为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而且为四方的农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各种日用品。
校舍由木结构,白墙、黑瓦构成,很有味道。三年级的课程并不难,难的是整个形势好像在变。一天上课,老师告诉我们,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并不知道它的到来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我感到的确不同于往常。首先,我领到了一本“红宝书”,很觉新奇。说来你不信,我对新鲜事物特别感兴趣,开始用它来替代课本时觉得很兴奋。我相信自己对其中内容的理解并不比其他人差。而且和所有人一样把“老三篇”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背得滚瓜烂熟。一半虔诚,一半逞强,还夹杂着几分不得已。反正我这个注定每次运动都落后的(不说反动就是十分运气)人。当知道决定国家和个人命运的“红宝书”,将真的取代其他课本时,开始有点不知所措。确切地说,我并不喜欢读它,也知道它的作用是别的课所不能取代的。但问题是,它能取代其他课程所给予我的知识吗?更麻烦的是,我不想重复。每天千篇一律地诵读,让我苦不堪言。回家对母亲说了,她叮嘱我,不能随便对人说,如果说了,我会吃官司的。吃官司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因此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连不识字的母亲也不放过我,像疯了似地不适时机地找我教她。有时深更半夜,我睡得正香,她竟不顾一切地将我从梦中唤醒。我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我开始逃课。
起初,我躲在学校旁边的寺庙里。整座寺院规模宏大,雄伟气派,庄严肃穆。有四大金刚殿,千佛阁什么的。就连我读书的校舍据说早先也是供佛用的。千佛阁是整个佛教区天宁寺的核心,十分壮观。阁西还有个水门汀,厅呈长方形,台基高二尺许,屋顶飞檐发戗,四面立柱走廊,有落地长窗,很是敞亮。下课时,同学们都在那里踢键子。厅东还有一座四合角亭,方亭石柱上刻有楹联,亭中立有云石大师碑一座。可惜我年龄尚小,虽然我常去,但总也读不懂那些楹联的涵义。
千佛阁是供佛的,楼上藏有经书。寺院里有一高僧叫了空法师,据说解放前就在这儿主持。解放后不久,寺院里的和尚多半被有关部门迁送回了老家。唯有他无处可去,又不愿离开天宁寺,就借居在千佛阁后面河边的一间小屋里,以针炙行医,苦度余生。平日里他总偷偷溜进千佛阁掸灰打扫,将阁内弄得一尘不染。
那日,见到他时,我并不觉得陌生,他见我时也一样,拿着手中的鸡毛掸子淡淡地对我说了声:“你来了。”让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他手下的一尼僧。
我说:“我想在你这儿呆些天。”令我感到纳闷的是,他竟首肯,却不问我为什么。
“怎么就不问问我为什么?”倒是我忍不住问。
“凡事都有它的原由,问与不问都是问,问便是不问,不问便是问。”他神情释然地说。
“这儿有什么可看的东西?”我问。
“有啊!”于是,他便领我参观了寺院的上上下下,前前后后。
我望着早已没有一尊佛像而显得空荡的千佛阁,差异地问:“怎么就不见一尊佛像呢?”
“五十年代初就被砸毁了。”
“佛像也没有了,你每天还来这儿干什么?”
“佛无处不在,佛法无边。心中有佛,便是佛。”他说着,还让我闭上眼睛,体会一下佛的广大。
我凝神屏气,闭眼肃立。果然,眼前仿佛出现一尊尊神态各异的佛像。一时竟弄不清是真是假。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我真得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这是佛的神威。”他说。
“他们怎么样?”这回轮到我问。
“很慈悲。”
“慈悲是什么?”
“你想怎么,他就会帮助你。”他告诫我。
我将信将疑。心想,不知他能否帮助我解决父母的问题?
他仿佛看出我心中所想,说:“你有什么心愿,可以在这里悄悄许个愿,很灵的。”
他这么一说,我半信半疑,便暗暗在心里许了个愿:“祈求父亲不要找到我。”
将近半年的时间,我都在庙里。每天听着高僧诵经,在庭院与庙宇之间窜进窜出。院里的树木很茂盛,长着许多梧桐树,秋天时分,我就跟着高僧用竹杆猛抽树上的梧桐籽,他打,我捡,然后,他再用树籽去换钱。慢慢地,我知道高僧的生活来源等于零。找他看病的人寥寥无几,常常见他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仅靠街坊邻居一点施舍度日。他的身体每况日下,渐渐地,无力再去庙里照料。
我的情况比他还糟糕,学校老师三天二头找不到我,便告状到了我母亲那儿。
一天,我回家,进门就发现母亲早回来了,见我进去,她抄起一把芦花扫帚,不问原由地朝我夹头夹脑一顿抽打,嘴里还不停地说:“让你逃学,你再逃学。你以为我供你上学读书很容易吗?”
我双手捂住头,左躲右闪,心想:又不是我的错。谁让老师每天颠来倒去让我读那几篇语录。
“你给我说,为什么要逃学?”她见我不吭声,似乎越加来气:“你就不想想,我们每天才吃一二顿饭,而且喝的是稀粥,都没下粥的菜,还不都是为省下钱来供你读书吗?!”
我这才觉得自己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在母亲眼里,我读书读得好不好恐怕就是她以后过得好不好,我读好了书,她老了以后跟着我也有个依靠。不是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吗?而我也认为读书是件最要紧的事,争取读书时,就被父亲骂了一通,母亲与他吵得不可开交。长这么大,母亲还没有对我动这么大干戈,凡事她总是护着我。想到这,任凭她怎么抽打,我都不吱声。
“说!”她似乎打累了,将扫帚一扔,一屁股坐在凳上,眼睛等着我回话。
“我不想一天到晚读语录。”我委屈地说。
母亲听了,好一阵呆。突然,她站起身,将我像老鹰捉小鸡似地从客厅拖至房里,急切地关上门,压低嗓音对我骂道:“你找死啊,大家都在读,你为什么就不能读?!”
“不是我不愿读,问题是翻来复去的读,读了有啥用。”
“你无法无天了是不是?他老人家的话就是指路明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要活学活用,你懂吗?嗯。”母亲直瞪着我。见我不吱声,就气急败坏地问:“说呀,你到底想读点啥?”
“我想读原来老师教我的语文和算术,还有音乐和画画。”
“这些是你想读就读得了的吗?”她高声怒吼道。
“不是!”我老老实实地说。
“你是知道的嘛。”她的口气似乎软了一点说:“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你那么多天都不读,能不出事?你为什么逃学。说,这半年时间究竟在哪里?”她眼紧盯我。
“在天宁寺的庙里。”我抬眼瞅瞅母亲。
“在庙里?!”她很觉吃惊。
“嗯。”
“在那儿做什么?”她又问,满脸的狐疑。
“跟老和尚念经书。”
母亲腿一软,“咚”一屁股坐在地上。
一时,两人都愣住了,你瞅我,我瞅你,像见了陌生人一般。
“你,你,你真要气死我了。”母亲叨唠着,努力想爬起来。无奈她气昏了头,尝试几次都没成功。
我走过去拉她的手,谁知她一把摔开我,也许是愤怒产生了力量,只见她一下站立起来,用手指着我说:“不干正经事,简直跟你父亲一模一样。”
本来我开始自责,想不到母亲将我与父亲相提并论,这让我十分气愤。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别的不比喻,偏偏将我与父亲相比。母亲见我不吱声,就以为自己是讲对了,于是扯起嗓子越骂越凶。而且骂得都与父亲有关,这让我忍无可忍。
我扯起嗓子说:“你还有完没完。”
“你给我滚,滚你父亲那边去,我不想再看到你!”兴许我顶了她的嘴,她哭着,喊着,情绪比方才还激动,好像全是因为我,才让她活得这么痛苦。
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委屈地哭出声来:“好,我滚,我恨我父亲,也恨我自己。”说完,拎起书包以母亲意想不到的速度,拉开门栓,冲出房门,抹着眼泪,走出了家。走过客厅时,房东婆婆正站在那里,脸上露着诧异的神情,她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我急匆匆地走了。
出门后,我才知道天已经黑了,并且无处可去。我站在圣安桥上望着对岸的天宁寺发呆。四周一片寂静,河面上泛着月光。
我想到了空法师,他是我唯一信赖的人。今晚,我才发现连最亲爱的母亲也不理解我,说我跟我最痛恨的父亲一模一样,这让我大受刺激。我怎么会跟自己所痛恨的父亲一样呢?这话假如是别人说,我还可以忍受,偏偏是从我最亲爱最信赖的母亲嘴里说出来,这让我觉得不是忍受的问题,简直是不可饶怨。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连我自己都无法再相信。我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找到了空法师的家。站在他破旧的小屋前,我犹豫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收留我,更不知道他会怎样来看待我。因为母亲的一席话,令我对一切都产生怀疑。
“咚咚咚!”我鼓足勇气敲响他的门。
“谁呀?”屋内有人在问,是法师。
“我,小小。”
“吱呀”,门开了。他站在我的面前,一脸的宁静,丝毫没有惊诧。
“哇……。”一见他,我像见到亲人似地大哭起来。
他一边侧身让我进去,一边安顿我在椅子上坐下。然后,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稍稍平息下来后,才细声轻气地问:“你吃过没有?”
我摇了摇头。
他走到旁边的灶头旁,掀天锅盖,拿出了点什么东西,走过来,放在我眼前的方桌上说:“趁热,快吃了吧。”
我一看,是两个红薯,还真冒着热气呢。我这才感到自已早已是饥肠辘辘。我抬眼瞅了他一下,见他手里不停地捻着脖子上悬挂着的那串佛珠,看我瞧他,微笑着点点头。我抓起其中的一个,塞进嘴里,狼呑虎咽地吃起来。趁我埋头吃的时候,他又去灶边的水缸里勺了一碗水过来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又拿起放在桌上的第二只红薯。在我吃时,他一直默默地站在那儿念着佛珠。
直到我打着饱嗝,摸了一下胸口,他才问起我来:“出了什么事?”
我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后,说:“我想出家。”
“出家?”他凝神地盯着我。
“是!”我说。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念叨着,两眼微闭,不停地转着那串佛珠。而我紧盯着他,期待他给我一个回答。
“今天就给我剃度,我要削发为尼。”我迫不及待的求他,好像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
他沉默地继续数着佛珠,似乎在找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果然,他说:“出家之事,以后你千万不可再提。你上有父母,有哥哥,亲戚朋友,不是说出家就可出家。要成全此事仍非容易之事。何况时代变迁,出家之事更难以实现,你如有心向佛,何不心向往之。”
“我就想出家,我现在孤身一人,有家不能归,母亲也瞧不起我,唯有出家,我才可以有个家。”我口气坚定的不容分说。
“你可知道我现在有家吗?”他沉思着说:“现在庙被封了,佛像被毁了,你看这儿四壁空空,哪儿还有什么家呀!”
我这才环视四周,发现屋里除了一张破旧的方桌,一把椅子外,竟没有第三样东西,床,竟是一堆稻草铺就而成,每晚他就像乞丐一样地蜷缩在墙角?他告诉我,屋里再也找不出第二只用来盛饭的碗。看到这一切,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冒失,其实每个人都在或多或少地承受命运给于自己的不幸。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迷茫,便开导我说:“其实每个人都有生气的时候,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何必当真呢,就说你母亲,现在她一定在为自己所说的话后悔,正焦急地到处找你呢。”
“不!她不会!”我一听到他提及母亲,马上想到她说我像父亲的话,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回去。”
“那好,我带你去庙里。”他想了想说。
他带上门,领着我去庙里。他的住处到寺庙,有一段庄稼地,我走着走着,忽然想起母亲当年上完夜班与我从西广到北广时的路程,这一情景是如此的相像,那远处时隐时现的磷火,此刻又重现,可惜时过迁境,母亲竟把我与父亲划成同一类型的人,真令我做梦也想不到,让我又可气又可恨。
寺庙在月光的倾泻下,显得格外的庄严和神秘。当了空打开庙门时,我突然感到一种归属感,犹如到家一般地亲切。
他领我跨进佛殿的大门,摸索着穿过佛堂,然后在殿后门过道中停下。他很熟练地摸到一支蜡烛,将它点燃,递给我,我拿在手里,给他照明。走入殿侧边的厨房,他抱起一大堆稻草,招呼我又重回到大殿后门的过道上。他将稻草铺在地上,随手拿起一只蒲团,安放在一头,说:“今晚你就在这儿安寝。”然后,锁上庙门走了。
一切都是那么寂静。整座大殿就我一人。我好像远离红尘,归于佛门。蜡烛忽暗忽明,在我眼前晃动。随着昏暗的忽闪,大殿内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我躺在地铺上,望着头顶深不可测的天花板,一会儿想到母亲,此刻她一定急得东走西找。一会儿又想到哥哥和弟弟,此刻他们是否早已安睡?一会儿又想到父亲,假设他如果知道我在这寺庙里象尼僧一般孤宿,会是怎么样?望着望着,昏暗的烛光中似乎晃动着无数个若隐若现的身影,这些黑影三头六臂,神秘莫测,我心慌起来,赶紧吹灭蜡烛,一头钻进稻草堆里。
黑夜,犹如无数双恐怖的眼睛,正窥视着我,一切都显得不可捉摸,所有细小的动静都足以将我吓得半死,我恐惧极了,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是母亲,万般无奈之下,她一定会背诵毛主席语录,是高僧一定会诵经不已,而我什么也不信,于是我只好咬紧牙根,硬着头皮熬过这一晚。
次日清晨,了空打开庙门后,发现我抱着一堆稻草正睡得安稳。我将自己恐惧的心理告诉他,他竟说:“其实心中无鬼便无鬼,心中有鬼就有鬼,一切皆来自于内心,全看你自己造化了。”
法师将我送到母亲单位,令他不解也让我不解的是,母亲说,她根本没找过我。她的这一说法,让我原本有思想准备的人,还是感到很吃惊,一直以来我以为母亲非常疼爱我,没有我她会活不下去,想不到我在她眼里比一只小猫或小狗还不如,倘如它们丢了,东家还会找,而我的母亲竟想都没想过找我。这事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她都怀着一颗防范的心,我觉得,父亲抛弃了我,现在母亲也并不把我当回事。我发现自已真成了孤儿,不同的是,真正的孤儿有人同情,而我却没有。这种形同虚设的母女之情令我觉得很可怕。我的内心因此惶惶不安,唯恐自己哪天也会被母亲彻底抛弃。
我害怕母亲,只好去往学校读“书”。我发现自己的情绪很低落,唯有“最新指示”发布时,才会亢奋不已。高兴的原因在于有一篇新的“课文”读。“最新指示”的发布时间通常在夜间,县里的广播喇叭一通知,全镇的人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深更半夜敲锣打鼓举着标语扭着秧歌喊着口号上街去游行。每个人都很自觉,就像装了定时发条,准时随单位行动。母亲往往回家比我晚,而后又兴奋得睡不着觉,她揪住我的耳朵说:“你醒醒,醒醒。”
而我总是睡眼惺松地说:“又要让教语录了,是不是。”
她根本不管我愿不愿意,也不管是深夜几点,死揪着我不放:“你不教我,明天我上街背不出来,可怎么办?”
说得也是,那座她工作必经的小松桥,桥头总站着几个红卫兵小将,戴着红袖章,行人走过,必拦住你先要背诵一段“最新指示”,如背不上来,就不放行。难怪母亲这么着急,过不去又如何挣钱养活我呢?
好在“新课程”会给我动力。于是,母女两人同坐在一个被窝里,相对而读。读到兴奋处,我就想问母亲关于为什么不找我的事,这事让我如剌梗喉,难以下咽。
“妈妈,那晚你为什么不找我呢?”我突然问。
“不找你,哪天?”母亲好像记不起来。
“就我出走的那晚。”我重申一下,试图让她回忆起来。
“喔,还记得我没找你的事?”她轻描淡写地说:“不是发布‘最新指示’吗?差不多忙碌了一昼夜,还贴标语什么的。”
怪不得,我说母亲怎么不着急?原来是有比我更着急的事。我独居深庙怎知道外头热闹而纷繁的世界?我似乎能原谅她了,更多的却在宽慰自己,我始终不敢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难道说“最高指示”真比你的女儿还重要?
就在我小学即将毕业前夕一个冬日的清晨。女同学严慧英急匆匆上我家来,一进门就对我嚷嚷:“不好了,不好了,了空法师死了。”
我一听,忙问:“怎么会死呢?”
她冷着脸说:“投河死的。”
我背起书包,二话不说,以最快的速度跑步去了河边。
河滩寒风呼啸,围着许多人。我挤进人群,只见了空法师仰面躺在台阶上,面色清癯痿黄,双眼睁得老大,神情显得有点哀怨,浑身湿漉漉的,一身灰色宽大的僧服裹住了他瘦弱的身躯,好像扯线木偶空荡似的惨不忍睹。我蹲在他跟前,用手捂住脸抽泣着,心中涌起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人群中有人说,法师身体患病有些时日了,加上挨冻受饿,无钱治病,他才独自步下这天宁寺的河滩,投河自尽。我听后,感到格外的悲凉,想到自己因为读书而有些时日没去寺庙,如果去,也许可以分担他一些痛苦和悲伤,说不定,他还不致于走上这条不归之路。
他的死,让我很自责,我因此变得更加忧郁,沉默寡言。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再不允许我去寺庙,我却常常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学后多次从寺院墙门的缝隙里朝里窥视,很多次,我仿佛看见了空法师素衣一角在蜡台前一拂而过。他的死,我并不认为是因病或者经济拮据,始终认为是与寺庙再度被毁有关。就在我没去寺庙的那段时间里,大雄宝殿仅存的几尊佛像被造反派全部砸碎,同时焚烧了千佛阁的全部藏经,据说千佛阁还是了空以死抗争,才得以保留下来,当时他口吐鲜血,从此一病不起,而后爬向河滩,投入冰冷的河水中。这场“文革”不仅革了中国文化的命,也革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的命。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被视为中国“释源祖庭”的白马寺,“破四旧”时也难逃洗劫,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辽代泥塑的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珍宝被砸烂。“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成为红卫兵的主要破坏对象。千年古刹如此,全国如此,北京如此,自然连我所呆的地处僻壤的县城也不能幸免。
人生其实有时活着是一种放弃,死才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让了空法师选择了死,放弃了生。他这样义无反顾的选择是何等悲壮,这是一种生死两忘的境界。尽管那时我还不懂。
我怀着极度的困惑,走向我的青少年时代。
第四章



终于上中学了。上学前要填表格,上面有姓名、出生年月、父母名字,还有社会关系等。其中还有出身成份。我觉得自己的祖辈也该算是有产阶级,可到父亲时家境已经败落,所以真不知该算什么。问母亲,她说,填贫民比较好,说我跟着她可算一穷二白,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我知道,她让我这样填,是不想再让我的父亲在我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而我更想把他从我的生活里抹去。这样的填写实在合我的意。这种填写的好处马上显现出来,上学的第一天上午,我就被通知去审讯学校的“牛鬼蛇神”。我就读的理英中学,离家仅需走十五分钟。
我被一位周姓的女生叫去执行任务。说专政的对象就关在离学校五十米远的储藏室,比较偏僻。我跟着她,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拐进一座民宅小院落,见有三间一排的砖瓦平房。靠东面的一间,木格窗破旧不堪,上面布满了蜘蛛网,网上挂着无数只蜘蛛,里黑外亮,风一吹,晃晃悠悠地看了心里直打鼓。
进得屋,见地上躺着一个男人,有气无力,面容枯黄,形体瘦弱,一声不啃,似乎在生病。周围散落着几个馒头,上面长满绿毛。九月初,天气很热,屋内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让我直想吐。
周女生打量一番后,随即给我和早已等在那里的两名男生下了命令:“你作记录,男生负责让他开口。”她让我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又说,他姓郑,是学校的头号“反革命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他交代自己的罪状。前些时候由刚毕业的班级负责审理,现在交给我们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原来他是“反革命分子”,我心想。
周一声喊:“现在审讯开始……”,话音未落,两男生迅速冲过去,将他从地上像菜篮子一样提起,呼一下,拖到她脚前。
“说,你为什么要反革命?”周凶巴巴地问。
屋内一阵寂静,没有一点声响。郑的头无力地搭拉在胸前,仿佛没听见问话。
“你装死是不是?”身着黄军装,腰扎皮带的身材高大男生吼了一下。
郑这才挣扎一下,吃力地抬起头,睁了一下红肿的眼睛,望了望屋里的人。当他的目光与我相遇时,我意外发现,那是一双慈祥的眼睛,尽管他此刻显得非常虚弱,但却充满了善良。
“你给我站直了,身子歪斜成什么样子!”另一名男生指责说。
他的吼声,让我吓一大跳。说实话,我从没干过整人的事。
郑的脸“唰”一下红了,双膝微曲,朝前跨了一步。大家这才发现他的一条腿有残疾。这让在场的人多少感到有点意外,他们找到了一个整治他的借口。周女生冷笑着说:“原来是跛脚,那我们来教他站直!”她要男生们解下各自腰间的皮带,将他带到学校的操场,说:“让他在前面跑,你们在后面追打他!”
一声皮带响过,郑开始绕着学校的操场奔跑。由于他的脚跛,一跑动,活像一条在大风浪中沉浮的船,左右沉浮的厉害,样子极为难看,引得满场的同学哄然大笑。
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望着他一沉一浮的背影,我感到自己长胎记的那张半边脸颊阵阵发烫,仿佛所有人都在嘲笑我,我扔下手中的纸笔,逃离了操场,任凭他们在后面不断地呼唤我的名字,我始终没有回头。
下午,我心神不定地坐在教室里。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讲台上:是郑老师!他微笑地望着台下坐着的学生,就像上午压根儿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我的心却几乎要跳出胸膛,怕他认出我。我赶紧低下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同学们,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叫郑玉泉。从今天起我担任你们班的班主任,并兼教语文。”随即转过身开始在黑板上写所上课的标题。
“哇……”,台下发出一阵尖叫和嘘声,我凝神一看,原来他背部的衣服被抽成了条条,露出清晰可见血迹斑斑的伤痕。
我偷偷看一下坐在旁桌上的周女生,她若无其事地平淡着脸。我悄悄扭头看坐我后边的两位男生,他们不耐烦地朝我喊:“看什么看?!”
郑老师一定认出了他们,只听他诚恳地说:“不管你们怎么对待我,在课堂上,我还是你们的老师。大家要好好念书,长大了做国家的有用之材。”
“什么栋梁之材,知识越多越反动。”周女生站了起来:“让我们学你吗?”
“就是,你想让我们也成为臭知识分子、反革命?!”坐我后排穿黄军装的同学跟着站了起来:“谁听他的课,谁就是反革命。滚!你给我滚出教室,滚到你那间储藏室去。”
“打倒反革命分子,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知谁带头喊起了口号。接着教室里响起一阵口号声,随后就是“噼里啪啦”的桌椅撞击声。
“你们现在不念书,以后要后悔的,祖国的建设需要你们用知识来为它添砖加瓦。”郑老师激动地用教鞭抽打着黑板,试图用高亢的声音来唤起大家的觉醒。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情绪激动的学生们根本就不理会他说些什么,还没等他讲完,他就被愤怒的学生架起手臂推出了教室。
方才还人声鼎沸的教室,一下子清寂得空空荡荡。
我沮丧极了,一个人坐在课桌旁望着窗外宽大的梧桐叶发呆。看来读书的希望又成了泡影,仿佛又陷入一种越发无助的迷茫之中。
听说县里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像征——大的小的,铜的木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胜利,然后分别召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飞,没日没夜地辩论,证明自己是革命者,对方是反革命。到处是讲台,到处都是唇枪舌战。学校的老师靠边站的越来越多,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老师与老师全分成了两派,对立斗争也越来越激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连皇帝都敢拉的“红卫兵”小将,拉个老师来斗还不是区区小事。上课时常常两个班合并听一位老师上课,讲到一半,任课老师就莫名其妙地被叫出教室,当再见到他时,他已被押着站在操场的批斗会上了。每个学生都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对于这点,很长时间里我都无法弄清楚哪个对,哪个错,因为各自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倾刻间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的力量不能占上风,就开始动拳头,直打得鼻子、嘴里淌血!真理和谬论混在一起,舌头和拳头交替着使用,经典的词藻和骂娘的粗的话都能博得欢呼。谁也不服谁。革命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老师们几乎都进了“牛棚”。我要读书,郑老师讲的话我爱听,凭良心说,他是个好人。把他弄成这样,这对我来说又是个沉重打击。思来想去,我决定继续逃课。
为了避免再次与母亲冲突,我每天准时背着书包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校内有个图书室,设在二楼。门终日锁着,我从储藏室搬来梯子,顺着窗户爬进去。搬梯子时,郑老师好奇地看着我,不知怎么,我对他说了真话:“我想爬进图书室看书。”
郑老师听了我的话,眼睛似乎一亮,而后不吱声地点点头。
图书室的藏书很丰富,只是里面许久没人进去,灰尘与蜘蛛网无拘无束地垂挂在各种色彩斑斓的图书上。我迫不及待地端坐在墙的一角,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从此,外面批斗声震天,我却独坐书垒“巍然不动”。
吃晚饭时,母亲问我:“在学校读什么课?”
我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答:“语文、数学、农业、地理和历史。”
“你要好好读,替我争口气。妈妈不识字,才让你父亲欺侮。”
母亲说得对,就是为了与父亲斗我也得好好读书。可惜她寄托在我身上的心愿也要泡汤了。但我还是安慰她说:“你放心好了,我在认真读书,昨天还考试了呢。”谎话说多了,撒谎就不用打草稿。
“发成绩单了,让我看看。”母亲急切地说。
我心慌起来,原来牛皮吹得过份大,也会破的。我有些后悔,为了掩盖窘境,我起身去打饭,心里盘算着怎么才能搪塞过去。等走回饭桌时,我撒谎说:“放在学校里了。
母亲怀疑地望望我,叮嘱说:“明天可别忘了给我看喔。”
我放下碗,松了一口气,心想,明天的事,只有明天才知道,挨过今天就好。



母亲跟我不一样,她与所有人一样疯狂地跟着单位里的造反派呼来拥去,奔走在镇上不太宽阔的青石板路上,积极地参加“革命”,有时深更半夜才回来。每次“运动”回来,她总显得很兴奋。尤其是夏天,夜深人静时,她就站在庭院的井边,一边用水从头到脚冲着凉,一边哼哼呀呀地哼着我不知名的小调,那种神情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为此,我常想,是母亲找到了乐趣,还是找到了一种让自己可以渲泄情绪的方法?就连擦背的动作都显得轻快无比。好几次,我都偷偷爬起来,溜到客厅的墙根旁,从窗缝里偷窥。
只见她迅速地用毛巾擦着身子,两只并不饱满且雪白的乳房在她的胸前欢快地跳跃着。母亲不像有些妇女,到了这般年纪或遇上窘境就不讲卫生,弄得邋里邋遢。她总是教导我,不管衣服多破旧,都要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三十多岁的她,皮肤特别好,白里透着红,两只匀称的乳房如膏脂般白净细腻,两粒乳头如红樱桃般挺立着,母亲的头仰面向天,双手在上面揉来搓去,嘴里不时发出轻微的“喔哟”声,让我想起半夜发情的猫。
许多次,望着她,我会忍不住去摸自己的胸脯。不摸还好,一摸却让自己伤心。乳房总是干瘪瘪的,不仅没有一点隆起的迹象,整个身体都是瘦弱不堪。十五虚岁该是个花季的年龄,同班不少女孩子都已胸部挺拔,脸上飞着花样的红晕。与她们相比,我就象是一根嫩豆芽,在生机勃然的花丛中显得格外垂头丧气,我曾不知羞耻地问过母亲:“我怎么总也长不大?”
母亲说:“是你的营养没跟上造成的”。
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整个国家的还没能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苏醒”过来,六十年代初又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每个人的口粮都是按定量分配,做重体力劳动的每人每月二十四斤,做轻体力劳动的二十斤。父亲是“右派”,才十五斤,孩子的定量是七斤,这点粮食本来不够填饱一家人的肚子,父亲还瞒着母亲将维持一家人性命的粮票换酒喝,加上寄宿在我家的表姐,这样一来,一家人更加陷入一种饥不裹腹的地步。
从我记事那年起,全家人就喝着照得出人脸的稀粥,按照季节的变化,粥里总是变换着各种不同季节生长的野菜、元宝草、马齿苋等。到了冬天,则换上油菜籽饼,再有就是榆树皮等。有好几次,母亲带着我去扒树皮,结果空手而归,饥饿让人们将地里的榆树都剥得露出白色枝干,活像人被剥去了身上的衣服,露出赤裸的身躯。有时草、菜籽饼吃多了,就不停地拉肚子,一拉就是好多天,没法子,连上学也不去,免得来不及往厕所跑,拉在裤裆里。榆树皮吃多了,肚子又胀又硬,大便干得几天都拉不出来。好几次,母亲只好硬着头皮用手指给我、哥和弟弟轮流着将大便一点点地掏出来,掏得肛门都出血。我的身体最弱,家人尽量照顾我,吃饭时总将碗里为数不多的米粒挑出来给我吃,尽管如此,我与同龄人相比,看上去个头都要小,发育也跟不上。头上扎着的辫子,又细又黄。或许正是我长得又小又弱的缘故,父亲才给我取名叫“小小”。后来我才知道,我没被饿死,扛着活下来已算命大,据有关资料记载,那三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以千万计,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因饥饿而死的人每天都有,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庄,一家人老小十多口,活活饿死九口人。好些人走着走着就一头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有些地方活着的人竟因饥饿而埋不动死去的人。
父亲以粮票换酒喝的恶习开始并不为母亲所知,等到她发觉时,事情过去快一年多了。他这种置全家性命于不顾的恶劣行为,严重伤害了母亲的心,也伤害了我。这种伤害严重影响到我的发育,以致正处于妙龄少女的我,常常对着镜, 子,撩起自己的衣裳,看着自己的乳房叹气,除了两粒绿豆般大小的乳头毫无生气地站立在那里,该隆起的部位仍然瘪塌塌的。我沮丧地问母亲:“我该不会是个男儿身?”
母亲一听,怜悯地望着我说:“怎么会呢?”并安慰我,她自己做大人也很迟,不必惊慌的。我心想,她讲假话怎么也不打草稿,自己十六岁就结婚了,不是大人,怎么结婚生孩子呢?问急了,她说,也有女孩子一生不能长成女人的,因为不来月经,就成了“石头人”。这种“石头人”永远都不会生孩子。
我并不着急生不生孩子,但很着急自己的乳房能不能长成像许多同学那样。我很羡慕她们凹凸有致的身材,还有脸上洋溢着的那种唯有做大人后,才有的难以形容的光彩。
我看来很着急的事,在母亲看来并不重要。她仍然白天干活,晚上跟着去“造反”。也好,她越忙碌,就越顾不上问我的学业,让我无意中感到很自由。自由地支配时间,自由地生活着自己的生活。我整天隐匿在学校二楼的图书室,陶醉在丰富的藏书中。唯一知道我下落的就是关在储藏室的郑老师。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有一天,我的“逃学”终于引起母亲的注意。
同学严慧英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在一个缝纫社工作。那天,她去母亲单位时,无意中问我母亲,说:“将近一年时间都不见小小,她在家里干什么?”
她的话让母亲愣了半晌,当即扔下手头的活,发疯似地奔去学校找我。可怜的她,一进校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弄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草场上,许多红卫兵、造反派围着一堆堆熊熊燃烧的课桌椅在欢呼雀跃。好多教室里没有一只桌子和椅子,就算有,也是缺胳膊少腿的,根本没人上课。她找到校长,校长有气无力地对她说,他早被专政了,每天定时接受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批斗。他根本无法知道我不去学校的原因和下落,他只在报名的时候见到过我,要不是我脸上有个标记,至今让他想起来都有点困难。当母亲告诉他,每天我会准时回家吃饭、睡觉时,校长如释重负地说:“这样已经很好,你不必再为她担忧,不来学校恐怕比来更好。”然后叹一口气安慰她,说我不会有事的。并叮嘱她回家后不必骂我,也不要提到学校找过校长。
然而,母亲并不死心,怀疑我瞒着她偷偷去了父亲那里。
当晚,母亲边吃饭,边问我:“最近究竟在读些什么书。”
我全然不知她去过学校,便答:“语文和数学。”
“还唱不唱歌?”
“在学跳舞。”
“在跳舞,你还在撒谎。”她将手中的筷子朝桌子上一拍,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上那儿了?”
我看着她怔了怔,说:“你说我上那里了,总不会怀疑我去他那儿吧!”
她紧逼着说:“你说不去那死鬼那儿,去了哪儿?”
我被逼急了说:“反正我没去。”
“告诉你,如果瞒着我去他那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打断腿,就打断腿,反正我那里都会去,就是不会去他那里。”我拧着脖子理直气壮说。心里暗暗想道,我逃出来就是为避开父亲,自己怎么会再去自投入罗网。还说要打断我的腿,就是给我多安装条腿,我也不会去。
许是她认为我的确没去,就点点头说:“只要不去就好。”
什么好不好,你们大人就是强权,只要孩子听你们的,安照你们的思路做就好,否则就不好。真是有点强盗逻辑。我有点忿忿然。
“还有,你不要跟不三不四的男生在一起。”
我问:“为什么?”
她说:“他们对你好,都是有目的的。”
我说:“没有男生瞧得上我,如果有人陪我玩,我会很高兴。”
她说:“女人要自重,千万不能犯贱,如果自己犯贱,男人就有机可趁。”
有什么好担心的,倒是怕别人瞧不上我。我心里暗自嘀咕。
“我是说不要让男人接近你,碰你的身体,女孩子的身体要结了婚才能被自己的男人碰,要学会保护自己。如果不结婚被男人碰,那你一辈子都不会幸福的。况且有些人只是要了你的身,而不要你这人,那就更惨了。”母亲仍在不厌其烦地开导我。
她的说法,我并不太理解,对于一个尚没发育的我,我只想让自己的乳房能快点饱满起来,结婚对我来说,似乎太遥远,对我来说有点鞭长莫及。再说,如果我的丈夫也像父亲一样,那么结婚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对母亲说:“你放心,我不会结婚的。”她听后,竟也没反驳,只是苦笑一下。
次日下午,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我刚刚踩进校门,严慧英跑过来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知道吗,陈老师强奸了一位女同学,今天要开批斗大会斗争他呢!”
“强奸?”我如坠雾中。
“你也真是的,连强奸都不懂,就是女同学不同意,陈老师就对她强行施暴。”她用埋怨地口气对我说。
“那女同学是谁呀?”我好奇地问。
“据说是‘红蝴蝶’。”她看我还是想不起来的样子,就补充说:“就是我班那个长着一双乌溜溜眼睛,头上戴着一对好看的红蝴蝶的女孩子。”
是她!大眼睛,双眼皮,瓜子脸,皮肤白净,我眼前仿佛晃过她姣好的倩影。在我眼里她是我们班的骄傲,她的美丽和高傲让男生们都显得低三下四,似乎与我一样的自卑,好多男生对她十分好感,但她好像是个骄傲的公主,见谁都不理睬。原来她眼里只有陈老师?
“不是的,是陈老师强奸她的。”严慧英再三对我强调,而我却固执地认为他们是两厢情愿。
“是她碰他,还是他碰她?”对男女之间的事,我的想像和了解仅局限于这种程度。
“什么叫碰,是因为她怀上了他的孩子,事情才“穿帮”的。她差不多要大呼小叫了。
“怎么会怀上孩子,他为什么要碰她呢?”我开始为她抱不平。
“什么,你说什么?”她顿然捧腹:“你也太幼稚可笑了,碰碰会怀孩子?喔哟,喔哟,真笑死我了。”
望着她笑得直不起腰的样子,我真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儿。
她笑了个够,才拉着我的手说:“走,等会儿在操场上要批斗他,去听听就明白了。”
果然,操场上已经人山人海,台上低头站着平日里教体育的陈老师。在我眼里,他平时对人不错,面貌清秀,体格健壮,尤其是体形,一级棒。他的体育课同学们都爱上。究其原因有多种,而根本原因是只动身子,不动脑子。交白卷的张铁生就是全中国学生的榜样,因此像体育课、参加生产劳动是大家的首选。即可以当交白卷的英雄,又可以是一名光荣的劳动者。谁不想找简单又快乐的好事做。
可惜我的体育成绩一直不太好,做啥啥不像。跑步吧,倒数第一,扔铁饼吧,差点儿掉在自己的脚趾上,有一次练习“跳马”,我一次又一次地冲向“木马”,可每一次总是以失败告终。膝盖撞出了许多紫青块,惹得陈老师在旁干着急。他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指点、示范。一个学期下来,同学们都过了体育项目,我连“跳马”这一关都没过。或许因为这,陈老师记住了我。我以为,在学校两种人会令老师记住,一种是特别聪明,一种是笨得出奇;一种是特别漂亮,一种是出奇的丑陋。我属于后一种。此后,陈老师为我单独开小灶,说要让我毕业时拿到合格证书。这让我兴奋不已,我不是为合格证,简单的说,是可以单独与他在一起,尽管这其实仅限于在操场上,但我因此心满意足。
批斗会上,让他交待罪行。陈老师开始怎么也不肯说,但经不住再三拷打,他终于说:“我俩双方情愿。”
“狗屁,你有妻子,还与学生作爱,简直无法无天。”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破口大骂。
“我与妻子早已离婚了。”他分辩说。
“老师怎么可以跟自己的学生做这种事,你触犯法律,碰上了“高压线”,你是强奸犯,强奸学生你该当何罪!”。造反派头头踢了他一脚,举起拳头振臂高呼:“打倒强奸犯陈林祥。”
台下瞬时响起一阵口号声:“不交待就叫他灭亡!”
一顿乱棍,一阵拳头。终于,他经不住毒打,开始交待罪行。
“是我先钩引她的。”他说。
“说,你是怎么对她施暴?”。
“我叫她先脱衣服,然后再脱裤子。”他战战兢兢地说:“她开始不肯,后来,在我的劝说下她愿意了。”
“你胡说,是你强奸她,怎么说她愿意。”一阵乱棍。
“是,是她愿意,不,是我强奸她,她哭着喊着推开我,但我强奸了她。”
“怎么个强奸法?”
“这……”
“说,交待罪行!”一声吼叫声后,台下鸦雀无声。
“是我将身子压在她的身上,然后将生殖器放进她的身体里。”
“放进哪里?”那个造反派头头是真不知还是故意这样问,反正全场都似乎屏息静气。我的心像要跳出胸膛一般,我从不知道,也根本无从知道关于男人与女人性方面的知识。
“她的下身。”
“哇……”台下的人一阵骚动,有人竟喊起来:“下流坯,流氓。”
“打倒流氓陈林祥!”台下又一阵呼喊。接着几个学生上台将他押送去教室关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男女之间性爱的事,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男女之间拉拉手就会有孩子。
一夜之间,学校墙上画满了陈老师与“红蝴蝶”交媾时的动作,我一次次地走过这些墙,一遍遍地温习着这些看似丑陋但实际上很吸引人的画面,它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爱情,什么叫做性,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陈老师和“红蝴蝶”交媾时的情景,心里还暗自为她高兴,她一定是喜欢才这样做的,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母亲得知这事后,对我的管教越发严厉,并且近乎有点变态。她说:“红颜薄命,假若那女学生不漂亮就不会惹上这摊事。”
我对母亲说:“我长得就丑,你可以放心了。”
她说:“丑也会惹人欺骗,男人得手后就会抛了你,更惨!”
我说她想得太多,瞎操心。
母亲说:“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他要娶你,这个人才是真心对你。”她要我结婚之前守身如玉,唯有玉全才有人珍惜。还要我向她发誓,结婚前决不让男人碰我。我迫于无奈答应了。
不久,陈老师被公安局叫了进去,说是要判刑。三天后,我在家洗碗,有同学来告诉我说:“说陈老师跳楼自杀了。”听后,我大吃一惊,头发蒙,急匆匆赶去那地方。只见他的脑袋撞到水泥地上,脑浆流了一地。不仅地上有,还溅到一楼的窗户上。它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灵。他死后好久,坠楼的地方还留下一滩滩污迹,问了几个大人,他们告诉我,说是人脑中的大量油脂的缘故。陈老师的这一举动让我刮目相看。虽说他死的有点冤枉,但我心里仍然很崇敬他,并且对他钦佩的不得了。一个人能为自己的爱情而死,这种人太少了。
次日,我去学校,看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上面写着:“陈林祥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陈林祥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听说陈老师的前妻来学校将他的骨灰取了去,起初造反派死活不同意,说像他这样的人,应该“死无葬身之地”。是他前妻在造反派面前下跪后才得到允许,理由是:孩子长大后,可有个地方去看他爸爸。
“红蝴蝶”毕业后去了农村,与当地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结了婚,许多年后再见她时,美丽和活泼已经荡然无存,只有满脸的沧桑和木然,令人心酸。我再次想起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的关于男人的话题,而在当时,我对母亲的话曾产生很大的反感,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所有的男人都产生一种本能的防范心理,尽管生理在慢慢发生变化,也对他们怀有一种憧憬,但与前者相比我抑制了这种时不时涌上来的一种原始的情感的冲动,把自己的朦胧的慾望控制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之下。



父亲一年多没见了,但我并不想他。如果还记得,也是怕他找到我。好在西广比北广大,找个人也并不那么容易。这天,我放学回家,突然看到小学班主任老师坐在客厅里,他一看到我,就赶紧站起来,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房东婆婆说:“他已等好久了,说非见到你不可。”
他的到来让我高兴,但不知怎么却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被喜悦所取代,我看母亲还没回家,就说我先煮饭后再聊。
他说:“不麻烦了,知道你们住在这儿,过来看看就走。”
我听说,就坐了下来。
他问了我一些生活、学习的情况,又问我母亲工作的情况,临了,还问我学习、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我说没有。其实,我说得并非实话,因为“闹革命”,闹得母亲常常没活干,家里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我很清楚母亲的脾气,就是再穷,也不充许我在别人面前说穷,她的理论是,做人要有骨气,自己再穷,也不要在人面前哭穷。苦要苦自己,客人来,就是借债也要招待好。我曾经对她说:“这叫打肿脸充胖子。”
她说:“该充的时候还得充,这是如何做人的道理。”我无话以对。
轮到我问他:“你还在教书吗?”
他瞅一眼说:“不教了。”
我大为惊讶:“为什么?”
“只想换个工作,也没什么。”
“现在哪儿工作?”
“在乡镇一家小商店当营业员。”他低声说。
“教书挺好的,怎么想去做营业员?”我好奇地问:“而且还去了乡下?”
他一阵沉默。
这时,母亲回来了。见到他先是一怔,而后笑嘻嘻地忙倒了杯把茶递过去,嘴里直埋怨我:“你看你,光顾自己说话,也不倒杯水给老师喝。”
“老师已经不教书了。”我快人快语地说。
“为什么?”母亲不相信似地望了望他,露出疑惑的神情。
“想换个工作,也想换个环境。”他说着,脸上晃过一丝难言之隐的神情。
接下来的时间,我在里屋烧饭,母亲和他在客厅里聊,房东婆婆坐在那儿纳鞋底。我从里屋望去,母亲的脸阴着,不时点着头,显得若有所思。我不时瞅瞅老师,又望望母亲,一种不祥之兆在心头流动:老师的辞职该不会那么简单吧,为什么他作出这样的选择呢?从接下去的谈话中,我才知道,他在我们离开后不久,便离开北广,调去一个名叫五里乡的镇上,在一家供销社供职。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心爱的教育事业去当个乡村小店的营业员?在我的感觉里隐隐约约觉得他的离开似乎与我家有关,我们走了以后,他与我父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父亲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我不得而知。
老师走了,走时叮嘱我好好念书,却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给我。
当晚,母亲辗转反侧,长叹短吁,一夜没合眼;而我的脑海里却不止一次地出现父亲的形象,我入睡以后,恶梦连连,甚至出现了父亲追打老师的场面,惊醒后,我对母亲说了,她说,不会吧。但我不敢肯定。

老师来我家回去不久,继太太生病去逝了。照这儿的风俗,母亲带我一起赶去北广。
到达时,正值上午十点光景。继妈家族兴旺,来的人很多。屋里挤满了人,继奶奶将两块黑纱扔在地上,母亲催促我捡起来,戴在手臂上。因为是过继给她,她又是长辈,所以我戴在头上的竟然是红头绳。人死了,怎么让戴红色?问了母亲,她说:“继太太活了八十岁才去世,照这里的风俗是件喜庆的事。”想想也是,人总是要死,活到这般岁数是她的福,也是小辈们的福。屋正中摆放着两张四方桌,桌子上供奉着四方乡亲送来的菜、鸡、鱼、米之类的,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不时爆出火花,发出“劈啪”的响声。地上放着一只脸盆,里面燃着纸钱,烟雾缭绕,桌子后一块帷布间隔了活人和死人的距离,继太太安祥地躺在帷布后面。
我穿过人群,绕到继太太头顶上方,只见一块白被单罩住了她整个身躯,只露出头顶用红线缠绕的发髻。脚下一盏油灯晃晃悠悠,细长的灯草在人多杂乱中显得有点孤单。我想起自己曾经躺在这里无数个孤独难眠的夜晚,没想到人死了,却可以热闹非凡。
我的右侧就是那只又大又沉的棺材,今天它在我眼里显得分外亲切,故地重游,让我有一种睹物思已的感觉。今天它与原先我见到的不一样,棺盖已被打开,露出里面空空荡荡的样子。我曾经在黑暗中,不止一次地想过躺在里面时的情景,但真掀开棺盖时,却轮不到我了。
“你在这儿发什么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一转身,意外地发现是父亲站在我的眼前。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忍不住脱口而出。
“怎么,我不好来吗?”他反问我,接着又说:“我知道你们肯定会来。”
我转而寻找母亲,想趁机避开他。谁料,他立即发现了我的企图,紧跟上来,说:“怎么,又想逃!”
我一言不发佯装绕着继太太的身躯走了一圈,然后从人群中穿插到母亲的身边。母亲一见我就说:“我正在找你呢,你上哪儿了。”
我用手指了一下父亲站的方向说:“我在那里呢。”
母亲顺着所指的方向看了一眼,吃惊地问:“怎么,他也来了。”
我点点头。
父亲的出现,让母亲有点魂不守舍,接下去的时间,她总是在躲避着父亲有意无意的目光。一会儿,父亲挤到我们身边,佯装很客气的样子对母亲说:“我知道你会来,所以我过来想请你回去。”
“你别再说好听的话了。回去,回去我会有好日子过吗?”母亲坚决地回绝:“你还会变本加利的打我,对吗!”
“如果你不回去,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父亲也不示弱。
“我早已领教过了,还有你对别人耍的无赖。”她隐指他对老师可能的侮蔑。
“他告诉你了对不对,我就知道你们串通一气,来羞辱我。”父亲的话越说越难入耳,惹得在场的人都用眼睛好奇地瞧着他俩。我感到很难堪,就用手扯了扯母亲的衣角,说:“不要理他。”她也就不说了。为避免再与父亲见面,母亲带我离开了灵堂,避到邻居家,直到继太太下葬时,我们才赶去墓地。
在墓地,赶来看热闹的邻居告诉我,父亲在我们走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我那两个兄弟先是终日啼哭,后来发现啼哭也不能找回母亲,于是也就默默忍受了。要知道弟弟当时才六岁。
起初,父亲还以出租图书挣点可怜的钱来糊父子仨人的嘴,但不久他的书店也因“文革”运动而被迫关闭,我家约四千册藏书和一百多幅古字画全被红卫兵抄去,扔进大火中烧成灰烬。据说烧这些书画时,父亲竟然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对着他们又跳又骂,骂他们是“败家精”,是毁灭传统文化的刽子手;比当年“焚书抗儒”的秦始皇还不如。惹得红卫兵小将个个恼羞成怒,冲着他的脸就是一拳,说,如果你还不肯就范,就将你连人带书画一并扔进大火里烧成灰烬。邻居说,当时他们还真为他抹了一把汗,想不到他还真豁出性命去,冲进火里去抢他那心爱的书和长笛。书倒是没抢着,那支长笛还真让他抢到了。但也让他吃尽苦头,很长一段时间,他那肿得犹如金鱼泡的眼睛里总带着对残酷现实的愤恨。听了邻居说的话,我心想,父亲这只鸡蛋怎能跟石卵碰,像他这样一只小蚱蜢能跳得过“破四旧”这场大火?后来得知,当时就连大知识分子章伯钧家中超过一万余册的图书都被红卫兵用来烤火取暖,其余的全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人称古字画的“神医”洪秋声老人,用几十年心血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于国家一级收藏品,也落得个付之一炬的下场。在这场“大火”中有多少知识分子珍藏的孤本和字画被毁,已无人算得清。父亲因此濒陷断炊断粮的困境,无奈之下哥哥以拾麦穗、挖野菜、捉黄泥螺等来维持生计。一大清早,他就会提上前日拾的一篮麦穗,或野菜、黄泥螺上西广去卖。再换成米拿回家。遇上运气不好,一天下来只好两手空空,回家看到等在饥饿中骨瘦如柴的弟弟,想到两人已饿了一天的肚子,便抱头痛哭。父亲因母亲的出走和贫困潦倒脾气变得更加暴躁,终日以低价的烈性酒麻痹自己,有时喝得烂醉扑倒在路上,同街的人看到才搀扶着他回家。

气氛显得很沉闷,我想起哥哥和弟弟,真想马上去看他们。不管怎么样,父母是父母,兄妹间的手足之情谁也代替不了。
“妹妹!妈妈!”是哥哥和弟弟,他俩竟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奔跑着扑到母亲怀里。就像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母亲和三个孩子团在一起抱头痛哭。
“妈妈,你怎么就不要我们呀!”他俩哭诉着,抽泣得令我心酸。
嚎啕声打破了墓地的沉闷。其实继太太已年过八十,也算寿终正寝,因此哭的人不多,继奶奶和继妈也只是象征性地哭几下,左邻右舍更是哼哼哈哈等着吃豆腐饭,据说吃老人豆腐可以活得长久,不知道这种说法有无根据。抑或只是民间良好的意愿而已,人死怎能说是好事情。倒是我们一家人的重逢,大哭小喊,让原来暮气沉沉的墓地有了几分凄厉的生气。
饭桌上,我们一家人总算坐到了一起,因为在人家家里,又是难得遇到两儿子,母亲就是再讨厌父亲,出于礼貎她也不好声张,况且她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尽管是豆腐饭,我们小孩却吃得很开心,好久不见,他俩都长高了,或许是平常没吃饱,大家都撑开肚子尽情地吃。一张八仙桌上放着油豆腐炒青菜、红烧豆腐、大块红烧肉、油焖茄子、西红市炒蛋、黄花菜烧豆腐等,这些菜我们从来没尝过,可把我们给馋坏了。母亲关切地说:“不能吃太多油膩的东西。”
哥哥问:“为什么?”
她说:“平常不吃,一下吃多了,会拉肚子。”
可我们谁也不听。什么泻不泻,我宁愿泻死,也决不放弃这顿美味和吃饱肚子的机会。每个人的筷子都如织布机上的飞棱,穿梭得缭眼,同桌的其它客人也不例外。直吃得盆底朝天,你瞅我白眼,我瞅你白眼,各不相让。
要分手了,哥哥和弟弟吵着要母亲回家,母亲望着他俩泪眼汪汪地说:“待妈妈经济情况好一些,再来带你们,我和妹妹现在自己也养不活,怎么带你们走呢?好歹你父亲没钱可以变卖些家产来管你们的嘴,跟着我,没活儿干,就只好挨饿,饿是要饿死的呀!”
“我们宁愿饿死,也要跟妈妈在一起,你就带我们走吧。”哥哥苦苦哀求,弟弟却眼泪汪汪地拉住母亲的裤腿不放。
“你们哪个敢走,都跟我回家。”父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面前,嘴巴里喷着酒气。
一嗅到浓浓的酒味,母亲就像上了发条的钟摆,急促地转过身,对我说:“你快走,回西广去,我随后就来。”说完,又扭身在哥哥的耳边交待些什么。
我抬起脚,一阵烟似地冲了出去,一口气跑回了西广。
直到傍晚七点多钟,母亲才回到家。只见她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脸、脖子、胳膊上伤痕累累,我知道,她刚刚又与父亲经历了一场战争,对她来说,如果妥协,暗无天日的日子更加永无尽头;不回去,仍难以逃脱一次次地追踪和毒打。望着母亲痛苦的神情,我毅然说:“逃脱一次是一次,总比常常挨打好。”
母亲点了点头说:“我想也是。”



深夜,我的肚子突然痛得厉害。腹中像有什么东西在搅动,一张嘴,竟窜出一条长长的东西来。我吓坏了,赶紧大叫母亲:“快,快,嘴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窜出来。”
熟睡中的母亲吓坏了,她一下惊醒,摸索着找到火柴,又战战兢兢地点亮煤油灯,举起灯走到我床前,照着我的脸说:“我看看。”
“哇……”我脸惨白,又呕吐起来。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母亲不敢肯定。
“我难受……”没等我说完,鼻子里又窜出一条。
母亲一看,说:“是蛔虫,你不用害怕的。”
“妈妈,我怕呀,怎么蛔虫从鼻子里窜出来,不是从大便里出来吗?”我急的想哭。
“一定是肚子里蛔虫太多,昨天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蛔虫就往上窜。”
“早知这样,我就不吃了。”我十分后悔地说:“哥哥他们也会这样吗?”我想,假若他们也与我一样,也够可怕的。
“那该怎么办呢?”母亲帮我拍打着背,担心地说:“明天我去买一点蛔虫药来,干脆你们兄妹仨都打打干净。”
其实蛔虫不只我一人有,在学校的厕所里,我见过许多同学和我一样为蛔虫而困惑。有一次,我班有个女同学,下课后等在厕所外,由于排队撒尿的人多,她实在忍不住,只好随地蹲下,不一会儿,她就大叫,说是有个虫子钻到屁股外边,还翘起屁股让人瞧。原来是有根筷子粗的蛔虫,缭绕在她的肛门口,看得人心惊胆战,谁也不敢帮她。无奈之下,她自己哭着叫着用草纸裹着蛔虫将它使劲拉了出来。而粪便中的蛔虫如麻团似的在蠕动。
母亲说,这与吃东西有关。当时很少有人吃得好,每人分配的定额粮票根本不够吃饱,每人每月只分配三两油票,天天只吃素菜,肚子里没油水,吃下去的食物就永远像填不饱。尤其像我这样的人,吃的更是杂七杂八,有野菜吃野菜,有糠饼吃糠饼,有草吃草,饿得实在受不了,连自家地里种得玉米棒芯也啃。那几年,为了改善家里的伙食,父亲竟动手做了个捕老鼠的挟扳,在上面放上诱饵,活生生挟到几只老鼠,洗净、煮熟给我们吃,还骗说是猪肉,把我们哄得围着他团团转。吃肉对我们来说,是够奢侈了。这个改善伙食的方法,从我五岁时一直沿用到我和母亲离家出走,弟弟还一直蒙在鼓里,而我们兄妹似乎对此乐此不疲,因为实在没有比这好吃的东西了。我与母亲离家后,父亲不肯将定额粮票给我们,你如果向他要,他就吵闹着让你回家,还理直气壮地说:“是你们自己要走,所以不可能给你们粮票。”母亲为避免与他争吵,就委屈地咬牙熬,讲:“宁愿饿死也不向他要。”我很想说,你这是怕他才不敢向他要。但转而一想,胳臂真能扭过大腿?于是,母亲只好用钱买粮吃,比用粮票购粮自然贵得多,加上母亲活儿不多,三天两头饿肚子成了家常便饭。记得许多次饿极了,我就躲在麦田里割刚满浆的麦穗吃,挖地里的红薯吃,还偷吃刚长得如黄豆般大小蚕豆,涩得我张不开嘴巴。我不顾一切去地里偷东西充饥,被母亲知道后,就是一顿骂,我就不止一次地想,一定是我吃了父亲捕到的老鼠肉因而传染上了偷吃的习惯?!人饿到极点时,其实跟动物差不多,生存成了活下去的第一要素。什么不可以偷别人田地里的东西,不可以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全成了我的耳边风。我觉得在饥饿面前,在死亡面前,一切都显得多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饿,饿得直吐酸水,饿得直不起腰来,饿得胸部还平坦如板,我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我唯一的准则。
次日,母亲去挖来苦楝树根,看着它们,我产生怀疑:“这样的东西,怎么能打下蛔虫?
她说:“煎了服,很灵的。”
我说:“同学们都吃一颗颗白色的药片。”
她说:“这是要钱买的。”
我想了想,这倒也是。
母亲傍晚时分,将这些树根放在砂锅里煎了很久,倒了碗给我。见药熬得很浓,黑黑地,散发着一阵苦苦的味。就递给我:“现在喝下去,明天清晨就会拉。”
“那你明天先不要去上班,等我拉后你再去。”想到同学缭绕在肛门口的那条蛔虫,我心有余悸。
“怎么,怕了?”她问,我点点头。
有了她的保证,我用手捏着鼻子,端起碗,一仰头就将苦楝树汁喝了下去。
清晨五点光景,我肚子突然绞痛起来,母亲说:“怕是要拉了。”
她爬起来,端来一只旧脸盆,放在我床边说:“就拉在这里。”
“为什么?”我问。
“这样可以看清楚究竟拉出了多少。”
我的妈呀,这么脏的东西,不让拉在马桶里,还要数,简直不可理喻。
我下床,开始蹲在脸盆上拉起来。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伴随着肚子一阵绞痛,一团东西从我肛门口好像要冲出来。然而,肛门口像有东西緾着,我大叫起来。母亲赶过来,让我抬起屁股,她说:“是条蛔虫,还缭绕在肛口上呢。”
我一听,吓得半死,说:“快,快,帮我把它拉出来。”
母亲实际上也怕,但又无可奈何,只见她的手抖得厉害,用纸裹着那蛔虫使劲往外拉,要知那条蛔虫偏不服从,你越拉,它就越往里钻,急得母亲满头大汗,说:“怎么搞得,这条蛔虫脾气也像你。”
“你说什么,蛔虫也像我?”我有点不高兴。
母亲似乎没感到我不快,继续说;“它跟你一样,就是不想死。”
我一听,倒也是。
蛔虫被拉出来了,扔在盆内,母亲用双筷子将它们往旁边随意拨开,数了数,不多不少三十条。它们死了,我还活着,尽管我知道过不多久,我的肚子里仍然会长满蛔虫。当场母亲又数落起我来。说,离我家不远,有个女孩,昨日去世了。究其原因,说是肚子长满了蛔虫,她肚子疼痛难忍,满地打滚,大人不知,耽误了医治的时间。那女孩是不是死于蛔虫窜胆之事,尚且不说,我只是觉得母亲过于大惊小怪,因蛔虫而死的人必竟少数,而“偷”吃田里或逮到什么吃什么的人活下来肯定多,至今,我仍敢打赌,在那个年代靠“偷”吃生存下来的人肯定不在少数。



第五章



次日清晨,母亲替我梳着头发,北广老家的一位邻居急匆匆进了门,说:“不好了,不好了,你家小弟像是生大病了。”
母亲一听,急了,放下手中的梳子问:“什么病?他父亲呢?”
她说:“他父亲人都不见,小弟一个人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发呆,额头滚烫滚烫的。”
母亲丢下梳子,拔腿就往外跑,边跑边叮嘱我:“放学后,自己做饭吃。”
我放学回家,吃罢中饭还不见母亲回来。急了,就赶去老家,家中不见一个人影,问了邻居才知道,小弟病重已去县人民医院检查。我赶紧跑去医院,在各个科室寻找,好不容易在急诊室找到他们。
母亲告诉我,医生要对弟弟实施穿刺手术,进一步化验后确定病症。
“穿刺?”我从没听说过,听起来怪吓人的。母亲说:“你就在这儿给我壮壮胆。”
“是不是他得了跟我一样的蛔虫症?”我说。
“看样子不像。”母亲说:“如果是反倒好办了。”
“你给他吃蛔虫药了没有?”我又问。
“没有,我还来不及给他吃呢!”她说。
弟弟的脸通红,母亲说,是发烧的缘故。不管我如何唤,他的两眼总是紧闭,也不答理,人显得昏昏沉沉。
“这下完了,医生说病情很严重。”母亲的口气里有了哭音。
我一听,很着急,问拿着麻醉针的医生要不要紧。
他说:“只有做了穿刺才能得出结论。”看我母亲眼泪汪汪,他安慰说:“送得还算及时,要不,真会出大事。”
穿刺的针像筷子粗,谁见谁怕。扎在弟弟身上,疼在我和母亲的心里,当筷子长的针扎进弟弟的脊椎时,他竟然毫无反应,急得我全身发抖,母亲竟哭出声来。
检验结果出来,弟弟得的是“急性脑膜炎”。病情不轻,他的头颈僵直,已无法转动。医生说,他们会尽全力抢救,能不能抢救过来,全靠他自己的造化了。医生这么说,让我觉得人也不怎么伟大,“人”字上面加一横,才成大,大字上面加一横,成了个天。看来,天还是比人大,有时人算还不如天算。我想,我别无他法,只能求上天保佑他了。
弟弟住了院,母亲当然不能回家,要命的是,当父亲赶到医院后,他把这一切的不幸都怪罪于母亲,说:“如果你不离家,他会得这种病?”并再三强调就算得这种病,也不致于发展到这般严重。
母亲气愤地说:“都是我的责任,那么你呢,你上那儿去了。”父亲听后不吭声了。
过了一会,父亲说:“我可没钱,儿子看病的钱要你付。”
母亲说:“你喝酒有钱,给儿子看病就没钱?我会借钱付的,就是没钱,我卖血也会付的!”
他说:“我现在要养活连自己三个人的嘴,你只管两个,而且你们吃得又少。”
母亲一时哑了口。半晌才说:“那么你借钱来付。”
“我到哪里去借那么多钱?”
“好了,好了,弟弟都这样了,你俩还再吵。”我忍不住大声嚷嚷,难过地哭起来。
他两面面相觑,各自站在那里,谁也不说话。
弟弟住院的时间,我也没心思去学校,去了,反正也没课上,我就陪着他。
开始几天,我跟在母亲身后寸步不离地守在弟弟身旁,上厕所也轮流着去。小弟总是昏迷着,让我们揪心。半夜我趴在他的脚边打嗑睡,迷糊中总见弟弟苍白的脸,气如游丝,惊醒后很觉惶恐,惟恐他突然离我而去。这不是我凭空瞎想,小弟对床的一个约莫四岁的男孩,送来的次日就撒手归天,他母亲哭得满地打滚,但人死不能复生,有什么办法呢?男孩进来时,我见了,走时,我没在,那空荡荡的床给我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惆怅。我想起了空法师,于是爬上弟弟的床,两眼紧闭,掌心作合,盘膝而坐,祈求佛祖保佑。尽管我不信佛,但我相信了空法师的说法,人有信仰比没信仰好,信比不信要好,前面总有个希望。希望靠一个信念来支撑,我祈求弟弟能逃过这鬼门关。
母亲见我整天口中念念有词,也不说什么,她与我一样祈求上苍的保佑。
一个星期过去,医生说,弟弟脱离了危险期,情况朝好的方向发展。这让我放心不少。与母亲换班的空闲,我百般无聊的在医院中游荡。



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无意中走上一条小路,路的尽头有一间小屋,与外面喧闹的街道有一墙之隔,墙内小屋,像是被人有意扔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墙外有一棵法国梧桐树,根深叶茂,一根树枝伸展在小屋门框上方,远远望去显得很幽静。我顿觉着好奇,缓步过去,想看看里面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走到门口,朝里一望,里面很黑,看不太清楚。于是便走了进去。进去后,我才大吃一惊,原来是个太平间,门左右两边各有一张水泥床。左边的床空着,右边似乎躺着个人。那人从头至脚用一块白布罩着,分不清是男是女,只露出一双脚。我惊慌地倒退几步,开始为自己的莽撞自责:哪儿不能去,竟然闯进放死人的太平间来?
这儿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惊胆战,我迅急想逃出去。突然又觉得既然来了,何不在这儿坐一坐,那怕一小会也好,因为在医院你要想找个清静的地方也不容易。
我慢慢地走到里面空着的一张水泥床边,坐了上去。我想这儿倒真是个躲避烦恼的好地方。我想到了父亲,上午,他还在与我母亲吵架,吵得我头都胀,他说,不管我们走到哪儿,他都能掘地三尺把我们找到。我相信他说的话,可是现在,我欣喜地发现,他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决想不到我会在这儿。我发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对付父亲的地方,确切地说是躲避父亲的好去处——太平间。
母亲照看弟弟已经多日,她不干活,就意味着没钱买米。近日来,我每天只准吃一餐,母亲让我多喝点开水,以补充体力,但有水解不了肚子饿,我面黄肌瘦,有气无力。我想休息一下,将自己的身体缓缓地平躺在水泥床上。
眼睛上方,是白色的天花板,涂料用得不均匀,看上去一层厚一层薄。做工的人想必知道是太平间,所以做活时也漫不经心,谁会对放死人的太平间吹毛求疵?而此时在我眼里,它们倒像是天上飘荡的层次不一的云彩,不经意间倒成了我的天堂。我侧身,望着对面床上白布覆盖着的尸体,开始猜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是老人,还是孩子?
和一个死人同屋,其实并不可怕,倒觉自己很没味,他反显得很神秘。于是,我越想心越烦,干脆坐起,想着是否撩开那层面纱看个究竟,这样大家扯平。想到这儿,我“呼”一下站起,往前跨了两步,伸手抓住盖在他头上的白布,轻轻往下掀。
一张完全陌生的脸清淅地暴露在我面前:他,男性。二十岁左右,高鼻梁,瓜子脸,双眼微睁,肤色白中带黄。具体地讲,说不上好看,也说不上难看。看上去身体很结实,露出的上半身,胸肌很发达,很健美。
他是怎么死的呢?外表好像看不出什么。我顿觉好奇。决定弄个明白。我将白布一下全部掀开。这一掀,我才发现,原来他浑身上下没穿一点衣裳。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完全暴露的躯体,确切地说是生殖器:一撮黑乎乎的毛下,无尽打彩地耷拉着一根肉棍,显得很害羞。死者不管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他绝对没想到,我,一个纯洁无暇的少女会窥视到他的器官,并且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成年男人的生殖器。我惊呆了。马上觉得自己脸发烫,我害羞地立马想把眼睛移到别处,可奇怪的是,我越怕却越想去瞅它。我心“咚咚”跳得厉害,以至于觉得它在我面前晃动起来。
我禁不住倒退两步,用手捂住胸口,凝神屏气地闭了一会眼睛。等我再睁开眼时,他在我面前又似乎恢复了原有的平静。黑乎乎毛下的那根东西变得丑不拉几。我想到了父亲,他不就是因为有这丑陋的东西才神气活现地凌加于母亲之上,凌加于一切女人之上?现在我看见它,似乎有了比先前更讨厌和蔑视它的一种情绪。
然而,尽管我对着它思绪万千,嫉恶如仇,水泥床上的那个不知名的小伙子却毫无知觉地坦露着他的下半身任我想像和诅咒。让我感到稍有宽慰的是,他与我的父亲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他的面目安祥而友好,看上去坦荡又单纯,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至少没有我父亲那么坏,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看来有时好人也不一定有好报。
我突然想到学校里曾经画着陈老师和“红蝴蝶”交媾时的场景,我仔细地打量着他全裸的身躯,只见他浑身上下就像一张白纸,没有记录下一点让我可记的文字。然而,他生殖器的样子却如同远古时代的象形文字简明扼要的铭刻在我的心里,它的毫不掩饰的坦率,它的柔弱,让我第一次感到它作为男人的一种热诚展露的生动。我突然觉得,死人其实并不可怕,可怕是活着的人。我突然觉得对他有些歉意,并有所感动,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擅自偷看了他作为男儿身的雄伟的标志,尽管它显得是那么的苍白,那么的无力。默默地,我将白布徐徐拉至头顶,直至覆盖住他整个身躯,并在他身边站了很久很久。
当我走出太平间时,忽然我觉得自己仿佛长大了许多,这种长大具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男人,第一次对男人的认识提高到一个从末有的高度,我的心中涌动起一种异样的感觉,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乳房,发现它有点隐隐作痛,与我的心一样。



弟弟出院后,仍随父亲过。我和母亲还是老样子。住院的费用,最终是由母亲卖血才付清了。这件事,当时母亲瞒着我,过了许多年,还是我偶尔碰到这家医院的医生才得知。这让我至今想起来仍不是个滋味。
没多久,哥哥万般无奈之下准备去福建,投奔他的干爹想以当兵来养活自己。干爹在福建的军队任职,时任团长。我以为官当得大不大倒是无关紧要,关键他的位子起什么作用。据说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公安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成绩优异,在军事上很有一套,部队很受器重。干妈也是母亲的一个小姐妹,她由我外婆做介绍给了干爹。干爹的老家在海宁的一个乡村,离我外婆家不远。他的母亲与我外婆关系不错,姻缘的事没人说得清,干爹探亲回家,经我外婆一说,对干妈就有了好感,本来看上去挺严厉的一个军人,一见干妈就笑得合不拢嘴。干爹说不上英俊,但却高大威武。干妈的长相与他刚巧相反,非常漂亮,但却小巧玲珑。
与干爹相亲时,干妈就抱着我,我怀疑她不是真心想带我去,八成是为掩饰一下初见面时的难为情。等到两人初次见面结束,母亲说,不知怎么搞得,把我吊在耳朵上的一对耳环弄丢了一只。母亲发现后,大为感叹,只好看着我整日戴着一只耳环跑来跑去地晃荡。我的耳环成了单个,他们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了一双。结婚不久,干妈就作为随军家属去了部队。这一去就是好多年,但他们始终与母亲保持着良好的通讯联系。
哥哥决定去时,不敢告诉母亲,也不敢对父亲讲。福建这么远,哥哥也从没出过远门,再说,父亲还要靠他打零工维持家用,他这一走,一家人会陷入困境。可哥哥不管,他对我说:“我必须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走了一个,家中就少一张嘴吃饭,如果真能当上兵,也是我的愿望。”
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有道理,他这一走,不仅解决了吃饭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了自己的前途。我说,好的。
去,就要解决路费问题。哥哥说,他打零工时已经偷偷积下一点钱,不知够不够。我觉得他说得数额太少,于是,瞒着母亲向她讨了几块钱,母亲问我干什么用,我说,要上缴给学校买学习用品,母亲回说口袋里没钱,下午向单位里同事借了再给我,我说那也好。我知道对母亲出这一招很灵,她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读好书,免得像她那样是个睁眼瞎,被人欺侮。
就这样,哥哥口袋里揣着不多的钱,从这里坐船去了上海,再从上海北站坐火车去了福建。我只知道福建在很远的地方,但不知有多远,直到今天我也没去过。后来,哥哥来信说,钱刚好用来买火车票,这以后在火车上的几天几夜他没吃过一点东西,找到干爹家时,他饿得肚皮差不多贴着后脊梁,将干妈准备的一大脸盆米饭和红烧带鱼、西红柿炒蛋狼呑虎咽地吃个精光。吃完方才明白那是干妈一家五口人的午餐。还说干爹和干妈对他都很好,要我转告妈妈请她放心。
哥哥是走了,却留下我,还要去对母亲说这个艰巨的事。我不知道母亲得知这一消息会怎样,父亲又会怎么样,难过的是现在我该怎么说。
傍晚,看着母亲坐在被窝里背“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情绪好像还不错,想想人家愚公山都能移,我有什么不好说?于是,我鼓起勇气说;“妈妈,我想对你说件事。”
母亲头都没抬地说;“该不会又是要钱交学杂费吧?”
我愣了愣,说:“不是。”
“那还会有什么事呢?”兴许在母亲眼里,除了钱,她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
“是哥哥的事。”我轻轻地说。
“哥哥?你哥哥出了什么事?”她一听,像受惊吓似地抬起头,看着我。
“没出什么事。”我显得很轻松地说,并不断地观察着她的脸色,然后鼓起勇气说:“他去福建干妈家了。”
她先是一愣,然后像没听明白似地跳起来:“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两眼直直地盯着我,像从未见过似的。
“哥哥去福建干妈家了。”我重复了一遍。
她一下爬起,直坐在床上。然后喃喃地说:“我就想,这几天怎么眼皮老是跳个不停,准会有事,想不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我还蒙在鼓里呢!”
我低着头,像是自己犯了错误似地说:“哥哥是怕你担心,才不敢告诉你的,说了又怕你拦住他,不让他走。”
“那个死鬼知不知道?”我明白,她指得是父亲。
“哥哥也没告诉他。”我说。
她发了一会呆,起身,下床,低着头在床前踱来踱去,突然如释重负地说:“好,也好,或许对你哥哥来说是一件好事,他有饭吃,或许还有个好前途。”
她这么一说,我搁在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晚,母亲好像比往常都高兴,她破例放下手中的“老三篇”,跟我聊起哥哥小时候的许多顽皮的事情。说时,手舞足蹈,脸放光彩,好像回到她与哥哥一起生活时的光景。但有一件事让她回想起来就有点难受,说哥哥有一次向父亲讨要两分钱,父亲不但不给,还硬是打他追他,在冰天雪地里足足追了三里多地,要是哥哥踩上了封冻不深的冰河怎么办,掉进冰窟窿里会淹死的。她不明白他竟然会为两分钱而不顾一切地追打孩子,为此她非常恨他,只是害怕他而不敢说出来,现在哥哥走了,她也说出来了,我感到她很愉快。看到她如此少见的快乐,我才明白,哥哥作为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不管是我还是弟弟都是无法取代的,他永远处于我们家的特殊位置上,不管时空如何的变换,哥哥永远是哥哥。

清晨,我和母亲还没起床,就听见房东婆婆在敲我们的房门。母亲开门问:“什么事?”
婆婆说:“有个男人找你,他说是你丈夫。”
我从床上骨碌爬起,心想,这下完蛋,让他找到,日子又要难过了。
母亲对婆婆说:“你让他在外头等一下,我穿上衣服就出来。”
看得出来,她的脸一下变得很苍白。我知道,母亲和我借住这儿,为了避开众人的闲话和父亲的追究,从没跟人谈起逃出来这个话题,连房东婆婆也没说。记得曾有一次婆婆问母亲我父亲在哪里,母亲答说,已经死了。我心里明白,母亲说父亲“死”了,只是一句气话,究其原因她想回避这件事,也根本不想对别人去诉说内心的痛苦以及对他产生的愤恨。这下可好,父亲的到来,不仅戳穿了母亲的谎言,更重要的是,在众人眼里,母亲是个不讲真话和不守妇道的人。
母亲穿上衣服,开门出去。
果然,还没等我出去,外面的父亲和母亲就已经吵开了。父亲说:“你们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今天我不是照样把你们找到?!
一阵沉默,母亲想必还在惊骇中,她大概以为找了这么个隐蔽的地方,就可以躲过去了。没想到才住了这么些日子又让他找了出来。
父亲见她没吭声,就责问:“一定是你把良良藏起来了。”
母亲这才明白他找来的原因,说:“大儿子跟着你过,你自己没管好他,还到我这儿要人,真是莫明其妙。”口气也不示弱。
“你说,你把他藏哪儿了。”他紧逼着母亲。
“问你,你管的,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她显然不敢把真相告诉他。
“你不说是不是,不说,我今天就打死你。”说罢,他抡起拳头就往母亲身上揍。
此时,我站在台阶上,目睹客厅中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不知该怎么办。
“喔哟哇……”说时快,想时慢,母亲已挨了一记父亲的老拳。接着,他又连续不断地朝她头上、身上狠狠揍去。“撕啦”一声,母亲的圆领衫被撕破了,露出洁白的后背。开了口的衣裳仅挡着前面的胸部,在不停地扭打中只挂住两个肩膀,像要掉下来似的。
情急之下,我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对着父亲说:“你冤枉妈妈了,哥哥不是她藏的,她也不知道。”
父亲一听,马上停止了打骂,冲我说:“那你说,他究竟去了哪里?”
“去了福建!”
“福建?”父亲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两眼发直的盯着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什么似的问:“去那儿做什么?”
“他想当兵。”我说。
“嘿、嘿、嘿。”他望着我,哭不像哭,笑也不像笑,干嘿几声,也不知是啥意思。我看着他,也不吭声。
“翅膀硬了,飞了。”他突然冲我说:“没说一声就走了,把我都不放在眼里。说,是不是你的主意?!”
他的话锋一转,竟转到我的头上来,我一时被他的话镇住,望着他,瞠目结舌。
“我就知道是你出的鬼主意,要不,你哥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量和魄力?”他紧逼我,我不由自主地朝后退。
“啪!”我脸上挨了他一巴掌,他说:“你是为了报复我,对不对?”
“你胡说!”我手捂着被打痛的脸说:“哥哥是为了减轻你负担才去的,他说,少一个人,就少一份负担。”
“少一份负担,亏他想得出来,他走了,我靠谁挣钱养?你弟弟不要被饿死?”他说。
这我倒没想过,我的确认为哥哥走了,父亲可以少个负担,但唯独没想到他是养活他们的主要劳力。
“你就不可以去挣钱来养活自己和儿子!”母亲插话了。
“我去干活挣钱养儿子,亏你想得出来。”他对母亲说:“从今往后,大儿子不回家,就由你养活我和儿子。
“我连小小都养活不了,还养你!”母亲说:“至少你可以有家财变卖,我离家时,连一双筷都没拿,全靠自己做来吃,你还要叫我养,亏你一个大男人说得出口。”
“答不答应是你的事,管儿子也是你的事,我今天就在你这里吃饭。”说罢,他一屁股坐在凳上,一付不吃饭决不罢休的样子。
“你要吃,你就吃。”母亲说:“小小,去帮我拿件衣服来。”
我一听风驰般跑进房里,拿上衣服出来递给她。
她迅速穿上衣服,然后,拉住我的手说:“咱们走!”没等父亲弄明白怎么一回事,母亲和我跑出了家门,把父亲晾在那里发呆。
父亲此次来后的结果,房东婆婆对我们有了看法,她嘴上没说什么,但事隔几天后,她对母亲说,我们住的地下室她要另作它用,母亲猜测婆婆是对她产生了不信任,婆婆是个从旧时代过来的人,遵从的是嫁夫随夫,嫁狗随狗的训条,母亲的离家出走,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也有背礼教,她不想与我们同流合污,被别人说闲话,也怕我的父再次找上门来,弄得很难听,所以也就不想再接纳我们。母亲除了表示歉意外,主动与她思想上进行了沟通,将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对她全盘托出外,还以增加房租为由将事态平息了下去。尽管如此,从那以后我时常会感觉到来自于邻居们蔑视的目光,这种目光一直灼透我单薄的脊背,灼痛我的心。我的母亲在呻吟,我也在呻吟,她希望我能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凭着书包翻身,让她老了有个依靠。而我却没她想得那么多,那么远,我只盼望父亲不要再来烦我,我能吃糠咽菜的活下去。



第六章



秋季的一天,我放学回家,只见母亲正与一位胖胖的妇女在客厅说话,我进去,母亲向我介绍说;“快叫马阿姨!”我腼腆地喊了声,就躲进房里了。吃晚饭时,母亲在饭桌上告诉我,刚才来的阿姨是镇上的镇长,来问你大哥的事。说是现在全国中学生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哥也被列入下乡名单,我家至今还没有一个支农的,因此,他必须要去。
我一听,忙说:“你就不对她说哥哥在福建当兵吗?”
“我是如实对他说了,可她说,如果真是当兵可以不按排下乡,也是镇里的光荣,你们家里也少个负担,只是要大哥从那边打个证明过来就行。”她说:“所有手续我会办理。”
“那我赶紧给大哥写信,让他打个证明过来。”我说。
“好啊,要快!”她关照。
我赶紧拿出笔,趴在桌子上给哥哥写信,当天就发出。
过了约半个多月,哥哥回信说,他恐怕要回家了。待在福建一切都好,问题是他极度想家。他觉得自已快要疯了。当兵没有问题,并说已经穿上军装了,只要过段时间,就会带上红领章和红五星,成为真正的解放军。但他不想当兵了,具体原因回来后再告诉我们。
念到这里,我急了,心想哥哥怎么那么没出息,想家可以回来看看,怎么放弃自己的前途打道回府呢?不行,我得马上去信告诉他,连母亲也觉得他真是太不慎重了。然而,没等我的信到达那儿,大哥却已回了家。
见面时,大家百感交集。大哥虽然去了才五个月的光景,却像换了个人似的,长高了,也变白变胖了,母亲一直认为哥哥是我们兄妹三个中长得最耐看的,我很同意她的这种说法。干妈还让哥哥带回好多好吃的东西,什么桂圆、柚子、糖果、咸鱼干,哥哥说:“那都是福建的特产。”这些东西,我从没吃过,让我瞧着嘴馋,母亲把它们分成了三份,哥哥和弟弟每人一分,我也一分。我把它们藏匿了好久才吃,母亲说:“这好象不是我的风格。”我觉得也是。
大哥最大的变化是变得心情比往日开朗,话也多了。他坐在母亲的床上,口若悬河地讲述关于发生在部队的种种事情,我从来没听说过。好几天,他来我家时,我总要緾着他继续讲。听得我呆头呆脑的。母亲说,若是我当初去部队参军,说不准倒是坚持下来了。我觉得母亲说得很对。
大哥有一件事讲得让我很有记性。他说干爹部队有个营长,自己长得糙肤黑脸不好看,但丑夫娶美妻,妻子却长得招人喜欢。丈夫搞派性斗争忙,顾不上家,他妻子在家呆不住,就老往别家跑。这一来二去的,就与一位团长的勤务兵勾搭上了。
你还别说,勤务兵虽说是个兵,但长像却不俗,白面书生,识文断字,两人还真对上了胃口。每当营长外出,他俩就找时间粘乎在一起。时间长了,满大院的人都知道,唯独营长还蒙在鼓里。团长是个粗人,脾气也粗,这说出来是要人命的事,谁敢多嘴。可偏偏有一天,团长与营长为各自不同的派别斗争上了。他们各自的老婆也为一点芝麻大的事吵上了,俩人依仗着自己的老公谁也不让谁,骂到后来,团长太太竟把这事抖露了出来,这将事闹大了。营长听说后,铁青着脸,将老婆堵在自家屋里,然后用皮带拷问。开始她也不想承认,但几轮抽打下来,终于忍不住痛,便含泪承认了。
这下可把营长气得发昏,他整一晚没睡着,到清晨四点的时候,独自一人怒发冲冠地跑去找那勤务兵。上午九点,营长老婆起床后发现自家的餐桌上竟搁着一颗人头,那血淋淋的人头,不是别人,正是与自己相好的勤务兵。而桌子底下躺着一个血人,正在“哼哼”,一看正是自己的丈夫。原来,她丈夫一怒之下把她的姘头给割了首,然后把自己的生殖器也连根割了。
这种事听起来有点荒唐,可哥哥对天发誓说绝对无半点假,还说,要是我不信,以后干爹干妈返葛云时,可以再问。不管怎样,我觉得那营长有点过分,或者说是有点划不来,不仅将自己的命搭上,还把男人的“骄傲”给弄没了,这算怎么回事。可哥哥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男人可以为爱去死,更别说什么自残。看来,男人都是疯子,为了自己的所谓自尊什么都干,我这么想。
原来哥哥决然打道回府,也是与女人有关。十八岁的哥哥情窦初开,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了我和母亲曾借住北广靠河边那幢两楼两底房东家的女儿。其实这个女孩从小就送给了西广的一户人家。她养父母家在一个叫番家弄的地方。她比我哥小,哥哥肖兔,她属蛇。长得姣小,稍有点胖,但皮肤很白,眼睛又大又漂亮。其实恋人的感觉确与常人不同,往往常人看似很平常的脸,在恋人眼里就不同寻常。难怪有人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那女孩,听哥哥说,她心眼比较好,别的他倒不稀罕。在当时,我家虽穷,但喜欢哥哥的女孩还是不少。哥哥也常带她们上我家玩,来时,男男女女一大帮人,像赶场会似的。但看上去关系都很一般,在一起说说话什么的,大不了在我家吃一顿饭。我以为,像哥哥他们年龄的男孩女孩在一起就是谈恋爱,母亲为此常笑话我,说就一般普通的朋友关系,没我说得那么严重。
想不到哥哥这次当了真。不仅如此,为了她还把当兵的事给放弃了。我对他说:“你真笨。”
哥哥却说:“你还小,不懂。”
我说:“这与大小没关系,我可不会饿着肚子谈什么女朋友。”
他说:“那是你不懂,人有饭没饭吃,都会想爱情。”
我想,哥哥是疯了。就为个子虚乌有的什么爱情,疯狂到放弃有饭吃的机会,有理想奔的地方。
“那你以后的生计怎么办?”我问。
他说:“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放去农村。这样既有饭吃,又有爱情,可以革命生产两不误。”
不久,哥哥便去了农村。那天,有孩子下乡务农的父母以及亲戚朋友都到天宁寺轮船码头送行,小哭大喊的好不热闹。
哥哥背着母亲给他的新被褥,脸上说不清是欣喜,还是忧伤。父亲没来,据说昨晚也给他缝补了破衣服,我听后,不知怎么有点难受。
我送哥哥去他下放的地方——连溥。随着一阵阵锣鼓声,轮船起锚了。船离码头越来越远,母亲与码头上送行的人渐渐变得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
连溥位于葛云县的最西边,轮船过去要三个多小时,因为地域偏僻,道路不畅,经济发展不快,被人称为“西伯利亚”。这让我觉得哥哥此去有点像被流放的意思,不知何时才能回家。
到了连溥,生产队长和一队锣鼓队正在河滩码头等着,说是码头,其实只是个有几级台阶和一棵柳树的平台。一见我们上岸,执罗鼓的队员就使劲敲打,将锣鼓打得映天响。我们踩着鼓声到了哥哥居住的地方。
哥哥的窝,是平房,有两个房间。外面一间做厨房,里间做卧室。之前不知做什么用,进去时一股霉味。村上的人得知来了个知青都赶来看热闹,哥哥很腼腆,请他们进屋,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糖果分给大家吃。这是母亲为他准备的,说给村上的乡里乡亲结个缘。母亲虽与父亲不和,但做人的礼节倒是从我祖母那里学了过来,现在连我们也在潜移默化中继承下来。
队长讲了几句欢迎词后,就对哥哥说:“其实我们这儿也是地少人多,知青下来,就是抢乡下人的饭碗。”
哥哥听了,有点不自在,说:“这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你不执行,我马上回。”
队长一听,赶紧说:“我是说着玩的,哪敢啊。”
哥哥说:“我想也是。”
哥哥和我很兴奋,屋里人来人往,一直到傍晚,村里的人走后,才安静下来。乡村的黄昏是美丽的,它的美在于你想像不出的宁静。青蛙在田头“呱呱”地叫着,“织布娘”发出悦耳的“喳叽喳叽”声,此起彼伏,像是一台田野交响曲。我们坐在门槛上,望着门前盛开着黄花的瓜棚聊着家常。我从哥哥兴奋的脸上,看出他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他说“小妹,我要努力干活,多挣工分,积攒点钱,娶那女孩子为妻。”望着他一脸的严肃,我不好再说什么,只能默默地为他祝福。



母亲和所有人一样对伟大领袖充满着无限的敬意,每天吃饭前必领着我向悬挂在墙上的领袖像表达无限崇敬的心情,念时毕躬毕敬,神情有点滑稽。念得最多也最精典的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革命行动。”完毕。然后才坐下吃饭。这让我想起自己在书中读到的西方虔诚的基督教徒吃饭前向上帝起祷时的情景。不同的是,上帝摸不着边际,而领袖的教导对他的人民有实质性的意义。
镇上许多比我年长的红卫兵一批又一批地坐上汽车去各地搞什么“大串连”,然后又赴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一色的黄军装,一色的红臂章,一色的红宝书,一批批的去,又一批批的来,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捧着“红宝书”,跳着“忠”字舞,高喊着“万寿无疆”。他们中有的在半途中死于车祸,魂去了北京,人却回不了小镇;有的带了一身的跳蚤回来,被家人将被褥扔在院中,骂着叫他去澡堂好好泡个澡,再让进家门,更多的人,走南闯北回来后在没去的人中间兴奋地吹着牛。每个去的人都像上足了钟的发条,昼夜不停地转,好像不这样做,就不是革命者,就不是紧跟伟大领袖。哥哥当时读的是一所农业中学,离镇上比较远,走过去就要一个多小时,学校设在农场里,光地就有好几百亩,人手不够,学校不读书,光让他们在田地里干活,这下倒是省了父母亲的心。可不,这回下农村还真有了用武之地。我本来就对狂热的东西不感兴趣,也就不凑这个热闹。可母亲不行,她不断地被同事叫去,在充满浓厚政治气氛的石板街道上穿梭忙碌。
她很威武,也很精干。穿一身陈旧的大翻领蓝布衫,袖筒上戴着红臂章,和一大帮人东家出西家进,完全投入到这场“文化革命”当中去。一天,她看我拿本小说读,整天呆在家里,显得无事所所,就特别来气,说:“人顺王法转,草随风儿动。你就不去跟同学一起去‘闹革命’。”看我无动于衷,又说,再这么下去,我看你也快被别人叫‘反革命分子’了。
我说:“你不要管我革不革命,我只是一见整人就害怕。”
她说:“你害怕什么,整别人,总比别人有一天整你好。”
“别人整我和我整别人都会让我受不了,所以,我干脆远离政治,远离人群,不就行了。”
“你真是不可救药。”
母亲以为,她自己“革命”了,也就成了革命派。别人就成了她专政的对象,换句话说,她一直以为自己清清白白,她也决不会成为被他人专政的对象,可历史有时会嘲笑人,人也有时会被历史捉弄。她万万没想到,没过多久,自己也被卷入进这场运动,成了被他人专政的对象。而我这个想远离是非的人,终究也成了是非之人。



第七章



那天,母亲去上班,忽然,单位里平时对她看上去很不错的一个女同事说:“从今天起,你要接受审查,接受我们对你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
母亲开始并不以为然:“我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事,你们不要搞错了”。
女同事拿把剪刀,往桌子上一拍,说:“我们没搞错,是你错了。你不仅生活作风有问题,而且还当过‘汉奸’。”
母亲一听,又好气又好笑:“说我作风不正,又说我当过‘汉奸’,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诬陷我呢?如果你们真这样认为,那你们去调查好了。”说完,她一屁股坐在板凳上,不再想说什么。
母亲很单纯,她不知道“寡妇门口是非多”的这句古话,对她也会产生副作用。问题是我的父亲活着,也要对她实行专政。母亲与父亲失和逃出来的消息像一风一般传到她单位,还有因为母亲活做得既快又好,本来就对她产生嫉意的人,开始有目的地对她进行“围攻”。
因为与父亲分居,母亲被女同事揭发成了“罪行”,说什么母亲是“旧鞋”坏了,想换“新鞋”,意思是她与我父亲不和的原因是外面有了“姘头”。在那个年代,“作风问题”往往是治于人死地的头等大问题,甚至超过了有政治问题的人。
俗话说:“坏事传千里”,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事,只要有人一说,不管你有还是没有,都是有。就算你长十七八只嘴巴辩解都没用。而且这种事,你越是辩解就越像是有,听的人会说:“此地无银三百两”,或说“你没有,狡辩什么?”
假如问你,你不说。他又讲:“你看,她心有余悸。”
母亲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从此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在单位她被整得抬不头来,每天听听闲言碎语就够她受的。
有人说:“假正经,原来有别的男人,才不要自己的男人。”
另一个又说:“家花哪有野花香。”
更要命的,她的一个同事,不知从哪儿得来消息,揭发母亲说是个“汉奸”。“汉奸”这罪名可不是闹着玩的,从此让母亲感到暗无天日。
这种污辱和诽谤是很残酷的,她正因为无法容忍父亲的毒打,更不愿意做牛做马而得不到他最起码的一点尊重,才义无反顾地出走。但她绝对没想到,连与自己一样的女性,从未和自己有任何过节的同事,也会如此无情的对待自己,她感到了一种莫明的悲愤。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她是做车工的,本来客户的衣服就不多,轮到她也不是天天有得做,而且是以件计工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一来,安排她做的活就更少了。三天两头一件也没得做。就算有一件,也是别人不愿干,最难做的活。她的心苦不堪言。
有两位女同事看着母亲可怜,暗地里悄悄给裁剪师傅说,让他给母亲做一点活,她们对他说:“她还有个女儿要养活,如果没活干,她女儿吃什么,这关系到生存问题”。
裁剪师傅被说动了,就偷偷给母亲留一点。旁边人不知道也罢,结果有一天被整她的人知道了,便破口大骂,骂得差一点连裁剪师傅的名誉也搭了进去,骂得足以让母亲跳河。她阴沉着脸对我说:“如果不想想有你,我当场就从那窗口跳到河里去。”说罢,搂着我抱头痛哭。



同事所揭发的关于母亲当“汉奸”一事,上报有关部门后,有关部门几次派人去外地层层调查。这件事让母亲再次陷入危机之中。众人蔑视的眼光,灼得她抬不起头来,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地步。有许多次她被“造反派”押着,剃个阴阳头站在操场搭得台上,脖颈里挂一双破鞋,台下无数双手冲着她大喊:“打倒女流氓林玉,打倒汉奸……”
有一天,我刚巧路过,见操场上人山人海,便挤在人群中远远地眺望着。
母亲低着头沉默不语,问急了,她就昂起头说:“我不是流氓,也不跟人家有什么两性关系,我连跟自己的死鬼都没有两性间的事,怎么个流氓法?”
造反派一听,更来气:“你不是跟你女儿那个班主任有一腿吗?”
母亲说:“我怎么自己不知道跟他有一腿,保不定是你做的迁得线?”
“不承认,还敢嘴硬,嘴硬就给你点厉害瞧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我在台下看得心惊胆战,眼睛发红,发疯似地往台上窜,要不是熟悉的人把我死活拉住,我会跳上台去跟他们拚个你死我活,尽管我知道这样做的下场是螳臂当车不自量,但仍会拚命一试。
每次批斗回家,母亲总是精神恍惚,衣衫褴褛,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恶劣的环境,我怀疑,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出点什么事,她还能否坚持着活下去?然而,母亲却说:“那个死鬼,他想要害死我,班主任的事,不是他说还有谁说?我偏不死,要活给他看。看看究竟谁的命大。”
我说:“对,你一定要活着,跟他斗。”
父亲因了这事后,觉得有机可趁。一天,他找上门,刚巧母亲蹲在庭院的葡萄架下洗衣服,一见他,她端起脸盆就往院墙外面走。父亲一看,她想避开他,就张开双臂拦住她。说:“如果你回家,我就去对上面说清楚,这件事或许还可以不再追究。家里没有个男人就会被人欺侮,现在你尝到滋味了吧!”
“你还有脸说我,我不都是你害的。” 母亲停下脚步说。
原来关于“汉奸”的事,就是父亲的一位远房亲戚的女儿即寄居在我家的表姐,她的父母在她三岁上就死了,据说曾在日本人那里做过事,她的父母死后,那边的邻居打听到有父亲这样的亲戚,就将她送了来。此后就寄养在我家中,母亲嫁过去后就管她的吃喝拉撒。她万万没想到,因此成了“汉奸”。
父亲说:“汉奸可不是好当的,弄不好要你坐监狱。”
母亲苦笑说:“回家被你打骂,在外被人欺辱,嫁给你又变成“汉奸”,我现在才知道自己活得里外不是人。坐监狱也好,省得再受你打骂。”
“知道就好,这是你不好好做人的结果,怪谁怨谁呢?”他有点幸灾乐祸。
“我不知道错在哪儿,我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白的就是白的,黑的终究是黑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怎样看,总有一天会证明我是清白的。”母亲用手扶着桌子,神情严肃地说。
“你以为你一个妇道人家还能等到那一天,这世道哪天不在死人?哪天没有被整死的人?被整死的人里又有几个真是坏人?”父亲启发着,试图让她明白:“你就没听说,刚才我过来时,商业局的局长就吊死在自己的家中。”
商业局局长?我站在庭院的阴沟旁,思绪随着他的话语努力搜索起有关这个人的点滴。喔,想起来了,一位长得身材不高,很敦厚的人。他是我隔壁班一位男同学的父亲,我和同学一起上他家玩时,曾经见过他的父亲。母亲听了,脸色有点变,像受惊一般,想必她也知道这个人,她显得若有所思,没再讲什么。母亲的沉默让父亲觉得她似乎已经被自己说动,就说:“我要你今天就跟我回去!”
母亲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小小,来,跟我回家!”父亲见母亲没动静,便将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过来想拉我的手。
当他一碰到我手时,我本能的就像碰到一条冰冷的蛇,吓得躲开了。这是一双我曾经不知挨过它多少次耳光的手,尽管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也没碰过,但我似乎仍感到他扇我时的情景,有一种杀气笼罩着。
“怎么,我又不吃人,你怕什么?”他说。
我移动一下身子,与他保持一定距离。
“你跟我回不回去?”他盯着我问。
我望望他,看看母亲,然后摇了摇头,快步走进客厅。
一时,局面成了僵持。母亲见状干脆将脸盆往地上一搁,跑进客厅。而父亲紧跟着也快步走进客厅。三人你望我,我望着你,谁也不说话,空气变得颇为紧张。突然,好长时间不见的小学班主任出现在大家面前。
从院子走到客厅时,里外的光亮差异很大,所以,他先站在门口朝里望。兴许里面的光线太暗看不清,于是他便径直走了进来。首先看到的是我母亲,他满脸挂笑,问候着:“您好,我因事出差到镇上,顺便来看看小小。近来你们好吗?”显然,他压根儿没注意到我的父亲。
母亲看到他,先是一愣,而后下意识地望望父亲,没答话。
班主任这才发现父亲站在一旁,并看着他。他赶忙说:“哟,你们都在,从外面到里面看不清。”他歉意地说,真的没看见。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他的到来,使原本紧张的气氛更是箭拔弩张,一触即发。
果然,父亲快步走到母亲面前,对准她的脸,“啪!”抽手就是一巴掌,骂道:“怪不得,你死活不肯回家,原来还与他保持着这种关系。”并扭头对闻声赶来看热闹的邻居们嚷嚷:“你们看,他就是她的“姘头”,她从家里出走,我都不怪她,我够大度了吧,现在大家瞧见没有,她和他好,所以与我分居。”
“怪不得,还是小白脸,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有人切切私语,对着班主任评头论足。
“看样子,男的还没结过婚,比她小上好几岁,该不会是她引诱的吧!”旁人任意猜想,不顾母亲和班主任的情绪。
我看了看班主任,只见他的脸飞红,一脸的茫然,瞬息变成羞愧,再变成吃惊,再由吃惊转成愤怒。两只手拎着的东西,“啪”一下掉到地上。
听着父亲的话,众人的议论,看着班主任怒不可竭的神情,母亲几乎要哭出声来,我突然像被剥光衣服走在大街上,赤裸着身子被众人指指点点,心一阵无奈地疼痛,用手蒙住双眼,蹲在地上,心撕裂肺地号叫起来:“你们都给我走,给我走开!”
“有什么值得嚎叫的,自己的老娘是只破鞋,走!”其中的一位竟毫无顾及地骂起来。
我一听,呼,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对着那人大吼:“你才是破鞋,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好事。”我不甘示弱的进行反击:“你丈夫不在家时,有个男人深更半夜经常溜进你家。”
“你胡说,哪个男人?你见了!”她头一扬。
“昨晚十二点。”我说:“我从与你间隔的板缝里窥见的。”
“小小。”妈妈喝住我,显然她不喜欢我这样做,但我却气昏了:“那男人我认识,别人叫他板鸭。”我不顾一切,挑明了说。
这下可好,那女人本来就凶,喜欢说东家长,论西家短,丈夫不在就把相好的男人往家带。背地里老拿我母亲说事,今天又恶毒地骂我们,干脆她也别想装正经。我愤恨的咬牙切齿。
“好啊,你个‘下流坯’养的小崽子,我打死你,今天我不打死你,就不是娘养的。”她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对准我的脸就是一拳。
“你这个臭女人,敢打我女儿,你反了你。”喝醉酒的父亲此时像头愤怒的雄狮,直冲过来,一把揪住她的衣领,对准她的脸就是一拳。好,一报还一报,这下扯平。我暗自想。
然后他又拚命挖她死揪我衣领的手说:“我们家的事,轮不到你来管,你他妈的还要臭,又要做婊子又想立贞洁碑坊,你这个臭不要脸的。”他不停地辱骂,好像在为我刚才被她的辱骂出气。
班主任原本气得不知所措,这会竟也回过神来死拉那女人的手,他两一起使劲终于将她手拉开,我一下扑到被骂得昏头昏脑的母亲怀里哭起来。
父亲走到那女人面前警告说:“倘若以后对我女儿再这样,我就找你的丈夫,让你也没好果子吃。”
我对父亲啥也不信,但他说的这些,我却信:那女人是个无赖,无赖只有无赖才能对付,父亲能够对付她,这一点也不假。父亲满以为这是在帮腔我和母亲,但我却一点不领情,相反让我更加憎恨:如果不是你在这儿胡说八道,我和母亲会遭遇这些侮辱,让我的母亲在众人面前失去尊严,让我也抬不起头来。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总不肯放过我和母亲?班主任到底是对我母亲产生暗恋,还是因我的关系也不肯“放过”我们?在我看来,他看母亲时似乎总有一种异样目光,但不管怎么与父亲相比,我觉得他不像是个坏人,他和我母亲不管是不是相好,我倒真希望有一种人际间美好的关系,这样至少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慰。然而,现在他们两人的出现,弄得我与母亲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想到这儿,我愤恨地说;“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们。”
父亲听了,竟然有点幸灾乐祸地看着班主任,而班主任的脸一下变得惨白,他们各自望望我,怏怏地走了。



第八章



母亲的审查还没有结果,父亲的问题又来了。
这是1967年的冬天,已经快要接近年关。天气异常的冷,整个天空像涂了一层灰,阴沉沉的,让人心中没有底。哥哥神色慌张地到我家,母亲外出做“出门工”,几天后才能回来。“出门工”,就是指离家去顾客家中做缝纫活。去的地方如果远,一段时间内,她与另一位女同事就住在那里。这种活,一般有家小的人都不愿意去,如果碰到那家顾客衣服做得多,就需要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一个月。母亲性格好,遇到这种事,如果同事需要她帮忙,她也会留下我一人在家。如今,她的景况一天不如一天,在单位,活也没得干,碰上这种谁也不愿去的差事,她哪会不去呢?再说,这种“出门工”,一般都在逢年过节之前,叫“出门工”的人家大都家中办大事:什么儿子娶媳妇,女儿出嫁啦,孙子做满月,再就是家中死了人,置办丧事,做死人衣裤,活人寿衣等。母亲去的是个大户人家,所做衣服是一家老小为过新年准备的。
对她做“出门工”,我有自己的看法。我对母亲说:“上客户家好,你们去,哪家不准备点好菜好饭招待?除了给工钱,还供食宿。”
母亲却说:“小孩家懂什么,整天想着吃;在人家那里做是有规矩的。比如,吃鱼,只能动动筷子,最多吃上面一半,吃完是不可以将鱼翻身的。吃肉,只能吃一块,不能多吃。如果违反这些规矩,主人家会不高兴的。”还说,一般情况下,她们不会主动挟菜,主人给挟了,她们才吃,米饭不管饱不饱,都吃一碗,不再添加。而工钱,因为管饭,自然就比单位做拿得少。
她对我说这些时,我非但没在意,反倒特别羡慕,对我这个长年处于饥饿状态的人来说,无疑那是山珍海味,不要说吃,就是闻着也是香的。有几次,我冲动地说出口,要她带我去。可母亲说:“这是不礼貌的。”每当这时,那种遗憾和落寞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
大哥来找母亲,见她不在家,就对我说:“妹妹,出大事了。”
一听出大事,我的心就揪紧了,心想,是不是母亲被审查的事凶多吉少,有了定论?!我请他坐下,说:“什么事?”
见问,大哥坐下又站起,心急火燎地说:“父亲出事了。”
父亲出事?我脑袋“嗡”一响。讲良心话,眼下我最不想听见他的名字以及与之有关的事。父亲出事,我并不看得很严重,心想,这下好,看你怎么办。你不是老来捣乱吗?看你有什么脸再来骂?可一想,父亲要真出了事,小弟可怎么办呢?
“你怎么不说话?”哥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我面前乱转。
“究竟出什么事了?”我有点不耐烦。
“他也被专政了!”哥哥说。
“他被‘专政’?”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嗯!”哥哥点点头。
“你不要搞错。”我不以为然。因为父亲是“右派”,本来就属于“牛鬼蛇神”,哪轮得到他再有机会犯错误。
“真的,他现在被关押在单位一间屋子里。”他气急败坏地说。
“单位?”我更加疑惑。
“你还不知道?父亲半年前就进了一家劳动服务站,在那儿给人家打临工拉煤球。”
想不到父亲会去找活干,一定是哥哥走后,没了可以养活他的人,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这活是重体力劳动,还挺艰苦的。哥哥告诉我,拉一百斤煤球除去上缴单位各种费用外,他到手才二毛钱。遇上刮风下雨或者下雪一毛钱也甭想挣到。他竟然干这种活。我有点幸灾乐祸,你不是老想别人养活你吗?这下好,让你也尝尝苦力地干活。转而一想,不管怎么样,他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家中的抽屉里,就珍藏着他曾经被好几所学校邀请教学的聘书。现在竟沦落到干这种苦力的地步,也真他够受的。不知怎么,我忽然有点沮丧。再一想,他也是自作自受,如果你好好对待母亲,跟她好好过日子,母亲也许就不会带我离开家,不离开,至少你也就不至于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倒好,母亲因你连累受审查,而你自己也被“专政”。不仅弄得我们子女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就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以后叫我们怎么活下去?想到这里,我心中涌起的一丝同情也变得荡然无存。但不管怎么样,对他实行“专政”,这让我想不到:“他有什么政可以专得呢?”
哥哥讲:“说他有三条罪名:一是反革命,二是投机倒把,三是贪污。”
“反革命分子?”我疑惑地说。
“爸爸本来就是‘右派’,‘右派’就是反革命分子。”哥哥解释说。
我恍然大悟。又问:“什么叫投机倒把?”
“就是以票证换钱。据说那是犯法的,讲他用粮票换钱,那是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的。”
“他哪来粮票?”
“说是用你跟母亲的粮票换的。”
“这有啥关系,是我们家的。”
“别人又不知道,父亲老去桐安桥上换,据说那是个集中地,许多人都在那里交易,有以鸡蛋换粮票的,有用油换粮票的,换东西管的人只当没看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换钱就不行,当场被人抓住,就会通知其单位。”
“那第二条呢?”我问。
“说是有一次,他拉一百多斤煤球,多收了客户二毛钱。”
 “他也真是的,干嘛多收别人钱呢?”我说。
“那天家中实在没钱买米,小弟已一天没米下肚,不得已,父亲才出此下策。”他垂头丧气地讲。
“小弟呢?”我想到了弟弟,不知他这几天怎么过。
“我正在找。”哥哥哭丧着脸:“该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他。我以为他来这儿,就找来了。”
一听弟弟不见了,我二话没说,起身催着哥哥就走。一边走,一边想,父亲在单位关着,弟弟可别再丢了,他会去哪儿呢?
沿着去北广的路,我和哥哥一路找去,刺骨的寒风吹得我的脸感到生痛。看见人家,我们就进去问,瞧见一堆孩童在打闹,也过去认,甚至连路旁枯草丛中也拨开瞧瞧,沿途不停地呼喊着弟弟的名字,只有风,一个劲儿吹啊吹。从清晨找到傍晚,仍不见弟弟踪影,我俩又急又饿,神经都快崩溃了。到了北广家中,哥哥搂住我坐在自家的门槛上号啕大哭:“弟弟,你在哪儿呢?”
“小弟,你快回来吧!”我悲伤地跟着哭喊起来。
我们的哭喊声惊动了街坊邻居,他们一个个过来询问,之后,便自发地开始帮我们寻找。有人猜测我弟弟这些天不见人影,定是被坏人拐走了。否则十一岁的男孩能上哪儿去?!这更加剧了我们的担心,哥哥说:“要是弟弟真出了什么事,我就不想活了。”
我想,不是你一个人不想活,会有好几个人不想活,弟弟,我的亲弟弟,唯有当你失踪之后,我才知道,你对我是多么重要,对哥哥是多么重要,我想,假若妈妈知道你失踪了,她一定会疯的。因为我知道,我快要疯了。
打着手电筒的,举着火把的,划着火柴的,于茫茫黑夜中闪着光亮,传递着一种希望。凌晨两点多,突然有邻居气喘吁吁跑来说,他们找到了我弟弟。弟弟,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我和哥哥连哭带笑,一路小跑跟着去见弟弟。在一个柴垛前停住,我上气不接下气,不停地喘着粗气,问:“弟弟呢?”
邻居上前一步,用手搬开柴垛,露出里边的弟弟:他朝天仰面,胸前抱着一缕稻草,两眼紧闭,嘴微微张开,一丝口水挂在嘴角边,婴儿般睡得正酣。
哥哥腿一软,跪倒在地,大声哭喊起来:“弟弟,弟弟,你怎么睡在这儿呀!”
我像一张被打湿的纸,身子瘫软在地,泣不成声:“弟弟,你让我们找得好苦啊。”
可惜这句话谁也无法听见,原来我的嗓音一下变得沙哑,再也发不出声。从那以后,我很少再在众人面前唱歌,唱时,声音就像老狼失去小狼后重新得到小狼时那种悲喜交织产生的沙哑。也就在这时,我脸上的那块红色的胎记不知怎么,突然消失了。
弟弟迷糊着睁开眼,不认识似的望望正抱着他哭喊的哥哥,又扫视一下四周,当他把目光移到我脸上时,凝视我好一会儿,忽然张开双臂扑到我身上,说:“姐姐,我知道,再见到你时,你一定很漂亮。”我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
他说的话,让在场的人有点困惑,他们瞅瞅我,脸上露出惊诧。哥哥也露着狐疑。有邻居指着我的脸结结巴巴地说:“你的脸,你脸上的那块胎记怎么没有了?”
“我,脸,胎记,没有?”我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发出疑问。
哥哥端详了我一会说:“妹妹,真见鬼了,你脸上的胎记不见了。”
“真的?!”我不信,但立刻转过脸请另一位邻居看,他将我的脸转到光亮多些的角度,仔细瞧了瞧说:“没错,真的没有了。”
尽管我心存疑虑,但我宁愿相信。一个人说有,不算,两个人说,半信半疑,三个人说,我没有理由不信,所谓“三人成虎”,何况四个人呢。可惜没镜子,要不,我一定要照照,没有胎记的我究竟是啥模样?
找到弟弟,又没了那块胎记。我特别高兴。我仿佛变了个人似的,觉得自己自信许多。我摸了摸他的头,问弟弟,这几天他是怎么过来的。弟弟说,头天晚上,等父亲到深夜,还不见他回家,便独自呆在空荡荡的屋里,点盏油灯,风一吹,忽悠忽悠的怪吓人,他就不敢睡觉。本来想到西广,上我家,但怕父亲回家见不到他要担心,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以为,父亲过一晚就会回家,可没想,一等二等,等到第五天还没回。走,不敢,不走,吃饭成了问题。父亲在时,米是吃一餐,买一次,他不回家,就没吃的了。于是,第二天起,他就出去找吃的。开始时向别人要,别人还给,要了几次,就不给了。街坊邻居他不敢要,怕别人笑话。天黑,他不敢进漆黑的屋里睡,就干脆像迷路的猫躲在柴垛里睡。柴当被子,月亮当灯,顾不得饥饿和寒冷。昨晚,他要不到饭,饿得心直发慌,实在没办法,看见柴垛旁边人家盛在破盆里的狗食,也偷吃了。
哥哥听了,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却紧紧搂住弟弟的头,拿掉粘在他头上的稻草,拍了拍他身上灰土,抽泣着说:“咱们回西广。”
次日清晨,哥哥离开了我家,说是要去乡下。



咚!咚!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已是深夜十一点钟了,谁还会来敲门?我边穿衣服,边举着煤油灯,跨台阶,经客厅,穿院子,打开了院墙的黑漆小门。
来人是两男一女。每人身上都穿一身黄军服,腰际扎着根皮带,戴着红臂章。为首的是个女的。短发,模样长得不难看,一见我,她就凶狠狠地说:“见到你父亲没有?你哥哥呢?”
我摇了摇头。原来是父亲单位里的人。心想,小年夜了,他们来干什么?
“这是你弟弟吧?他怎么会在这儿呢?不是归他父亲管吗?”个子长得矮小点的男人连珠炮似地对我发问。
我还是一句话不说,转身朝里屋走。
“你说话呀!”他们紧跟在我身后,还在问。
想必是我的沉默让他们觉得没了招数,或者说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另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快步上前,一把将我拉到他面前,一双泡状似凹凸的金鱼眼直盯住我说:“告诉你,不要学你的父亲,要与我们积极配合,要不然,我会像捻一只蚂蚁一样捻死你。”
“你想让我说什么?”我胆战心惊地问。
“你爸爸这两天来过没有?”
听他这么说,我抬头望了望他两,没吭声。
“怎么,想包庇你父亲?”他用教训的语气对我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说罢,转过头去瞧了瞧站在旁边正发着呆的弟弟,又转过头,盯我一眼说:“这个道理你懂,对吗?”
“问题是我没有爸爸。”我说。
“他的爸爸,不就是你的爸爸!“他指着弟弟对我说。
“我早就与他划清了界线,因此他不是我爸爸。”我严肃地对他说。
“不认并不代表他不是你父亲。”女的走了过来,对我恶狠狠地说:“父亲就是父亲,就算你不认也改变不了事实。”
“不是,就不是,我不需要你们来教训我,我讨厌你们把他强加给我。”一听他们说不要学我的父亲,又听说我不认他也永远是我的父亲,我的情绪骤然变得怒不可竭:“你们谁要再提他,我就请你们出去!”一腔怒火随着我心在喷发,变得不可抑止,不可理喻,不可阻挡。
此时,搁在长桌上的油灯突然“嚯嚯”了几下,仿佛因我怒火的冲击变得忽暗忽明。
一瞬间,他们都愣住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想到原来这世界上还有一个比他们更不愿意容忍我父亲和更恨他的人,那就是我——他的亲生女儿。
矮个子朝另外的人看了看,问:“如果你父亲现在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
我冷冷地说:“让他走!”
“要是他死活赖在这儿不走呢?”
“我就让他滚!”说时,我的两眼冒着凶光,或许我的目光中有一股杀气,直让弟弟颤抖,也让他们惊诧。
女的不相信似地绕着我的身躯转了一圈,然而正面对着我,看了大半晌才说:“你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是投机倒把分子,是贪污分子,三罪并立,罪大恶极,如果你窝藏他,要算窝藏罪,你懂吗?那你也要倒霉。”说完,“咣当”一声,将她手中一团东西摔在我脚下。
我低头一看:一团麻绳。 
“姐姐!”一直在旁看着的弟弟,突然吓得抱着我的腿哭起来。
一时间,我的心像倒翻的五味子瓶,甜酸苦辣,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父亲呀,父亲!你是多么的可恶,你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对你失望,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对你产生无比的仇恨,一次又一次地将我逼到绝境,你以为你是谁,可以对我一次又一次地做出伤害,这种伤害就算你用一辈子来偿还都无法还清。因为你,母亲被造反派打成“汉奸”,被视为作风败坏的女人,因为你,哥哥要成为你的替罪羊;因为你,弟弟弄得无家可归;因为你,他们将我逼到绝境,让我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得生不如死。你和他们不让我好好活,我也不让你活得痛快。我要等着,等着看你的好戏。我心中冲天的大火,在熊熊燃烧,烧得我眼发干,脸发红,浑身发烫又变凉,双手紧握拳头,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眼前那根绳索就像一条毒蛇,紧紧地缠着我的脖子,将我缠绕得喘不过气来。我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
“好,等他来了,我就通报你们!”我怒目圆睁,心想,父亲不是让母亲“死”的这样难看吗,我也决不会让他活得漂亮。
他们看我明确表了态,觉着也说不上什么了,便扬长而去。



除夕夜下午,听着邻家大大小小一起欢欢喜喜过年的喧闹声,我和弟弟坐在院墙的门槛上焦急地等待母亲。母亲托信来,说回来会晚些。让我牵挂的是,哥哥去后,杳无音讯,一切都让人捉摸不透,无从知道。这是我和母亲离家出走后在外过得第二个年头,记得去年的新年,她和我在北广靠河边的那幢房子里度过。虽说没有以前在老家过得热闹,有点冷清,但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以往到了年关总缺钱,所以过年就像过鬼门关。如果有钱买年货,父亲的脸对母亲就会好看一点,但大部分的年都缺钱,父亲的脸就老像青石板,母亲说:“做童媳妇一年到头,主人为了讨个吉利,年初一也会给好脸色看,而我一年到头,做死做活也不给好脸色瞧,过得这叫什么日子。”
可父亲不买账,说:“你挣钱养全家是应当的,要不,老子娶你干啥?!”好像母亲天生应该干活养他,而他天生就是当老爷的料。这下好,我和母亲离家出走两年多,你不也过日子吗?谁家的父亲不干活,只享受?想到这儿,我问身边的弟弟:“你在想点啥?”
弟弟听后,瞅我一眼,说:“想爸爸。”
我又问:“他对你好不好?”
弟弟看我一眼,犹豫地说:“好!”
“好什么好,我怎么就没觉着他好?”我没好气地说:“他好怎么就不管你,到现在连自己的人影都不见。”
弟弟听罢,望我一眼,将头埋下去,小声嘟囔说:“他深夜会回家。”
听了他的话,我愣了愣。
“那你说,是妈妈好,还是他好?”我紧逼着。
弟弟好半晌才答:“俩人都好!”
“怕死鬼。”我一听,骂他。
一阵寒风袭来,我和弟弟打了个凛冽。天已经很晚了,妈妈此时在做什么呢?是在顾客家?还是已在赶回家的路上?想想与母亲离家后过的日子,尽管生活艰苦,但内心还算平静,只要父亲不来惹事生非,这种日子过过也算太平。令我感到自己变化最大的,就是脸上那块胎记。我无法知晓这块胎记为什么会突然消失的,它给我以一种神秘感,仿佛上苍在预示些什么?是因为这块胎记引发了太多不幸,上帝心疼我因而化去了它?还是因为父亲对我的不公,招致命运之神来拯救我,让我能拥有一张崭新的面孔与父亲作永不妥协的斗争?抑或因为到了一个少女该有变化的生理阶段,给我以一个美丽的容颜?我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它的消失让我觉得从此可以抬头做人,理直气壮地与父亲斗。
七点时分了,房东婆婆过来叫我们进屋,让我俩和她一起吃年夜饭。弟弟正饿得昏昏欲睡,一听有得吃,马上来了精神,二话没说,跟她进了屋。一看,方桌上摆了几盆菜:肉丝冬笋、臭豆腐干、霉干菜烧肉、肉丝榨菜汤。这么丰富的菜,看来她是有意请我们,让我心里十分感动。
弟弟一坐上桌子,就迫不及待地扒着碗里的米饭,这十天半月没好好吃过饭,可把他乐坏了。我怕他不懂事,就悄悄在他耳边叮咛:“桌上的菜不许挟,除非婆婆挟给你,你才可吃。”弟弟点点头,眼睛却贪焚地瞅着碗里的肉。说实话,肉的香味诱得我也唾涎三尺。
“咣!”院墙门响。
“一定是妈妈回来了!”弟弟立即放下手里的碗筷,飞奔出去,不一会院里便传来他的兴奋的声音:“姐姐,是妈妈,妈妈回来了。”他兴高采烈的心情感染了每个人,婆婆望着走进客厅的妈妈说:“看来小囡总是养不乖,见了妈连饭也不要吃,肚皮也不饿了。”
妈妈进屋,见婆婆热情招待我们,感动的不知说啥好,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婆婆,谢谢婆婆!”
的确,我与母亲出来至今,从未有人这样关心过我们,婆婆知道母亲是逃出来后,一直抱有成见,包括让我们多交房租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她心底并不坏,只是像她那样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无法理解母亲的这种反叛行为。
婆婆的老公是个古董商,在上海开店。婆婆是他娶的二房。娶亲那天下了花轿,她才知道自己做了填房。气得她当时就想逃回家去。但媒妁之姻都由父母包办,无可奈何的她只好忍气呑声的过下去。最让她人恼恨的是,她在出嫁前就提出成亲后男方要允许她读书,当时男方也答应,可真嫁到男家,老公就不认账了,从此,她的理想破灭了,而她则为他如愿以偿地生下两儿子,自己却呆在这黑漆墙门内再也没有机会跨出去。一扇小小的墙门切断了她全部的希望,她不爱也不恨的老公在她生下第二个儿子后不久,也病重不治撒手去了另一个世界。从此,阴阳两隔,她一个妇道人家,踮着一双三寸金莲,靠变买家产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拉扯大,后来,儿子们都去往上海供职,她便孤伶伶地守着这幢百年老屋,苦度残日。
她曾问过我:“为什么你母亲不守妇道,逃出来自谋生路,也不怕别人戳脊梁?”
“你没挨过打,也没挨过饿,更不需要干活养全家,因此你无法想像我母亲过得是什么日子。”
“那天,我看见你父亲打她,我才知道你母亲过得也很苦。”她说:“在我看来,你们不出来,活得也难,出来也不好过。”
我点点头。人只有彼此的了解,才会相互理解,婆婆通过交流,正在慢慢地接纳我们。
吃罢年夜饭,婆婆上楼去了,我们也准备进房。突然,“咚咚咚”,有人将墙门敲得映天响。
“谁呀?这么晚了。”母亲边说边朝墙门走去。
“哗!”冲进来一帮子人。母亲见状,愣了一下说:“你们是哪里的?想干什么?”
“你丈夫单位的,他在不在你这里?我们要带他回去。”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喔,是上次来找父亲的那个女的。这伙人正凶神恶煞地穿过院落走进客厅。
我一见他们的架势,赶紧对母亲说:“你不在的时候,他们就来过,他也被关起来受审,说是逃了出来,他们找不到他,就想找哥哥顶罪,哥哥也来过,说是去乡下,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隐瞒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交不出我的父亲,他们就要我“死”。我不想让母亲为我担惊受怕,觉得那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也是我跟父亲之间的事。
我以他来取代父亲的称呼,以示我对他的憎恨。
显然,母亲呆在乡下这种地方消息肯定不灵通。她压根儿也想不到让她恨之入骨的丈夫也被“专政”,而且罪孽听上去还不轻。她想想觉得很可笑,怎么找到她这里来,他们不会不知道她跟他根本老死不相往来,她是为逃避他而离家的,怎么会窝藏他呢!“我刚做出门工回来,啥也不清楚。
“就算你不知,她总知道吧!”他们对着我发问。
“不知道!”我说。
“不知道?这些天我们都找遍了,他能上天入地?”
“倘如不信,你们可以再找找。”我生气地说。
“你说得没错,今天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到。”其中一人气急败坏地说。
说罢,他们一起冲进房间,屁股大的空间,一站,一目了然。
“没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上楼看看。”
母亲一听,大声嚷嚷起来:“楼上住的都是邻居,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搜查投机倒把分子,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谁敢阻拦!”女的企图以大帽子压人。
随着一阵楼板响,楼上的邻居也和这伙人吵起来,有人在大声地喊:“你们有没有理,怎么可以抄我们的房间?!”
也有人在高声埋怨婆婆:“你也真是,让她住这儿,连累我们都遭殃,非亲非故的把我们也牵连进去。”
婆婆则无奈又委屈的说:“我也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样,这娘俩也挺可怜的,况且她与丈夫根本没来往,怎么会上这里来搜查呢?”
此刻的母亲两手紧捂着弟弟的头,一动不动地倾听着楼上的动静,泪水悄然地流至嘴角。
一阵杂乱地脚步声响,这帮人涌下楼来,他们显然对搜查的结果感到不满。却顺手牵羊,连房东婆婆两只昂贵的古青瓷花瓶带走了。临走,女的对母亲说:“算是便宜了你,现在你给我听着,你的大儿子也不见了,想必他们父子俩一定串通了气。找到你的儿子,我们就放过你们,要不,决饶不了你们。”
他们要抓我哥哥去替父亲抵罪?我一听,急了。父亲算什么,他怎么能跟哥哥比?我恨他,恨他把家弄成这样。还不如将他供出去,放哥哥一条生路。想到这儿,我镇定的说:“他深夜一定回北广的家。”
母亲听后,注视着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你怎么知道?”
我一言不发,把眼睛转向弟弟。
弟弟看恐怖片似地望着我。
领头的左右瞧了瞧,说:“我们走。”
“良良?”母亲望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背影,顾不上上楼去跟婆婆道歉,心急火燎地关照我说:“你们先睡觉,我去找找你哥哥。”说完,她神情紧张地跨出门,身影消失在北风呼啸的黑色苍茫中。
我瞅一眼桌上的钟,时针快指向午夜十二点,新的一年又将开始了,可哥哥到底在哪儿呢?我焦急起来。
油灯在黑暗中忽闪忽闪,房间内一切物件都变得不可捉摸。一只破旧的木箱像是哥哥,一张陈旧的小圆桌也像是哥哥,就连那放在墙角不起眼的一个小凳子也是,哥哥无处不在,又像都不是,想着那天他心急如焚的脸,我不禁潸然泪下:哥哥,你究竟在哪儿呢?
窗外传来爆竹响声,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起身,举起油灯,低着头,一脚高一脚底地走出房间,穿过客厅,将油灯搁至方桌上,然后打开客厅的门。一阵凛冽的寒风灌进屋,我不禁打了个冷颤。我走到院子里,环顾四周,风吹得万物尽衰,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清,唯有院内的葡萄藤透着凄冷的月光犹如一具僵尸张牙舞爪。妈妈呢?我惦记着妈妈,她怎么也不见回来?我焦急地在黑咕隆咚的院子里踱来踱去,寒风凝固了我心底的凄凉。时间是那么漫长,一切都在焦急的等待和惦念中逝去。
“咚咚咚”院墙门再次被敲醒,门外传来一男子的叫喊声:“小小,小小!”谁在叫我,差不多天快亮了。
我三步并作二步,打开门。仔细辨认眼前来人,原来是北广老家的一位邻居。只见他气喘吁吁地说:“快,你妈呢?”
“我妈不在,找哥哥去了。”
“那你快跟我走。”他不容我分说,催促着拉起我手,就往外走。
“怎么回事?”我困惑地问。
“你哥哥,哥哥……”
一听说哥哥,我顾不上再问,拚命跟在他后面跑。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跟,我不知道他要将我带向哪里。过了凉亭桥,奔上去北广的路,跑了一会,他领我转弯跨上一条渠道,继续往前奔,下渠道,又走了一段条窄窄的田埂,穿过一大片枯败的七零八落的毛豆地,在地中间的一座坟堆旁停住了脚。
我疑惑地站在那儿,喘着粗气,借着惨淡的月光我渐渐认出了,这不就是我家的祖坟吗?这里埋葬着我的祖父祖母,还有我永远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模样的列祖列宗。
“你带我到这里做啥?”我凝视着他问。
“你想不想见你哥哥。”他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我哥哥?他在哪儿呢?”我惊恐的样子一定很可怕。
“你过去,撩开那堆茅草。”他用手指着坟墓。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怀揣着一份极度的恐惧。说实话,白天我一个人在墓地都觉害怕,何况是现在,夜幕里布满着令人浮想联翩的黑色幽灵。我伸手试着撩开茅草,累得气喘吁吁的我,此时却使劲屏住呼吸,心就像要跳出胸膛。地上蜷缩着一个人,一时看不太清楚。于是,我蹲了下去。
朦胧中,有个身影在抖动。
“是哥哥,哥哥……!”我大喊着,悲喜交集。
茅草丛中,他伏在坟地,浑身颤抖。听见喊声,他先是一惊,当确信是我时,竟僵直地跪起,一下扑到我身上,兄妹俩抱头痛哭。痛哭声在空旷的荒野中显得格外凄惨,传得很远很远。
在旁的邻居用手抹着眼泪说:“我无法设想他是怎样熬过的,就是呆在家里也觉得冷得受不了。如果不是自己年岁大,睡不着觉,想着到自留地里来拔枯豆杆烧粥,打死我也不相信会看到这悲惨的一幕。”原来他是来地里干活的,未曾想碰上我哥哥。他知道我家目前的情况,因此不敢带他回去,怕追究下来,弄个窝藏罪什么的。他的这番话,我完全能理解,这年头每个人能保住自身就已经不错了。
哥哥一边打着寒战,一边泣不成声的告诉我:“他们去乡下抓我批斗,说是窝藏了父亲,把我吊在树上毒打了一通,我实在受不了铐打,趁着天黑偷偷逃回来,又怕他们找到家里,只好躲到祖坟上。”人逼急了,什么办法都想的出来,这一招,有谁能想得到?或许他认为这年头活着人的谁也保不了他,唯有死去的亲人才能救他?!
自己的家是不能够回的,回乡下也只能等天明,哥哥说,今天傍晚就走路回连溥,乡下离这儿比较远,他们去一趟也不容易。再说,他怀疑爸爸会不会也找到了那里?
让他们抓去才好呢!我瞧着他冻坏了的样子,心里忿恨起父亲来。突然,我想起弟弟曾经躲藏过的柴垛,于是,便提议白天他先在那里歇歇脚,养点力气,恢复点体力,到了晚上再走。
邻居自告奋勇负责送饭。
哥哥说:“也只能先这样了。”
我与邻居搀扶着一跛一拐的哥哥,将他送到弟弟原来藏身的柴垛,将他安置好,并用稻草盖得严严实实。
我一路小跑回家,母亲正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在房中团团转。听到哥哥的音讯后,她整个人像瘫了一样,一屁股坐在床上起不来。人就像根发条,不管是喜还是忧,绷得太紧都不行,稍一松懈就会瘫。哥哥总算有了着落,父亲却不知逃去哪里。母亲说:“这死鬼,命硬死不了,再说你哥哥这次也是被他害的。”她不想找,我也不想,尽管我知道找不到他,他们会让我们不得安宁。



第九章



父亲终于被抓。关押在单位一间放杂物的仓库里。母亲只好让弟弟与我同住。弟弟很开心,母亲却很忧虑。多一个人,就多了一张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本来就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下去,不饿死才怪呢!就更别提我的青春期和我的乳房,为此我也必须做点什么。
一放暑假,我就去了海宁的姨妈家。姨妈原在一家工厂做工,三十几岁时就开始长期病休。姨夫是粮食仓库的保管员,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心地善良,热诚待人。他们有三个子女,因为经济困难,60年代中期将最小的儿子送了人。我去,肯定会使他们粮食的紧张,但姨夫对我的到来,却胜过对自己的孩子。在他看来,我这个花季的年龄也该长得如花般的美丽,可到现在脸还是黑中带黄,细如豆芽。他看到我就说;“你呀,这次就多呆些时日再回去。”
我说:“要上课。”
他说:“这世道读不读书都没关系,读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下放。要紧的是身体要好,以后做什么都没关系。”呆在他家一个多月,一米八0个子的他吃饭时竟餐餐喝稀粥,节省下来供我吃。
在姨夫家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他管的粮仓很大,说出来你不相信,竟是盐官的海神庙。海神庙,俗称庙宫,位于盐官的东首,传说建于雍正时期,是为借助神力来制服像猛兽一样呑噬过良田和万户生灵的海潮而建造。整个建筑为清代宫庭式,规模宏大。其间曾被毁于兵火,后重建。姨夫从60年代起就在这儿管理,而我为不可告人的目的,总喜欢来他们家。这是我初三年级的暑假了,姨夫说,不管是我下放还是留城在他们那里度过的恐怕是最后一个暑期了。
我觉得很奇怪,自己的生命中有很多时期都和庙有关。这里没有高僧,也没有佛像,但它似乎却给我了一种补充和认识生命本源的力量。由于它的神秘也常常让我处于一种迷惑之中。人类文明到了该文明的时候却一切都变得不文明,被砸光了佛像、没有了和尚的庙宫,仔细想来倒是靠了几粒谷子才将它保存下来。庙里清幽安静,姨夫是个对工作认死理的人,他说:“拿了国家的工资就要干出像样的活,这样才算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所以一天到晚忙着打扫、晒粮、爬上爬下修理漏水的粮仓。姨妈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卧床,不是头痛,就是胃痛,三十出头医生就准了她长期病假,离开工作单位在家专事病休。我只身孤影,闲来无事,白天就沿着庙里庙外的院墙或在庄稼地里到处乱跑。到了晚上,就在昏暗的电灯光下听姨夫讲故事。姨夫的故事脱离不了妖魔鬼怪什么的,总是吓得我魂不守舍。
这段时间姨夫老哭丧着脸,原因是他的外甥去世了。外甥曾当过兵,转业后在轮船上干活。前几天他突然死了。死个人在那时算不得什么,关键他是挣钱养活一家子的顶梁柱,柱子倒了,对一户拥有老小七口之家的农村家庭就像是座塔倒了。姨丈伤心不已,忙完白天的活,就常在一边默默流泪。令我不可思议的是,他还将外甥的骨灰盒拿来搁置在自己家中。每次吃饭前,总要盛上一碗米饭放在骨灰盒前,站在那儿唠叨上几句。一次又一次,我习惯了他这种悼念方式,有时他忙,我就主动端去一碗饭,供在骨灰盒前,可惜,我对死者有意,他却一点也不领我情,供时一碗饭,取走时,还是饭一碗,好不令我伤心。
他长得很英俊,也很阳光,比我大十岁。我曾见过他两次,一次是他刚穿上军装赴青藏服兵役。最后一次是他转业回来在姨夫家作客。当时姨夫正好在庙宫围墙外一口水井边的桑树上安装广播喇叭。由于技术不熟练,弄了半天也没响。他见后,二话没说,“唰唰”一下就窜上树,拨弄三两下,一会儿它就高谈阔论起来,直乐得姨夫对站在旁边观看的我竖起大拇指称赞:“你看,到底是年轻聪明,一弄就成。”
接下来的两天,他与我混熟了。他带我爬上屋脊去摸鸟蛋、到庄稼地里抓螳螂、爬上树捉知了、在墙角乱石砖里翻蟋蟀,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快乐,内心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兴奋。他和我以往接触到的男性不一样,从内心里透出阳光,就像一棵向日葵,传递给你的是无限的温馨。那日,我顺着梯子爬上屋脊,准备捡他从屋檐缝隙中摸出来的鸟蛋。谁知一条粗的吓人的蟒蛇吐着红红的蛇信,正瞪着眼睛瞅我,吓得我大叫一声,随着脚下摇晃的梯子,眼看就要跌下去,只见他一下将身子扑在屋脊上,一把紧紧抱住我的上半身,不顾一切地将我固定在梯子上。姨夫在下面看见这般情景,吓得直喊:“快来呀,小小要掉下来了”。
姨妈从庙里冲出来,仰头看我一只脚悬空,大半个身子吊在那里,吓得脸如土色,直嚷:“抓住她,抓住她。”
他异常镇定地仰着头,两眼凝视我说:“有我呢,你不用害怕。”伸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
当天晚上,我被他抓过的手一直发烫,脸也发烫,我以为自己是发高烧了,翻来翻去总也不能入睡。眼前总是出现白天发生过的一幕幕情景,他天真无暇的脸犹如向日葵般地朝我转头微笑。我的手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被一个男人握过,况且是一个让我觉得可以信赖的人。这让我突然想起班主任,有一次班主任放学时,也是这样攥着我的手,当时,我觉得他的手暖暖的,让我感到有点异样,与父亲握我手时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
次日起床后,我在庙宫的场上见到他,心中像做了贼样的恐慌,远远望他一眼,羞愧地跑开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期盼着再见到他,不想,再次见到时,竟是他的骨灰盒。乍看时,心,揪似的痛,泪水“哗”一下往外涌。后来,我又悄悄地去看他,站在桌子前,用手抚摸放在上面的那只骨灰盒。不止一次地痴想着他能走起来跟我说话,对我微笑。然而,他无言地静默在那儿。
黄昏,姨夫就着一盏泛着黄色光线的电灯给我讲他外甥小时候的一些事,讲到情深之处,便激动地说:“要是他现在能到这儿来看看我该多好,让我知道他在那边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
为安慰他,我说:“有的书上写着,人死后有灵魂。”
姨夫认真地说:“他是深更半夜爬起来到船尾查看夜间航行的船,掉下河被螺旋浆打死的。打捞上来时很惨,首身分离各处,这种身首分家,据说死后也不会升天,哪还有什么灵魂?”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说:“他这么精明能干的人,怎么会不小心落到水里?”
姨妈听后,忧心忡忡地说:“听说是他们单位搞武斗,两派之间打得难分难解,谁也不让谁。他不愿参加两派之间的武斗,结果得罪了他们,被人陷害了。”
看来,这年头,不管你参不参加运动其实都脱不了干系,就算是他想不参加又怎样,还不是被人陷害而死?从1967年7月起,全国有些大城市开始动刀动枪。军队也出现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军队中的各派力量借“文革”相互清算。一些大型的国家兵工厂,由于被不同派别的红卫兵控制,有些城市就成了武斗的战场。福建的干爸来信说,他坚决反对军队动乱,也被整得“靠边站,”自己的命活了下来,而他的一个女儿却无缘无故被人吊死在离部队三公里远的一座荒山上,想不到拿枪杆子的人,也保不住自己的孩子,难怪姨夫的侄儿也被陷害。我们小镇上参加武斗的大部分是学生、工人、农民,装备远远比不上大城市那样的规模,但也有枪枝弹药。我呆的学校也是重灾区,你斗来我斗去,也死了不少人。就在离我家不远的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我曾不至一次地看到一具具无名尸体飘过,有的无首,有的无臂,有的却被海水浸泡的面目全非。很多人被批斗整死,大部分人是相互争斗而死。我不明白,像他这样好的人竟会被陷害至死,想到这,我气愤地说:“怎么也不去查查?”
姨妈说:“这年头谁能去查明白?每天都在死人的。你姨夫去办理他的后事时,整个人都快崩溃了。如果外甥九泉下有知,认为自己是冤枉的,那就显个灵给我们看看。”
话音刚落,窗外忽然风声大作,伴随着“咣当”一声响,庙门的门栓掉落,门蓦地打开,一阵狂风迅速穿过左侧走廊,将卧室的门也“呼”一下吹开,风卷起床上的蚊帐,墙上黏贴的纸画,挂着的东西也被吹得“西里哗啦”犹如彩旗飞舞,正当大家感到惊魄之际,风,瞬息又变得不知去向,无声无息。
惊愕不定的我看着惊魂不定的姨夫,忽然他像明白什么似的冲出卧室,冲出庙门,站在阔广的广场上,面对繁星密布的苍穹高喊:“天知地知,我知你知!”然后跪伏在地上抽泣、呜咽起来,我和姨妈也潸然泪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才进卧室前,我遵嘱还将粗大的栓将门栓得严严实实,卧室的门也由姨妈随手栓住,怎么会吹得栓落门开呢?
“一定是他的灵魂。特意来告知我。” 姨夫低头喃喃道。
姨妈越发相信真有灵魂,整日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还说:“死人显灵,惹心不宁。”
他的灵魂显灵了,而我的灵魂仿佛出了窍,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
这个暑期过得不像以往回家时长点肉。母亲见后说:“大约你是在那里玩疯了,要不,这些天呆下来,怎就不见长肉?”
唯有我心里清楚,这种折磨人的瘦会长此以往,我第一次觉得人有一份情感是要付出代价的,尽管我不知道那是属于怎样一种情感。但我觉得这比饥饿更折磨人。



从姨妈家回来后,母亲让我去乡下看看哥哥。进得屋,见哥哥正在灶头边忙乎。问了,才知他在洗胎盘。当地俗称“人胞”。这儿的人有个习惯,从接生婆那儿要来胎盘,用盐和碱到河边用水洗净,切成块和着猪肉炖。说是胎盘里积聚了孕妇所有的营养,吃了能补人的身子,效果比野山人参都好。哥哥说,他是向队里一位接生婆要的,一般别人家都不愿给,通常挖个坑埋掉,但这位孕妇的老公与哥哥平日里相处甚好,也就不避违。
肉是没钱买的。哥哥说:“就当是猪肉,炒来吃算了。”
我看看盆里洗好的胎盘,白净白净的,就像洗净后的猪肺头。
哥哥说:“你帮我烧火,我来炒。”
我听话地坐到灶前,在灶膛里添上木柴,伸手拿出放在灶屉里的一盒火柴,抓起一把稻草,划着火柴,点燃后,置入灶膛,稻草燃着了,木柴“辟辟叭叭”燃烧起来,把我的脸映得发烫。
他在灶上忙碌着,熬油、放入黄酒、翻炒。一时间,整间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血腥味。我一边烧火,一边作呕,说:“这不人吃人嘛,怎么吃得进?”
哥哥说:“嗅着也香,我两从小就吃不饱,导致到现在都营养不良,你看你又黑又小,谁瞧了也不是个滋味,这回你来了,正好把原来少吃的也补上。”
敢情他是将这只胎盘当成什么灵丹妙药,十多年的营养缺损一餐全可补上。为了怕烧得不熟,吃坏肚子,我建议他放点酱油红烧。
傍晚,两人搬个凳子坐在门口边乘凉,边吃饭。
他让我吃,我坚决不吃。
我看着他将那一块块油亮晶晶红不溜秋的胎盘挟到嘴里,直想打呕,而他却像饿狼碰到食,风卷残云似的不一会儿就将整只胎盘和着黄酒下了肚。吃得肚饱心顺,哥哥才心满意足地擦嘴巴睡觉。
午夜,哥哥突然在厨房里惊慌失措地喊叫:“妹妹,快醒醒,醒醒!”
我赶紧爬起,冲出房门,到厨房一看,只见他坐在床沿仰着头,鼻子里不断往外流着血。我急了,赶紧找纱布,药棉,无奈找不到这些东西,只好撕开棉被一角,从里面扯一些棉絮出来,塞进他的鼻孔。岂知,根本止不住,血竟从嘴巴里往外涌。这可把我吓坏了,不知怎么办才好?我让他躺在床上,用冷毛巾给他敷在额头,又用冷水让他涮口,但一切都无济于事,血还是不停地往外涌。
哥哥吓得没了主意,用手光指着不断涌血的嘴巴,急得哑巴似地发着“啊啊”声。
“赤脚医生!”我想到应该让医生给他看。在农村遇到身体不舒服,一般都找他们看。
哥哥说,他们队的赤脚医生住得离这里比较远。我不放心他自己去,两人便一同摸黑急冲冲去了医生家,医生看了认为这样出血很不正常,说既无摔跤,也无病史,看那出血的架势,还真不好说,他建议连夜去陵广县城的医院,免得误事。于是,他先替哥哥打了止血针,然后由他摸黑去了队长家,叫醒生产队长,我和他们心急火燎地摇船去往县城。这一路行去,也要四个小时,到县医院时,哥哥的脸惨白惨白,鼻孔里的棉絮路上换了多次,鼻血仍透过棉絮不停地往下滴,最后只好用一块毛巾捂住,血还在不停地流出来,将毛巾上也浸得殷红一团。
医生详细问了病史,检查了鼻子等,也没发现异常情况。便问我:“他昨晚吃过什么?”
我答:“没吃什么,就吃了一只人胞。”
医生问:“吃了只人胞?”
我说:“是呀,还用一瓶黄酒下的肚。”
医生一听,身子朝后一仰,说:“病因找到了。”
我赶忙问:“怎么讲?”
他神情严肃地讲:“胎盘怎么可以一顿吃一只呢?再说,这种东西也不是人人可以吃,体热的人不能吃,吃也要根据医生的要求定量吃。”
我恍然大悟。
他告诉我,我哥哥的身体本来不错,加上年轻又血气方刚,胎盘性温,凡补的东西大多发热,加之用酒炒又加一瓶黄酒下肚,不出血才怪呢?说罢,他补了一句话说:“还好病因查得早,弄不好要出人命的。”他立即开了张单子,让哥哥住院观察一天,在医院进行治疗。本来想补补,万万没想到血出得让哥哥倒乏力了很长时间,我庆幸自己没吃那胎盘。我将此事告诉母亲,她说,其实吃得当会助于身子发育。好在没有大碍,哥哥住院一天后,就出了院。
过不多久,母亲告诉我,她给我炖了一只猪肺,说特补,还说她们单位同事的女儿吃了炖猪肺后,出落得完全像个模样了。 一听,对我就有吸引力,我望着那沙锅里一块块香喷喷的猪肺,挟起一块就往嘴里放,不想,那个“味”哟,一嚼,我马上就吐,并且呕吐得眼泪鼻涕全下来。
母亲说:“你一定要吃进去,要不,你真的要变成”石头人“。然后,她想了个办法,用咸菜叶裹住那块肺,塞在我的嘴里说:“不用咀嚼,囫囵呑进去。”
我照着法做了,将放在嘴里的“猪肺”呑进喉咙。可没过多久,吃到胃里的“猪肺”像什么似的往上窜,一阵难受,翻江倒海,哗,全吐了,吐得连酸水都吐出来。
我急问房东婆婆,才知原来是胎盘,她说:“你妈妈怕你不肯吃,就瞒说是猪肺。”母亲以为这样就可以瞒过我,她不明白,猪肺与人胞有着绝然的不同,人吃人怎么吃得进!妈妈说:“你这人真犯贱,有得吃,不肯吃,没得吃,却想吃。”听得出来,妈也担心我发育不良。可让我吃人肉绝对不行。没办法,只能垂头丧气地继续着我的饥饿,还不时自怜地抚摸着自己总也不见长大的乳房。



第十章



我在学校里书没得读,舞倒跳得有点长进。每个学校都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天,同窗好友玲玲来找我,要我和她一起跳《白毛女》。本来我打算拒绝,但她劝说,跳好了可去考文工团或舞蹈学校。唱歌跳舞我喜欢,再说全国正盛行八个革命样板戏,和造反整人相比,我觉得自己更倾向于唱革命样板戏。因为那时,只要你的收音机一开,播出来的就是这几个戏,看个电影也是这东西。于是也就跟她去了。
在学校,只要听到广播喇叭一响,不管是“李铁梅”,还是“沙奶奶”,我们张嘴就唱;不管是“喜儿”还是“吴琼花”,我们抬腿就跳。满操场的人,瞬间都成了八个样板戏中的角色,差不多人人成了戏中的主角。扮演大春的是我班的一位男生。人高挑,体形好,长得也英俊。分工下来,我跳后半场,玲玲跳前半场。跳芭蕾舞的女孩,在我眼里就是仙女。现在我也想成为别人眼里的仙女,练功是不可缺少的。谁的基本功扎实,谁就容易跳得好。说来你不信,这种下腰、劈腿之类的基本功,全是父亲早先教给我的。当时他教我的目的,恐怕并不是要我去学戏,因为我的丑陋早就让他死了这条心。他倒是说,练好了一来可以强身健体,二来是防范被坏人欺侮。他这么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对的地方,我这么丑陋的人,不说没人对我起歹心,倒是弄不好被我吓退“歹徒”。但我是个认死理的人,认准一件事,我就会像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说直白点,就是“刀山火海”也敢上。从那以后,每天都练,决不含糊。惹得父亲也说:“看不出来,她做事倒是一本正经。”
没了脸上的那块胎记,让我觉得自己干啥都有意思。自从被安排跳《白毛女》,我的脚尖几乎就没再放下来。从家里到河边,往返学校的路上,甚至在集市街道,我都无一例外地踮着脚尖满世界走来走去,弄得整条街上的人都叫我“白毛女。”母亲很高兴,她不怕我的鞋一天到晚的踮坏,倒是怕我不读书,一天到晚瞎狂,说:“你总算有件事愿意干。”
在她眼里,我一天到晚苦瓜似地拉着个脸,捧着本不务正业的书也不是个滋味,好歹能有个蹦跳着让我高兴的事,对她来讲恐怕也是种安慰。在她的纵容下,我清晨起来压腿、下腰、劈叉、翻跟斗,练习剑术。在学校整天一遍遍地练习,一次次地跳,跳得一双双鞋底穿了,鞋尖上也打了个个洞。
演出的场地各种各样,一会儿在兄弟学校的操场,一会儿在大街上,一会儿在学校里,一会儿去工厂,一会儿又去农村。伴随我演出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舞相对而言跳得也越来越好。说实话,要不是母亲要我读好书,为她争口气,要不是我为了与父亲斗,我还真喜欢过这种无忧无虑地日子。“文革”带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让那些不想读书或读不出书的人,自由自在的偷着做白日梦。随着跳舞的次数增多,母亲夜晚睡得时间也就越少。她每天在油灯下替我做着鞋,并且还做哥哥和弟弟的鞋。可她却从没有时间瞧过我一次演出。而我也只是她问起,才告知她自己演出时的情况。在我离开学校毕业时,我数了一下存放在柴间破纸盒箱里跳舞跳破的鞋,共有二十八双。母亲说,是个吉利数,预示着我会有好运到来。
她说得没错。次日,福建干妈来信,问我愿不愿意去部队。当个文艺兵要通过考试,做个话务员,说不会有问题。这让我欣喜如狂,当即回信说:“我一定要参军,实现自己的理想。”并对她讲,自己想当文艺兵。
哥哥知道后,大为赞同,说:“两个人的理想,一个人去实现,不错。”
母亲得知,却一声不吭,整天闷闷不乐,不说让我去,也不说让我不去。问她,眼泪汪汪,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当初还不如不带你出来。”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怀着憧憬而欣喜的心情去往汽车站。我在前面走,母亲在后面跟。她的手里拎着一个蓝白相间的格子包裹,里面放着我的一些换洗衣服。
车站在镇的东边,我家过去走二十分钟左右。我俩打算从墙后面的小路抄近路过去。路过井边,有许多邻居在洗涮。见我走过,就向我打招呼,问:“去哪儿?”
我刚要答话,母亲却比我抢先一步说:“不上哪,就去街上转转。”
我望望她,困惑地想:“大家都会知道的,干嘛要说谎?”
母亲一本正经地朝前走,正眼都没瞧我。
我神情有些黯然地放慢脚步,跟在她身后。
走五营操场,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后来有部队驻扎小镇,改造成了练兵的操场,现在常常用来作为发布“最高指示”的场地。有时也作批斗和审判犯人的场所。尽管部分作了操场,但四周的坟地还是占了很大比例,其间零星地种着几棵树,显得空旷而凄凉。
母亲突然转身对我说:“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就葬在这附近,你可以上这里来找我,但你要记住,我绝对不会自杀。也不会葬到那死鬼家的祖坟里去。”
听她这么一说,我的头“嗡”大了。人像跌进冰窟,心直往下沉。是啊,母亲还在受审查,父亲也是,自己这么走了,离开这里,也就离开了父母。父亲倒不必说,可母亲呢?弟弟、哥哥呢?一切都压在母亲懦弱的肩上。想到这儿,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一直走到车站都没开口。
车来了,母亲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看得出来,她的情绪很激动,就像一个打足了气的气球,此时只要谁用竹签轻轻一触,就会破。果然,车轮一动,她在车窗外忽然“哇”大哭起来。车轮滚动,母亲的身影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的心跳蓦然加速,再也忍受不住,一下从座位上站起,对着司机高声喊道:“快开门,开门,让我下车,下车。”
司机不知出了什么事,“嘎”一下将车停止,打开车门说:“神经病。”
我顾不上他对我的漫骂,拎着包裹,跳下车,朝母亲狂奔过去。
母亲看见我,先是一愣,迅捷张开双臂将我紧紧搂在怀里,抽泣着说:“你怎么那么笨,那么笨。”
我抽抽答答地说:“我不离开你,再也不离开。”



要毕业了,同学们都变得心神不定起来。学校好像炸开的油锅,每个同学都像被放在里面煎。大家三五成群地簇拥在一起,谈论着各自的理想。这届安排的政策好像不太明确,上届有“全国山河一片红”,个个都下放。学校要求学生都要有个明确地态度,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
我自然要去,心情激荡地连夜在油灯下赶写决心书。那时的人,基本上分两类。一种是“红五类”,一种是“黑五类”,我感觉自己就像五谷杂粮中的黑芝麻。自己是“黑五类”的女儿,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落后于他人,那晚的油灯好像特别地亮,我觉得自己第一次这样坚决地拥护他老人家的英明决策。
严慧英说:“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你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态度。”
我说:“因为这可以解决我的吃饭问题。”
她说:“我也有同感,父亲为吃饭问题常常发愁。”严幼年丧母,父亲在饮食店帮人家做小吃,拉扯他们兄妹仨。后因实在负担不起,父亲只好忍痛将她的弟弟送了人。
我知道绝大多数人完全是发自内心坚定不移地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到农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唯有我,完全是隐私,就是想着让自己的乳房能鼓起来。这样重大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激荡着我的心,我的决心书写得让自己满意,也让老师满意。他竟然选派我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表我的宣言。
这一天,在一间黑瓦白墙的民宅大厅改作的学校礼堂内,我面对讲台下数百名即将毕业的同学,心情激荡,庄严的发出发自肺腑的誓言: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号召,坚决要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脸红脖子粗地振臂高呼:“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激昂的喊声将老宅瓦上金黄色的瓦轮草震荡的摇摇晃晃。
严慧英说:“这回你一定去成了。”
我说:“这是铁板上钉钉子,硬着呢!”
回家对母亲一说,她竟然没发一言。
到了晚上,她躺在床上,翻身转辗,长叹短吁说:“当初还不如让你去福建。”
我说:“去了,也不一定能当上兵。”
母亲轱辘侧身,撩开蚊帐问:“为什么不能当上?”
我用轻如蚊音的口气说:“政审不会通得过。”
母亲听后,将头缩进蚊帐,再没说话。

次日,哥哥带一帮乡里乡亲来吃饭。哥哥下乡后,母亲满以为可以改变一下家境,她万万没想到事情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
队里的乡亲三天两头上我家来,有的是到街上购物,上我家吃一餐,有的是到医院看病,图方便上我家住宿、吃饭。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更让人揪心的是,每次县城放映革命样板戏等电影。也许是生活太单调,也许是人太饥饿,饥饿过了头,总想有什么东西填补。为数不多的几个样板戏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几乎成了可以补充任何饥饿的精神食粮,甚至比男女之间的性爱还重要。样板戏中的男女主人公每个人都是独身,无儿无女,如果说有,也是革命烈士留下来的,他或她坚决而彻底地闹着革命。这种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似乎无一例外的激励着全国人民,真是八亿人民,八个戏,人人争看样板戏。连我哥那穷乡僻壤的人们,也奔走相告,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全然陶醉在争看电影样板戏的狂热中。电影不分昼夜的放,他们不分昼夜的来,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饭店和餐馆,搭床打地铺,吃得锅底朝天,吃得母亲头上直冒冷汗。要知道,我和母亲没有定额的粮票,更谈不上有多少钱来购米。母亲每晚愁眉苦脸,绞尽脑汁琢磨着明日该到哪里去借钱买米下锅。这种轮番昼夜“轰炸”,弄得我连学校也去不了,只好在家无奈地招待客人。
可哥哥似乎没有感觉,他依然带着一帮帮乡亲来。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对母亲说:“你就对哥哥说,我们都要还不清债了。”
不想妈妈却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熬也要熬过去。”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来者都是客,就是自己饿肚子也不能慢待客人。再说,你哥在他们那儿,招待的不好,他以后会在那儿不好过。”
母亲这人真是,与父亲势不两立,待人接物却与父亲的祖上一个德性。她说得也是,但总不能没完没了,而且哥哥一点也不懂事,好像我和母亲应该这样。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就不带几趟去父亲那儿,这样大家可以分担一点。为此,我心里常常犯嘀咕。每部戏或影片都放很久,才告一段落。没等你喘口气,下一部戏或影片又开始了。这对于我来说,又一轮饥饿才刚刚开始,为了还债,母亲将我俩的伙食从每天两餐改为一餐,为此,我常常忌恨我哥哥,是他让我饿得饥不择食,差不多看见能吃得和不能吃的都想拿来吃,我还越加忌恨我的父亲,他使我沦落到几乎再也无法长大的地步。可怜的我,乳房还是毫无动静地沉默着,我不止一次地想,自己一定是个“石头人”。
那天下课,坐我前排的女生站起身走了出去。无意间,我发现她的凳子上有一滩红红的东西。我禁不住指着那滩血,悄声叫起来:“快看,这是不是血?”
坐我同桌的女生,伸头一看,说:“大惊小怪,这是月经。”说话的口气俨然就象是皇后。
“月经?”我好奇的脱口而出。
“这有什么,每个女孩都会有,当然是指发育成大人的女孩。”她不以为然地说。
“那如果没来呢?”
“她就不会生孩子。”她老练的说。
我很想问,她来了没有。想想,又觉不好意思,就没问。
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做个女人还有那么多的奥秘。前排的女生回来了,我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用手指着凳子,嘴里发出“啊啊”地声响,她瞅一眼我,一点不觉难为情地从课桌抽屉里拿出作业本,撕下一张纸,俯下身,不慌不忙地擦了擦凳子,随后, 将纸揉成团,塞进自己的裤袋,坐下来听课了。
她的动作非常优美,让我崇拜的不得了,也羡慕的不得了。甚至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她一样。

乡亲的到来,令我还是有点不高兴,尽管我没说,哥哥还是感觉的出来。
他说:“你小气什么,我下乡,说不定对你也有好处。”
我说:“有什么,到现在我只见坏,没见好。”
他说:“接下去你就知道了。”
我对他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一心只盼着赶快下乡,就算去边疆也好。
一天,我在学校操场上碰见郑老师,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听后,沉默良久说:“有个新情况,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我一听,问:“什么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他说:“一种是去边疆或者下乡,一种就是留下来。”
我说:“留下来是什么意图。”
他告诉我:“第一种是念高中,第二种是留在城里。”
“留在城里做啥?”
他笑笑,没说。走了。
念高中,这真是我所期望的。不过这学费怎么办?只要一想到钱,我的头就大,并且有点不知所措。从我五岁起,我们家就被列为低保户。念书可以用补助的方式徼学费。可母亲是个不愿接受施舍的人,她说,再穷子女的学费也是要自己徼。并表示,要把钱援助给更需要帮助的人。我不能说她的这种做法很对,但至少她让我懂得一个道理,活着就要靠自己。她挂在嘴边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活要活得有志气,要有骨气。”我知道她的话不无道理,但我为她的这句话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我懂事那年起,我就开始靠捡煤渣、挖野菜、捡黄泥螺,卖了,再徼学杂费。饿肚子不必说,让我难堪的是,初中快毕业了,我的身高还仅一米五四,上课老坐在前排。体重才六十斤,两个乳房平坦得一点生气都没有。既然没钱读书,那还是下乡,混个像哥哥那样在广场上晒稻谷的农民也不错,只要一天有两餐饭吃就行。
哥哥只能干些晒谷之类的事,下乡头年他下田种稻,谁知他人经不起晒。“双抢”期间,别人忙得不亦乐乎,他却晕倒在田里。起初乡里的人以为他不习惯,过段时间就会好,不想两年下来还是老样子。晕倒的样子很让人害怕,脸发白,汗直冒,手脚抽搐。一次还好,几次下来别人都害怕了。于是,队长作了规定,让平时照顾老人或妇女干的事,叫他干。那天,我闻讯赶去探望,只见他正在水泥场上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起劲地晒着谷呢。你说,他一个小伙子,力气也有,也肯干,怎么会犯怕晒太阳这个毛病呢?
其实这个毛病我自己也有。每回上劳动课,我不怕干活,就怕太阳。有一次在田里拔秧,拔着拔着就晕了过去。以后,每遇太阳毒辣的时候,我就变着法干活。比如,摘棉花,我就躲在棉花地里,蹲在那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听故事是有条件的,每讲一个,每人就必须在我棉兜里放一把棉花。如此下来,到劳动结束时我棉兜里的棉花数量往往超过其它摘棉花的人,有同学开玩笑说,这是用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利益,我却狡辩说:“这是用脑力劳动换取的体力劳动所得。”为此,我还专门写了篇《摘棉花的时候》作文,描写了摘棉花时的心情,不想,语文老师读了竟大为赞赏,让抄写后贴在学校的墙上,作为范文介绍,弄得自己也觉有点啼笑皆非。
我一心一意盼着下乡,母亲却啥也不讲。
一日上午,严慧英到我家来,急急地说:“快去,学校张榜了,名单全出来了。”
一问,才知道下乡的名单公布了。
我们手拉手,直奔学校,只见校门口人群喧哗、挤挤攘攘,墙上贴着一张耀眼的光荣榜。上面名字密密码码,我的心狂跳着,顺着一溜名字往下找,嘴里对严说:“你快帮我找,我眼睛近视,怕是看不太清楚。”
一会儿,她一跳丈高地说:“找到了,找到了。”
我一听,急切地问:“在哪儿?指给我看看。”
她手指着上面说:“第三排第二个。”
“怎么,是你。还以为是我呢。”我失望地说。
“急什么,你一定在上面的。”她边安慰,边帮我认真找起来。
我横找,竖看,总也不见自己的名字。便心急如焚地说:“是不是校方把我的名字抄漏了?”
她一想,“怎么可能?!”瞧我满脸狐疑,就赶紧说:“那就一起去问校长。”
“好!”
到办公室,赶上校长正忙着向好多同学解释什么,见我们进去,也没与我们打招呼,看着他们一脸认真的样子,我俩站在一旁插不上嘴。严慧英一看情况说:“你先在这儿等等,我到班里去去就来。”没等我说,她就一阵烟似地跑了。
我知道,她的心里正乐着呢,其实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据说是高一届的同学。现在一定赶去与他分享这份光荣。
正在我焦急等待时,郑老师进来了。我迎上去急切地问:“老师,怎么就不见我的名字在上边?”
郑老师听后,笑笑说:“因为你没被安排下乡,怎么会在上面?”
“为什么,是我不够条件吗?”
“不是,是你有条件留下来。”
“是让我念书吗?”
“不是。”
“那做什么?”
“安排工作。
“不是规定每家必须要有下乡的吗?”
“对呀。”
“那我家没人下过乡,怎么留我呢?”
“你家的情况有关部门去作过祥细了解,他们认为你母亲与你父亲只是分居,并没有离婚,所以在法律上你们仍然是一家人,你哥哥已经下乡,这次的政策,家庭中有过一个下乡的孩子,原则上就留一个在城里就业或者读书。”并且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再说你连太阳都晒不了,下乡能干什么?”
完了,这下完了,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老师以为我是受照顾而感动;我却想到了继续的挨饿。我的情绪一下低落到找不到北。无劲打彩地说:“下乡不让去,连书也不让念,真不开心。”
郑老师用埋怨的口气说:“你家穷到每天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为你母亲想想,她容易吗?”看我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他又说:“不让你读书,是上面有政策,你父亲是个知识分子,所以你只好让出来给其他家中没有读过书的人。”
不是我不明白,实在是这世界变化快,以往都是高举着红旗下乡,谁想到这次多了两种毕业后的去向,这两种去向中,我想去做的,一样也轮不上,就连我想读书的愿望也被父亲扼杀了。我心中涌起阵阵愤恨,可恨的父亲,就因为你那点狗屁文化,竟然剥夺了我读书的权利。看来,母亲想让我从书包中翻身的愿望,从此绝了根。连我想与父亲斗的资本也少了许多。人习惯了一种思维方式,一下子竟很难接受新鲜事物。我对自己的未来没有像去农村的几位好友那样高兴,显得无奈而忧心忡忡:“说是留下来工作,可又等到猴年马月?”我对此感到一片渺茫。
严和大部分同学被安排去了湖州的三天门农场,而她的男朋友也与我一样,被留了下来。那天,学校为她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这回轮到她跳上台表决心,只见她举起拳头,激动地高呼着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屋檐上的瓦楞草也跟着频频点头。我在台下望着她白里透红的脸和高耸的胸部,心想,农场的稻米会将她的乳房灌溉得更加出众,让世界上所有的男人为之倾倒,而我只是缩在墙角落里的一只没人欣赏的地鳖虫,连自我欣赏的价值都没有。
她们要走了。我和留城的同学去汽车站送别。在一棵柳树下,严惠英握住我的手说:“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给你瞧瞧”。
我点着头,说:“加油干!”。我想,此时除了羡慕,还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的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伴随着广播喇叭里高吭的歌声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送走了与我相处多年的同窗好友,我眼望着载她们远去的汽车渐行渐远心里空落落的,若有所失,眼睛模糊起来。
郑老师走过来,轻轻地抚了一下我的头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表面看似好的风光会被随之而来的不幸所替代,越看似光荣的事,有时就越加反衬其背后另一种不同的含意。你能留下来,很不容易,以后你会慢慢懂的。”
我似懂非懂地望望他,什么也不想说。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其实我工作的名额,是学校校长和郑老师据理力争得来的,按照我当时的家庭景况根本没有资格留城,更不要说参加工作,或者读书了,他们力据的理由很简单:这人心地善良,没有参加过造反派,也不参加红卫兵,更没做过伤害老师的事情。一句话,死保。



第十一章



与我同窗的另外三位好友,一位去了三天门农场,有一位下放到本县农村,另一位上了高中,她们的离去,让我倍感寂寞。在家等待的日子,显得百无聊赖,我整天拿着本书,看了半天仍在原处。
我十六虚岁了,脸却一如既往的苍白、瘦削,嘴唇毫无血色。衣服的布料洗得发白,梳着两条枯黄的细如蛔虫的辫子。毛主席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掉了一切有文化的色彩,绿蓝两色覆盖了人们各种不分年龄、老小、瘦胖、大小不一的不同类型的身材,整个国家的人民大胆地品尝着“文化大革命”所带给他们的一种流行时尚。妇女们一律被要求剪去辫子,革去“封建主义的尾巴”,如果不剪,出门就有被强行剪掉的危险。我所居的栖塘街上,有一位从娘胎起就留长发已近六十年的老妇人,在电影院看电影时被人剪掉,气得她在床上躺了好些天,此后,便不断地骂“娘”,从一个文绉绉的小脚女人,变成了整日骂“娘”的革命战士。
千篇一律的宽大衣裤将每个人的身躯掩盖的严严实实,分不清谁苗条,谁雍肿,分不清是男,还是女。“文化大革命”的革新意识革除了旧时代特有的文化气息。这种“时尚”与塘栖街破旧的街巷交织在一起,看多了,我对自己的模样、穿着就越发不知所措,就像一艘破旧的轮船被涂上不相衬的油漆抛锚在河的中央:一件陈旧的白衬衫,长过膝盖,外衣是母亲穿剩下的灰色两用衫,套在身上又大又松,使我看起来更小。下身是楼上居住的一位好心阿姨的破旧裤子改的,又肥又长,打满补丁,找不到原来色彩。一双乳白色的塑料凉鞋,比我的脚大上一寸,母亲说这样可以穿上几年,赤脚穿着,走起路来踢拖踢拖。

我就这副模样,被分配走进了当地一家红民药厂。厂部设在林森路上,是陵广镇最繁华的地段。厂部批发门面不大,向南,与其东西挨着的是各种各样的商店。那日,我从批发部左侧的一个门,顺着一条窄窄的弄堂往里走,然后往左拐再沿着一露天楼梯往上走,过一狭窄的楼梯,经过药品展示厅,就到了厂部人事处。
一进门,见屋内靠窗的一张写字桌旁坐着我曾见过的那位剪一短平头的男同志,见我进去,就站起身,笑笑说:“你是来报到的吧。”
我点点头。腼腆地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
他看了我一眼,说:“这么小。”
我轻轻地说:“我已经十六岁了。”
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去前,来自全县各地一帮数十个人都在一个地方集训,他就是代表该总公司来挑人,他长得不高,虽说是男性,却长着一张娃娃脸,一笑,两酒窝,挺和蔼。当时他挨个摸底,并说:“我们日用品公司招工,是要来当营业员的。”我听了,很觉奇怪,医药怎么与日用品混在一起,显然有点驴嘴不对马嘴,转而一想,这年头不弄出个让你哭笑不得的新名堂来是决不罢休的?
他问我:“你喜欢的工作是什么?”
我问:“哪些工作可以选择?”
他说:“有饮食,就是做小包子、油条、馒头之类,还有百货,就是卖衣服、帽子、鞋子之类,再有副食品,卖粮、油、盐之类,再有食品,杀猪、买肉、买鸡蛋之类,再就是医药,即卖药、制药厂之类。”他看我有点懵懵懂懂,就用嘴朝我背后撮撮,说:“你看,她们想去饮食商店,说愿意清晨三四点钟就爬起来,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做包子,吃饱后闹革命。”
我一听,转过身去瞧,但是心里马上打退堂鼓:让我那么早爬起,恐怕不行。不要说保证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做,就连自己我也无法保证是否能够那么早起来吃。去百货,无非就是将物品拿进拿出,这太简单了,没悬念,也就没意思。去食品公司也是如此,弄不好分配我去杀猪,到时我怕自己杀不了猪,倒是怕猪将我给咬了。那就去药店,上回房东婆婆生病,让我去了几趟中药房包药,那杆小秤还真好玩,再说,那一排排木制抽屉里存放的一味味中药,散发着独特的气味,让我觉得很是神秘。我喜欢神秘莫测的东西,它会让我去探究其间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东西。想到这儿,我对他说:“我喜欢那杆小秤,去药店。”
他听后,笑笑说:“为了杆小秤去那儿?”
我说:“嗯。”
我从人事办公室报到出来,经过展示厅,一个约莫三十多岁身材精削的男子看了我一眼说:“你也参加工作?”
我愣了愣,没吱声。心想:为什么我就不能?
他说:“长得瘦小不说,还特别黑,像是从赤道上来的。”
说我是从赤道上来的,倒是头回听人这样评价我。我以为那块讨厌的胎记莫名其妙的没有了以后,自己虽说不漂亮,也还不至于招人讨厌。况且我认为自己的皮肤只是营养不良而引起的。长这么大,好不容易有个男人这样认真看我,居然说我是赤道那边的人。读书时,历史课正经没上过,但我躲在图书馆的那些日子,却几乎周游了世界列国,我像几内亚国人的肤色?我真有这么黑?这么难看?我很难过,头一低,迅速跑向楼梯,狂奔回家。
母亲正在整理房间。我一冲进房,就扑在床上,母亲见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过来,俯下身,急切地问:“出什么事了?”
我一言不答。
母亲用手试图将我从床上拉起,谁知我“哇”的一声哭起来,还将整张床抖动得“嘎吱嘎吱”响。
母亲急了,她一屁股坐在床沿,用力将我扶起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我讲讲,看能不能帮得上你?”
我用手一抹眼泪说:“别人说我像赤道上的人,我还是那么难看吗?”
母亲一听说:“什么赤道白道的,我不懂。”
“说我像黑人”。我解释说。
岂知,她听后笑了,说:“黑有什么,你没听说黑囡要叫白囡爷吗?”随手帮我擦了擦眼睛:“黑就是健康、就是美。再说,你还没长个,有一天长大了,皮肤也会变得白。毛头姑娘十八变,越变越漂亮,别哭了,头天报到上班,你应该高兴才是。”
说罢,她回到桌旁,拿起搁在上面的一件衣服,快步走到我身边:“你瞧,这是我特意给你缝制的新衣服。”接着就要我试穿。
我一看,说是新衣服,实际是母亲自己穿旧的一件两用衫改成的衬衣。母亲一直穿黑白两种颜色的衣服,天热穿白色,天冷穿黑色。这件桔红与白色相间的格子衣裳是她结婚那年,也就是与我现在相仿的妙龄时穿的。据她讲,是作为结婚礼服的。还专门穿着它在上海与父亲拍了张结婚照作留念。母亲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试图想留住这份美好的记忆?我知道关于这件衣服的来历,对这件衣服也是喜欢的不得了,曾不止一次地瞒着母亲,在镜子前偷偷试穿,但总也不敢说出:“你给我穿”这几个字。
现在母亲把它改后送我穿,足见她对我参加工作后在人们面前仪表的重视。
我将它迫不及待的套在身上,拿着面月饼大的镜子左照右照,尽管只能照至领子的部位,但衬映在脸上的那份喜悦却显得很灿烂。对心仪已久的东西能得到它,我想每个拥有它的人,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意义,对我更是非同小可。
我穿着它,开始了新的旅程。



次日,我随着那位长着一笑两酒窝的人,这回才知他是厂部人事处的一名普通干部,左拐右拐走进一个叫元台弄的小巷里。巷子很深,走到一半,便拐弯抹角进了一扇破旧的大门。进门,有一水泥浇注的白场,场地不大,上面晒满一圈圈黑乎乎的东西,旁边的煤球炉上不知烤着什么,发出一阵“哔哔啪啪”的响声,散发着一种令人作呕的腥味。我还来不及看清楚,就随着他跨进院中的一幢大房子。那房子好像年代很久,少说也有一百年左右,有楼上楼下两层,全是木结构,一间间的很多,里面有一大厅,厅很大,也很深。南面有一庭院,是一方方青石板铺成的小园,园内的石板缝里,冒出几枝凤尾草,墙角还零星摆放着几盆不知名的花草。院落与整幢房子的风格溶为一体,是典型的江南民居格局。
大厅左侧,有一楼梯,想必可以从这里上楼。
这幢房屋的主人是谁?怎么又作了药材加工仓库呢?我站在那里琢磨着。
“这儿是中药加工厂。” 同来的人事干部对我说。
“你是说,我就在这儿工作?”
“是的!”他点点头,肯定地说。
说实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去药店拿小秆的,想不到让我到这里来。
他微笑着带我走到一个高个子的男人身边说:“从今天起,由他带你,也就是说,他是你的师傅,你是他的徒弟。”
我瞅了他一眼,发现他的眼睛长得比一般人大,乌溜溜的朝我一看,透着笑意说:“我叫五官,以后你就跟着我。”说罢,埋头拣他手中竹筐里药材中的泥石了。
我怯生生地点点头。
人事干部走后,师傅将我领到大厅上。厅上整齐地叠满了麻袋,袋中装满各种药材。想必每麻袋中的药材不一样,散发出来的药味也各异。因此,整座房子弥漫着一种难以说得清的药味。师傅将一麻袋药搬到我面前说:“你人瘦小,就坐这儿拣泥石吧。”我这才知道与我同时分配进来的一位师兄,已经被安排做了洗药的工作。
没过一会,又来了一位,师傅介绍说,他是来自桂林的,我不知道桂林离陵广镇有多远,但我看见那师兄进来时的情景:他穿着一件不合时宜的洗得发白的中式包布衫,由于人长,衣短,衣角吊在腰际,显得极不合谐,但他似乎没感到有什么不妥,戴着一副极普通的圆框架眼镜,神情萧然的听着师傅吩咐,然后,“登登登”上楼做事去了。走过我面前时,我无意识中瞅了他一眼,不知怎么,他的脸“呼”红了。
我埋头拣捡的药材,师傅告诉我,叫元胡索。临床主要用于活血止痛,是妇科的良药。然后,又对我说,泡制过的熟元胡和生元胡功能不一样,它成了止血药。中草药的奥秘让我兴奋,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对了地方。师傅说:“学医药,并不像旁人想像的那么简单,俗话讲,初学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意思是说,越学越觉得中药学的奥秘和神奇,越学越感到自己变得肤浅。
趁着大伙儿正忙碌,我走到方才进来的水泥场,打算仔细看看那煤炉上散发出难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蹲下身,仔细一瞧,心“嘎登”一下,吓得站起身来,抬腿就想往回跑。您猜是什么,原来是条蛇。它,长长的,随着火的薰烤,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黝黑的光,更让人不可思议的,身底下竟慢慢地爆裂出四只长长的东西。平日我见它就害怕的不得了,现在竟要与之打交道。我无法想像自己以后怎样才能过了这一关,它让我想起“跳木马”,看来我还得交白卷。
一位身系蓝色围布的老师傅看我受到惊吓,一边用钳子夹着不停地翻动,一边平静地对我说:“不用害怕,那爆长的是四只脚。”蛇长脚,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见我迷惑不解,又说:“这叫火赤练,专治风湿病的。以后,你还要杀活蛇烤制呢。”
我的妈呀,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走错了地方,确切地说,对中草药我还挺感兴趣,可对杀烤蛇薰制一点都不感兴趣,并且压根儿不想去接受。记得读中学时,房东婆婆要杀鸡,让我帮她倒提着,不想,这一提,鸡是杀了,可吓得我一整天手颤抖的握不住笔,还以为自己得了运动性神经炎。
下班回家,对母亲说了有关蛇药的事,她认为,这倒是桩难办的事,不说我,连她听了也心悸,临了,还说,蛇吧,听说它还通灵性,如果惹怒它,会有报应。母亲自打被整后,她开始信佛,她相信来世的东西,尽管我不信,但我还是怕。世界上很多无可解的东西还是存在,主要在于常人未能去了解并释疑,我一直对蛇不敢去碰它,也在于从未接触并了解它。就算了解了又能怎么样,就在我从事医药工作不久,居住在栖塘街上一位从医近六十多年,曾医治好被毒蛇咬伤的数以百计民众的祖传名医,还是活生生的被毒蛇咬后不治身亡。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同样也就没有万能的人,那位名叫万胜的民间医生,自称对蛇了如指掌,与蛇共舞,到头来还是死在蛇的身上。人们说,人性是最难测的,其实动物也难测,你要真正掌握它,我看人必须不仅通晓人性,否则,不是人败给蛇,就是蛇败给人。至今,我对蛇还是怕。这种怕绝不亚于我对父亲的怕,但对父亲的怕,与对蛇的怕,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他看似不涉及你的性命,但有时涉及到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单位里开会,会议一般都放在晚上。母亲对我的管教一向很严。开会到几点,她都会在家门口守候。一次,会议开晚了,母亲就站在弄堂口等,一见我,她劈头就问:“你去哪里了,这么晚?”神情就像母狼终于找到走失的狼仔一样。自从她被审查后,少了与人交往的机会。现在她每次与人的接触就是被造反派示众批斗。这种受尽折磨和侮辱的日子一长,也就麻木了。母亲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她唯一怕的,倒是这些人与父亲一样打她并把她置于死地。她曾对我说:如果死了,她就无法再将我养大。你是我唯一的希望,这种希望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因此,我就成了她监视的对象,弄得我像犯人似地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没有一丝自由喘气的功夫。或许她还意识到,不管她怎么起五更睡半夜所挣的钱还是不多,因为大部份时间她只能一声不响地呆在一旁,眼睁睁看着他人一件件的衣服从裁剪师傅手中接过去,而她根本无份。一个月下来,最多只赚五元钱,这些钱,除了用来养活自己和我,还要用来贴补哥哥。因此,那天当我拿着半个月的工钱七元钱时,母亲的脸庞竟发出少见的光来。作为学徒工,我当时的每月工资是十二元,加衣服补贴两元,合计为十四元。第二年再加两元,合计十六元。这对我们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母亲说:“就像是上天掉下的梨子,让我看着喜欢。”
不管怎么样,是钱还是我,就连我自己也开心。我可以养活自己了。最关键是能够改善一下伙食,滋润一下我的乳房。一天,我对母亲说:“单位加班多,回家俩人候不到一起吃,我去食堂吃饭。”
母亲一听,嘴张得老大,说:“俩人在家吃比分开吃要节约很多”。明确表示不同意。后来,经不起我死緾硬磨,她居然同意了。这让我高兴万分。次日我就去了食堂。还给自己规定,每天只可吃五分钱的菜,吃五两米饭,偶尔吃个荤菜。
我的工作,还让我解决了一件我和母亲长期困扰的事,单位办理工作手续时,一并将我的户口迁进所居的塘栖街。而母亲也趁次机会将自己的户口迁了出来。户口在当时的年代,通俗的说法,就是生命。有它,你才分得到布票、粮票、油票、棉花票、甚至肉票、糖票等七七八八的票证,没有它,就意味着你没有了一切,只有死路一条。这对每天醒来张嘴吃饭穿衣的我来说,离开父亲,就等于得不到这一切,粮食没有,就必须去用钱买,油票没有,也要花钱买,买也不好公开,公开是不允许的,如果被抓到,有被扣上违法乱纪的罪名。父亲用这些票证偷偷去换酒喝,招来的就是“投机倒把”的罪名。
就这样,我每天按照规定吃,母亲给我的生活费一共是七元钱。余额全交给母亲家用。每顿一碗米饭和一个青菜,尽管食堂的菜每顿都有变化,但我却始终是一个青菜。一个青菜,节约着分成两顿吃。这七元钱,一月下来,竟然还多了三元,这让我兴奋不已,上交母亲,母亲说:“你也大了,身边总要带点钱,逢上急事,也可派上用场。”我想到了哥哥,曾经为向父亲讨要二分钱,被他在冰天雪地里追打几里路的情景,哥哥再次到我家时,我给了他二元,余下的一元钱,我放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以后便月月如此。
一天,我去食堂吃饭了,管饭的阿姨对我说:“今天你要付多一份饭钱。”
我问:“为什么?”
她说:“你父亲来过,吃了一份。说让你给付。”
一下,我愣住了,半晌反映不过来。过了好一会,我才无劲打彩地说:“好吧,我付。”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直怨他,找他的时候他不见,要吃饭他就找上你了。还竟然对我连个招呼都不打,再说,谁同意你在食堂吃饭?
回到家,我满脸的不高兴,母亲问我:“你怎么啦?”
我欲言又止,转而又不想说了。说了有啥用,无非惹得她又骂几声死鬼,弄不好,我还得让她再骂,说我吃里扒外,向着她所恨的“死鬼”。
我以为,也许他是偶尔一次,想想就是亲戚朋友来了也要热情招待,不管怎么样,他好歹也是我父亲,尽管我打心眼里不想认他或者说压根儿不认他,并且与他划清了界线。可他就是吃了,你能把他怎么样。心想,只当来了个客人,请他吃了顿饭。
可事情远不止我想像的那么简单。
次日,我去食堂,他竟然又在卖饭的窗口等我。这让我目瞪口呆。你不是说过,我在你眼里不如一棵草,我也不是对你说过,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吃了一顿不算,今天又来了呢?我心中忿然不平,但碍于众目睽睽之下,没把这些话说出来。
父亲见我,就堆了一脸的笑说:“我来看看你,顺便吃顿饭。”
我既没说你吃吧,也不拒绝他,只是不情愿地对管饭的阿姨说:“多打一份饭。”说完,付了饭菜票,顾自端着刚打的饭菜躲到一边的角落吃去了。
“怎么,我碍你事了,对我板着脸,我吃你一顿饭都不行吗?”父亲竟不管不顾地端着盆饭站到我面前,理直气壮地说。
我吃惊地抬头望望他,心想,吃一餐饭,你不是已经吃我两餐了吗?而后想想,这儿人多,眼杂,跟他说了弄不好又要吵嘴,还是不说为好,转而又默默地低头吃饭。
“啪!”他将饭盆一下反扣在我的饭桌上,脸色乌青,大声嚷嚷:“你以为你是谁,我生了你,养了你,吃一顿饭还需要给我看脸色吗?你他妈的,今天我要让人瞧瞧,你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这真够我气受的,望着满堂熟悉而陌生并惊疑的面孔,我的脸瞬息变得一阵红,一阵白,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不想让别人看笑话,随即起身,端起饭盆就飞奔出门。
“还跑,这会知道脸红了吧。”父亲仍不肯放过我,他追了出来,站在食堂门口,恶狠狠地在我背后骂着。
从那以后,每当我去食堂吃饭,就会感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我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仿佛像小偷似地躲避着众人锐利的目光。我似乎觉得在众人的眼里,我是个心狠手辣,不讲孝道,没有规矩,又没文化修养的人。我小心翼翼地像牛鬼蛇神似地干活,吃饭,不与人交往。因为我发现,父亲这一闹,闹得我在单位里也难做人,人们的目光从猜测,到蔑视,从蔑视到不屑一顾,有一次,为一点工作上的事,单位的一位同事竟对我大动干戈,竟然说:“你这个人连父亲都不认,还算是人!”
把我气得差点吐血,眼瞪得老大,火像要从眼眶里喷出来一样,虽气火攻心,但紧盯着对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回到家,我不敢告诉母亲,说了又怕伤她的心。保不定她一怒之下,又骂我一头雾水,说我用钱养活父亲,弄得我里外不是人。因此,我决定不再多说什么,就连母亲也不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难懂得是人,要想真正彼此做到心与心的相通,就像是搬着木梯上青天――难。不要说,在一般人之间,就连父母与儿女之间也是很困难,就连我非常信赖的母亲,有时因为父亲,而与我生嫌,而与父亲之间更是难上加难,更何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



单位看上去好像很平静。但分两派。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因此,总站在外围,看着别人斗。母亲这回说:“做好份内的事,保住饭碗最重要,其余都无所谓。”这点其实她不说,我也清楚,要对自己负责,埋头干好自己的活,总而言之,掌握一条原则,多干活,少开口。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只要做到这两点,就没有问题。殊不知,社会远不是我想得那样简单,其实在社会上往往多说恭维话,多拍领导马屁,少干活或不干活的胜过少说话多干活的不至多少倍,什么升官啦,发财啦,加工资啦都这样,当然这是以后看多了经历了才得出这么个结论,在当时却不这么认为。
造反派和走资派双方形成对立,搞得相当激烈。去没几天,大字报像狗皮膏药似的一夜之间贴满公司仓库的各个墙壁。造反派每天晚上都开着会,今天批书记,明天批厂长,后天批部长。当时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些大大小小的“革命”事,全由这个革命组织说了算。而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就是这个说了算组织的“头头”。每个职工都必须参加,不去,造反派自然有办法让你自觉自愿的去。在单位,可不是在学校,每个人每天都得挣钱吃饭,白天上班,晚上你就必须去参加会议。不去,可不是闹着玩的。全国人民都需“把对毛主席的忠诚要融化在血液中,铭刻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上”。运动轰轰烈烈继续进行,这让我想起父亲“反右”时期的举动,想到他为此作出的牺牲和付出代价的教训,我的结论是:只要是我父亲干过的事,我就不干,坚决与他相背道而行之。凡有关运动中的人和物决不表态,打死我也不说。我不能学我的父亲,更不能失去我来之不易的工作,这涉及到我的身价性命,还有我的乳房发育的根本保证。在当时,比家常便饭还多的学习、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必须挨个儿发言,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大伙儿挨个儿发言,轮到我时,我就脸一红说:“我来了没几天,不了解情况,所以不好发言。”起初,负责会议的人和与会者听后笑笑,也就过去了。
可几次一来,头头就说:“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半年过去,难道还不了解?”言下之意,我是推委才这么说了。没有办法,眼看就要轮到我发言,我就假装溜出去上卫生间。时间长了他们也有所觉察,但也不好说什么,也许他们认为我的确还小,一转眼就把我忘了,反正我从没想去批判谁,也没想跟谁去过不去,我以为这样混下去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不想有时你怕鬼还真有鬼来迷。
一天清晨,我去厂部的仓库拔草,这是我帮助一位女同事的孩子做的,前天,她随母亲到厂里来玩,看见这儿有许多的草,说比她在别的地方看见的草都要嫩,她叮嘱我,要我为她抽空拔些草,说她家里养着好几只兔子。
“这有什么难,一两天里就给你送去。”我作了保证。
我嘴里哼着样板戏《白毛女》中扎“红头绳”的曲调,欢快地拔着青草。从仓库后门一路拔去,篮子里倾刻间平了口,再拔一点就满满一大篮了。嗳,那紧挨后门旁侧的一扇破门里头的一个天井里长满了放肆的野草,在清风中摇曳。
我蹦跳着穿过那扇破旧斑驳的门。门中有一楼梯,直通到二楼。嗳,楼上是做什么的?我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风。我将篮子搁在地上,轻轻地踩上梯阶,走上一半,靠左侧墙上一扇打开的窗户,上面挂着一蜘蛛网,一只蜘蛛悬空在网中间,风一吹,蜘蛛网就飘忽几下,那蜘蛛就像要掉下来一样。上了楼梯,我环顾四周。一片破败不堪的样子。空荡荡的房子里只存放些瓶装液体类的药品,剩下的就只有满目的尘土了。
奇怪的是,这楼看似破败不堪,整个房屋结构,包括窗框、四壁墙都显得陈旧,但脱落油漆的窗框、房梁等看上去反而有一种久远年代的气息,一种浓郁的文化韵味和情调。
右侧有一房间,一扇小门紧闭。里面是什么呢?门锁搭扣旁边有一个被纸团塞住的小洞。我下意识地用食指顶了一下,纸掉了进去。我歪着头往里面窥视,不瞧倒好,一瞧把我吓得差一点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床铺上有一男一女,全裸着身子,男的好似一只饿昏了头的狼狗,气喘吁吁地爬在女的身上乱啃,嘴巴里发出“哼哼呀呀”地声响,女的被他压在身底下,不知是痛苦还是快活地大声“喔哟喔哟”地喊叫着。
我的两条腿像被胶粘住一样不听使唤,走,动不了,不走,颤抖得站不住脚。让我颤抖的,不止是他们的两性关系令我瞠目结舌,更因为那浑身上下赤裸着得意忘形的人,原来是革委会的“头头”,即我所在部门的负责人。
就在我惊呆的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更令我想不到的事出现了。只见他像一辆犹如猛跑后突然息火的汽车,翻身滚落下来,底下的女人一下坐起。我的心头“嘭”一跳,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人,不相信似地揉了揉眼睛。没错!这个女人绝对不是头头的老婆,他的妻子上回来单位时我见过,是一位相当朴实的农家妇女。而她,我很陌生,但似乎又有点印象,我努力思考着,企图从某个年月某个地点某件事情上去寻找关于这个女人的线索。忽然,我想起来,她是乡下一个小集镇药店的女职工。平时这位打扮比较出众的女人,在众人眼里也算体面。她能说会道,逢人便笑,因此很得人缘。而她现在竟然一丝不挂地暴露在我面前。远远望去,她的肌肤洁白而细腻,亢奋的神情似乎仍没退去,脸上依然泛着潮红,就像带露的玫瑰。我的心一紧张,手一颤,不知怎么,碰到门上的搭扣,弄出了响声。只见“头头”双手一下支撑起赤裸的上半身,警觉地回首望着我的方向,竖起耳朵倾听。
我用来窥视的洞,约有乒乓球大小。一见里面的情景,我吓坏了,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我仿佛觉得他的眼睛已经越过十几米远的距离,透过门洞看到了我。我吓得如同挂在树上被风吹动的叶子,悉悉瑟瑟地乱抖动。我拔腿就跑,踩到楼梯,脚步一阵凌乱,差一点滚下楼梯。我慌忙抓起放在地上的篮子,仿佛像一只被猎人瞄准的猎物飞奔出门,当我跑出仓库大门,下意识回首往楼上的窗口眺望时,竟意外地发现他——我的顶头上司,正站在楼梯墙壁的窗户里伸出头朝我的方向张望,他的脸露着匪夷所思的神情,朝我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突然我的脊背透出一阵冷意,即便在夏日的季节里感到透心地凉。
俗话说:做贼心虚。奇怪的是,打那事发生后,我没做贼,心也虚。那一晚上,我整夜都没合眼。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晃动着白天看见的事。直到天朦朦亮才胡乱睡去。迷糊中,我仿佛看见“头头”朝我笑嘻嘻地走来,然后,对我说:“这种男女间的事,其实很平常。”说完,带我去他的卧室里,让我继续看着他和那个女人作爱。我不肯看,他就威胁我说要给我点颜色瞧瞧。我吓得一下惊醒。爬起身,用手摸索着点亮油灯,发现自己身上竟然全是冷汗。
次日清晨,我去上班,一看见他,想起昨晚的梦,就觉着很尴尬。无意中,我做了一件让人以为有意的事,这对他来说是非同小可,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觉得自己做了桩蠢事,不管他看不看见我,其实我心里很内疚。我这人向来怕事,加上父母亲这摊事已搞得我晕头转向,因此总想凡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谁知又让我遇上了。我曾听房东婆婆说,看见别人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会触霉头,交恶运。当时我还觉得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犯事的是他们,怎么会看见他们的人交背运呢?现在想起来真怕发生这样的事。
岂知“头头”一看见我,就满脸堆着笑,他站在晒药场上主动给我打着招呼说:“今天怎么这么早上班?”
我先是一愣,转而赶紧回话说:“是呀,在家也没事干,就早一点来。”这可不是他平日的作风,平常总是别人先给他招呼,完了,他也只是给你一个“嗯”。
“怎么,昨晚没睡好?”他又说。
他这是在提醒我,昨天发生的事。完了,昨天他一定是在窗户上窥见了我,
以往他可对谁也不会讲关心人的话。
“没有。睡得很好。”我答说,假装像没有过发生昨天事。同时也想透过这话委婉地告诉,我看见也会当作没看见。这不关我的事。
“就是,我想你这样的年龄是不应该有什么烦心的事和想不通的事的。凡事看见只当不看见,听见只当不听见,活起来才简简单单快快乐乐。
这分明是举着黄牌警告我,我不是那种不开窍的人,我接过他扔给我的这块黄牌,又扔了过去,说:“今天早晨母亲还在说我,说睡起来像头猪,一觉到天明才会醒呢。”
“那好啊,能睡就好,要不身体会垮下去。”他话里有话的,皮笑肉不笑地说。
不管这些话是绵里藏针,还是虚张声势,反正先前紧张的心情随着他的话在渐渐松懈。
“以后你就做些轻松点的活吧,”他看着我说:“这么热的天,一个女孩子在太阳底下晒药也是很幸苦的。”说完,对我又笑笑,一副很关切地样子。听了他的话,让我很感动,我越加为自己昨天的事感到内疚,我几乎真想向他表示歉意了。我感激地朝他点点头。终于什么话也没说。
“以后有什么困难对我说。”临完,他又补一句。
我看了看他,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我知道,他这么说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唯有保持沉默,才能保住自己。假若一说出口,错的全是我。我暗暗决定这件事就是烂也让它烂在肚子里,就当是难吃的苦果,过一天就消化了,从大便里拉出,然后作了肥料。


第十二章



次日中午,我独自一人在单位值班。炎热的太阳几乎要把个水泥场晒成火饼。烘得那些中药饮片像烤干的红薯片,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待这里的时间长了,药味变成了香味,一天不嗅就会觉得不舒服。翻了一遍药,觉得有点困,于是,我便躺倒在一张长凳上,打算打个瞌睡。凳的一边紧挨着一张桌子,就是翻身也不容易掉下去。说来你不信,我这人特会睡,不管睡在那儿,我都能睡着。母亲说,就是把我扔到海里,躺在海面上我仍会浪打不惊――照睡不误。虽她说得有些夸张,但我好睡的脾性,到现在还是如此。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再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轮着我瞎操心什么。我就这么两手交叉,紧抱前胸,沉沉地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迷糊中我仿佛觉得有人在摸我的脸,接着又好似有什么东西在上面舔。我一下惊醒,睁眼一看,一张脸正距离我脸仅一厘米的地方,伸着狼一样的舌头在舔我的脸。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张脸的头稍稍抬起,一下,我惊呆了,是那个“头头”。我脑袋“嗡”一响,脑子里一片空白。心,停止了跳动,思维像被什么魔法拧住了,一时间,不知怎么办才好。
还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我的嘴唇上又有湿溜溜的东西黏上来,一股难嗅的口气刺入我的鼻孔,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他的嘴唇黏贴在我的嘴唇上。一阵恶心从我的胃里往上翻,我厌恶地拧过头,抬手用力将他的脑袋从我脸上一把推开,然后,仰起身,双脚落地,坐起,怒不可遏地盯着他
也许他压根儿没意识到我会醒,更想不到我的力气那么大,竟一下把他推出几步远,并且两眼就这么直直地盯着他。起初,他毫无准备地后退几步,接着吃惊地望着我,当他意识到什么时,我无比委屈而又无法言说的抗议已经与他面对面的交锋了。
只见他脸色一转,不知羞耻且嘻皮笑脸地对我说:“怎么,你醒啦。”他装模作样地对我说,仿佛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怒不可遏地责问。我以为他会向我道歉,至少向我表示点什么,但是我想错了。
“你说什么呀,我怎么你啦,这又不是我的错,谁让你长这么漂亮。漂亮的女人谁会不动心呢?”他竟厚颜无耻地说。
“你下流。”我忍不住气得嚷起来。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母亲的话。看着那张充满淫荡而扭曲的脸,我眼前又浮现出父亲打母亲时那张扭曲成恐怖的脸,父亲的脸与眼前的脸互相交映又重叠,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想不到母亲受父亲的欺负而我却平白无故遭受“头头”的侮辱。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命比母亲好不了多少。更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嘴唇,我纯洁无暇的嘴唇,我渴望有一天能让喜欢我和被我喜欢的男人相拥相吻的嘴唇竟被他强行玷污了。
想到这儿,我感到自己的嘴唇非常的肮脏,我抬起手,开始用手背不停地擦,擦着,擦着,越擦越觉得他的唾沫像胶一样地粘在我的嘴唇上。我心急如婪,我一定要将它从我的嘴唇上彻底清除。擦了半晌,觉得还是不行,我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块用来打机器铁锈的沙皮纸,就随手拿起,使劲地擦起来……我要擦,擦掉你沾在我唇边肮脏的唾沫,擦掉你对我的侮辱,擦去你留在我心里的阴影,我要还我自己一个清白。粗劣的纸擦破了我的嘴唇,在剧烈的疼痛中,血顺着我的嘴角不断地流下来。我要用血来洗去污秽,用血来捍卫我纯洁的肉体和心灵。我的内心不断升腾起种种排拆和抵抗的情绪,却不知怎么因愤怒而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也太做作了吧。我只是亲亲你,又不怎么你,用得着这样吗?”他看着我的举动,可能认为我不敢反抗,他不屑一顾,厚言无耻地说。
“骂你,打得过你的话,我就打你。”我气得快要哭出来。
“打我?”他用嘲笑并带有挑畔的口气说:“你打打看,料你也不敢!”
不敢,你说我不敢?我的愤怒随着他挑衅的话语越来越大,被他吻过且擦过的嘴唇,此刻正疼痛的肿胀起来,那股难嗅的气味仿佛慢慢弥漫于我的全身,我被压抑的喘不过气来,一股强烈的反感蓦然升起,什么敢不敢,你这个流氓,我就是要打你,我要打你,我恨不得打死你!
“啪!”没等我自己弄明白,他的脸,早挨了我一巴掌。
他先是一愣,接着,一脚将长凳踢翻在地,然后对着我就像老虎一样吼叫起来:“好啊!你打我!你敢打我!”
我双目怒视,身子却瑟瑟发抖。我这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我以为他会紧跟着给我一拳,不想,他愣了一下,铁青着脸说了一句:“走着瞧!”便扭头怒气冲冲地走了。
一定是他自知理亏才饶过我。望着他的背影,我像一棵被冰雹打过的苞心菜,瘫坐在凳子上,眼睛茫然地盯着前方。一阵悲伤袭来,我趴在桌上痛哭起来。
“出什么事啦?”是大师兄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他竟悄悄站在我的身边。大师兄的父母均在农村,同进公司的师兄妹共有两人。还有一位家在城镇,比我大一岁。相处一年多,在我印象里,大师兄尽管比我大二岁,较之另一位师兄,显得相对成熟些,因而领导有事喜欢叫他去处理。他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轧药,就是将一捆捆浸泡好的药材放在机器上切制。你别看只是切,其实这里头也很有学问。每种药制片都有一定的标准,有切成薄片的,有切成厚片的,还有切成长条型的,根据药的种类,性能、美观来切。于是,机器上的刀就成了主宰,因为大部分的中药材质地很硬,切不久,刀就会钝,因此很多时候,他和“头头”总在屋外的水龙头旁的水泥板上磨刀。因为分工不同,我和他的接触相对比较少。还有一个原因,我从二师兄处得知,他正在与县医院的一位女护士谈恋爱,一下班就往那里跑,根本见不到他人影。我没回话,只管哭。我不明白,我根本就没惹“头头”,他为什么竟这般厚颜无耻地调戏我?是怕我出卖他,想采用这种战术堵住我的嘴?还是认为我软弱可欺?
“究竟发生什么啦?”大师兄瞧了瞧我的脸,说:“你的嘴唇和脖颈里全是血。”
我抬起泪眼,想说又感到不好说,只好摇摇头,用手胡乱地在脖颈里擦了一下,又爬在桌上继续抽泣起来。
想必是他觉得也不好再问,就轻轻地说:“不好说,我也就不问了,马上就要有人来上班了,让人瞧见不太好,你就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干。”临完,又紧追一句:“刚才我好像看见是头头在这儿,对吗?”
也许我只关注了他前面那段话,后面冷不防说的一句,并不留意,我竟不加思考的点点头。当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妥时,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许久,然后说:“不管发生什么,以后有事尽管找我。”
望着他一脸真诚,我感到一股暖流瞬息流遍全身,默默地,我点了点头。



上班时间一到,我被通知去总公司。公司设在红万春路,从厂部过去约有十分钟。八月的下旬,火辣辣的太阳将地皮烤得灼人的烫,我走在路上,心里发焦。要不是路两旁有宽大的梧桐树叶遮着路面,我看整条街都会被烤干。从东走到西,再从北侧一条弄堂进去,拐一个弯就到总公司。走进一楼,东面墙壁上写着一幅标语,“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上二楼,顺着走廊,走过行政办公室就到了党支部办公室。
见我进去,支书老蒋站起来,笑眯眯地说:“你来了,请坐。”
我怯生生的坐下。环视一下四周,发现办公室不大,约有十平方米,进门放着着两把椅子。一张办公桌,一把木椅朝东摆放,靠着临街窗。西面墙上悬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和一张毛主席画像。
“今天找你来,是想找你谈谈参加组织的事。”他面朝我坐着,笑嘻嘻地说。
“组织?”我疑惑地问。
“对呀。”
“什么组织?”
“当然是共青团组织。”他边说边将头朝前倾。
一时,我语塞。对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倒是想,党支部书记怎么管团支部书记管得事?说实话,我打小只参加过少年先锋队,以后任何组织我都没有参加。自从看见许多人被红卫兵或是造反派或是各种各样的帮派打死或是打伤以后,只要有人一提组织,我就会想到造反派或红卫兵搞得“打砸抢”,让我联想到小说中黑帮老大之类的组织,我害怕这种打打杀杀的事,更害怕有人要我参加什么组织。
“我怕打人,也怕别人打我,所以我不想参加。”我如实说。
他先是一愣,想必我的这种说法他还没听说,或者说没想到,只见他微笑着说:“这个组织和别的组织不一样,不会去做打人的事。”
“为什么让我参加?我又做不来什么。”凡事总爱问个究竟的我,这次仍不改脾气。
“不管是工作,还是活动能力,你的表现都很好,所以公司团支部准备吸收你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说着,递过来一份表格,让我在上面填写后交给他。
我犹豫了一下,随后我发现他的态度诚恳到让我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就默默地接了过来,嘴里却说:“让我回去再想想。”
“有什么好想的,回去就把表格填了,交上来。你这人真是,别人想入还不一定入得了呢。”他说着,站起身,嘴里还说:“今晚全县文艺会演,回去好好准备,晚上等着看你的‘白毛女’了。”
我想,他说的活动能力大约指得就是我跳得芭蕾舞了。别的活动我根本谈不上,要算恐怕也就是和师兄们抓青蛙、捉鱼之类的事了。
说起跳舞,我对它的兴趣还真保持了下来。军训期间,全县组织各行各业会演,我代表总公司上台表演,节目就是芭蕾独舞“白毛女。”从小跳到现在,母亲从没时间去看我,就这一次,千人的大会堂里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她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伸着脖子踮着脚尖看完我的演出。那日的演出盛况空前,我一曲一曲地跳,一次次地谢幕,赢得了台下观众的无数次经久不息的掌声。回到家,母亲看着我,激动的一遍又一遍地说:“我为你所做的一切,今晚让我感到都值了。”
望着她,我开心的笑了。其实在我的心底里并没有放弃去福建干爹那儿当文艺兵的愿望。我打算到了十八周岁,真正成人以后,再跟母亲商量这事,或许到那时她会理解我。没想到自己对舞蹈的爱好,竟然在旁人眼里看来是活动能力强,这令我一点也没想到。
我走出公司总部,站在梧桐树下,心里盘算着填不填的事。说实话,我心里仍拿不定主意。“文革”以来,有多少参加组织的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与自己“反革命”的父母划清界线,子女批斗父母,兄长打死弟弟,兄弟之间相互残杀,夫妻反目成仇。我觉得自己除了想要与父亲斗争以外,其他方面好像离领袖要求我做的总是那么遥不可及,永远成不了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因为我怕革别人的命,同时也怕别人革我的命。与命相比,我觉得什么都无关紧要,我发现自己是个胆小鬼,压根儿就不能成为政党所需要的那种随时随地可以为革命献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你手里拿着什么?”像是有人在问我。
我一抬头,发现是父亲站在我的面前,他像从水泥地里突然冒出来一般。
“你,你?”他像不认识似地盯着我的脸,没了往日说话时的流利,结结巴巴地用手指着我的脸说:“你脸上的那块胎记呢?怎么没有了?”
你上次到我食堂吃饭时,我就没有了,到现在才发现。看来你是只顾你自己,从不多看我一眼。我心里嘀咕着。不提倒好,一提,马上不痛快,心想,你不是嫌我长得丑陋,连瞧都不愿意瞧上我一眼吗?你不是说我不如一棵草吗?今天,我要让你瞅瞅,我究竟还是不是一棵草?是不是仍那么丑陋?你不是瞧不起我吗?现在我也不想把眼珠转到你脸上去。我一言不发,侧身就想从他身边溜过去。
“真没想到,你居然变得这么好看。”他好像完全没理会我趾高气扬的脸色,张开双手,笑逐颜开地挡住我的去路:“以后,你可以跳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了。”
我跳不跳舞与你没关系,你不是瞧不起我吗?你瞧不起我,我也没打算瞧得起你。我心里数落着,但没把话说出来。
“你要小心,当心坏男人碰你!”他见我没回话,胆儿更加大起来。
你倒好,说坏男人碰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就算坏男人打我主意,也轮不上你来管,你管好自己就行了,别把哥哥、弟弟再害了。”我气乎乎地说。
他见我不悦,也自觉没趣。眼光盯在我手上:“是什么表格。”
“是。怎么样?!”我有点气昂昂地说。
“哟,要加入共青团组织啦。”他不知是讥讽还是高兴地,一把将我手中的表夺过去,看着说:“真积极,倒是没想到。”
“我积极关你什么事?”我没好气地说着,一把将表格夺了过来。
“什么组织不组织。”他用教训的口气说:“你看你妈,大字不识一个,整天跟着那些造反派抄家。现在倒好,自己也被人整。你不要去学你妈,什么组织都不要参加,自己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他心急火燎地用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好像我现在就是共青团员,要把他批的抬不起头来似的。
“你该管的不管,这会儿倒来假惺惺的管关心起人家。”我气鼓鼓地对他吼:“你不让我入,我偏入。”说罢,左手朝他一挥,快步从他的身边跑了过去。跑出老远还听见背后他传来的威胁声:“你敢入!我打死你!”
晚上,我坐在桌子上填表格,我说起白天的事,母亲坐在床上,上半身靠着墙,瞪着眼睛说:“他懂个屁!”说参加共青团是向党积极靠扰的表现,是要求进步,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具体行动。她说自己就是共青团员,以前在轧花厂工作时入团的。很多时候我不明白,不识字的母亲,说起大道理来总是一套一套,好像比识字懂英文的父亲精通的多。我曾经问过她,她说,是毛主席领导穷人翻了身,像她这样贫穷人家的女儿才能活到今天。这倒也是,她的生身母亲既我的外婆相当穷困,加上子女生了十多个,弄得她为了自己活命也为了孩子活命,如数全送了人,死到临头方才觉得孤独一人苦不堪言。每当她说起自己的父母亲和自己的身世时,总是眼泪一把鼻涕一把,讲得我也跟着犯晕。我不知道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啥样,她告诉我:“就是人人有饭吃,需要什么东西,你就尽管拿。”这真是太好了,一听说人人有饭吃,有衣穿,需要什么尽管拿,我的脑筋一下就开了窍,这比哪个章程,哪种说教,哪种真理,对我来说都管用。
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填写表格,写到父亲一栏,母亲说:“填已分居。”
听后,我老老实实地写了。填时,觉得不太舒服,不填,又怕有人问起来,不知怎么说。再说分居就是分居,却非得让他在纸上仍与我呆一起。真有点莫明其妙。

次日,我去单位上班,看到一位女同事在前面走,我就高声唤她的名字。谁知,她回头望望我,也没答理,扭头跑得更快。我觉得有点奇怪,转而一想,她可能没听清楚,也就没多想。岂知,到了大家围拢一起挑拣药杂时,她竟说:“想不到我们这儿竟有人不要脸,干出与男人睡觉的事情来。”
起初,我不明白地抬头望望她,不清楚她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突然发现几位同事的目光,“唰”,一下子全转到我身上。这么看我干什么?我一下觉得浑身不自在起来。
坐我旁边平时与我很要好的女同事,则偷偷地推了一下那说话的人,用眼暗示——我在看她。
“有什么关系,平日里看起来一本正经,想不到这样大的姑娘做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来。”边说边朝我看:“看什么看,我有什么好看的。有人不仅被男人看,还睡呢!”
她像是在针对我?因为这里除我一人是姑娘外,全是结过婚并有孩子的妇女。可我跟那个男人睡过?我长这么大还没男人碰过我。喔,对了,有人碰过,就是那个让我恶心,在我睡着时,摸我脸,亲我嘴的那个。如果他也算是个男人的话——顶头上司。可他也没跟我睡过觉呀?我被弄得一头雾水绕在头上,脸“刹”一下,变得雪白。内心的委屈伴随着满腔的愤怒和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谁这么缺德在背地里不顾一切地造谣侮蔑我?至今我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女孩子,我还没被我所喜欢和不喜欢的男人没拉过一次手。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我可以恋可以爱的人。母亲说过:“这种事一定要成亲了才可以,要不,别人会抛弃你,你会痛苦一辈子的。”尽管我对她的话半信半疑,但我相信,她绝对是为我好,为我好,我就会记着,不管发生什么,这种事我都不会干。我的心里,翻腾的厉害,可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件事的发生,让我改变了原本上交入团申请书表格的想法,我以为,就算交,也末见得能加入,因为我感到自已的身后仿佛有一只无形的黑手正在向我伸来,我无法摆脱命运中的阴影,唯有在沉默中保持我战战粟粟的清醒。



两周后的一个早晨,刚起床,我就有点心神不定,脑袋有点懵懵懂懂。上班正拣着药。忽然,觉得一阵肚痛,人像要晕过去,赶快跑厕所,无意中发现纸上全是血。这可把我吓坏了,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怎么会出那么多的血。我惊慌地站起身,走到工场间,悄悄对平日与我比较要好的同事说:“我有点急事,回家去去就来。”
她说:“知道了,假若头头问,我就说你回家有急事,一会儿就回来。”
回到家,母亲不在,我心急火燎地找出短裤换上,然后又坐到马桶上,鲜血还是不断,我害怕了,怀疑自己一定得了什么重病,于是,提上裤子,就急冲冲跑去医院,一边跑,一边想,我得的究竟是什么病。该不是败血症,听说这是要死人的。
挂号,到妇产科,说了病情,谁知那位女医生对我笑笑说:“没什么病,恭喜你,你做大人了。”
什么?我的心突突乱跳:“做大人了。”
“对!”她继续说:“就是通常说的来月经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脸“刹”红了,羞愧地笑了。
从医院出来,走在大街上,我发现天空比往日都要蓝,阳光更加灿烂。我做大人了,我终于长成大人了,心,狂喜的像要跳出胸膛,一路狂奔而去。
想着下身正哗哗流着成人的血,这瞬眼间长大的狂喜,令我心乱神迷,无所适从,不知怎么办才好。到了单位,换上工作服,看看药已拣完,就上轧药机帮着加料。
大师兄正埋头切着药,我隔着机器,把搁在篓筐里的已经浸好的一捆捆药,捧了上去。随着切药机的轰呜声,他推我递,一把把的银花藤瞬眼间切成一片片。
这时,我的一条长辫子,不知什么时候竟溜出工作帽,被卷进了齿轮。我急了,伸手把它拽住,想将它劲往外拉,可滚动的齿轮却一点不留情,眼看头发连根都要被卷进去,又急又惊又慌的我,伸出右手就去齿轮边拉,说时快,那时慢,惨剧发生了,“哇……,”随着我一声惨叫,我的大拇指和食指被无情地辗进两个齿轮间。
大师兄听到我的惨叫声,他抬头,朝我望了一下。这一看,他吓坏了,愣了愣,随即想起什么似的,惊慌关掉机器。他攥住我的手,试图帮我拉出来,可尝试了二次都没成功。此时场内外的人都围拢来,七嘴八舌地出这主意。为了不使手再度拉伤,大师兄开动倒退键,将我的手指从两个齿轮中间退出来。当我的手从齿轮中间拿出来时,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已经离开了我的身躯,掉落在机器底下。我一看断了指的手,脸吓得发白,像要昏眩过去。大师兄也一样,他像匹受了惊的马,呆立在一旁,动也不动。这时,一位女同事脑子好使,她赶紧过来在旁边托着我受伤的手,搀扶着我就跑:“赶快去医院。”
二师兄大声叫着:“等一等,把断了的手指带上,说不定还可以接。”说完,爬进机器底下,找那断指去了。

当我飞奔着跑到医院要求处理一下送上海治疗时,谁知,医生却告知说:“救护车医院用来搞活动去了。要到后天才回来。”
一问,汽车站,早已没了去上海的汽车。偏僻的小镇连自行车都没有几辆,交通如此一不发达,一天去上海的只有清晨一个班次,一切都变得特别无奈。医生说:“只能处理一下创口,包扎一下,别无他法。”
人有时真的很无奈,假若是在上海,就意味着有一半以上的希望,在这偏僻的小镇,要想接根本不可能,医院唯一的一辆救护车用来搞活动,却不顾病人的安危,也算是这个时代产物。我欲哭无泪,泪断肝肠。站在手术室的门口,望着二师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忙碌着办理一切住院的相关手术,瞧着那两根残缺的正乎乎冒血的手指,我脑子里突然涌出许多漫无思绪的想法。
我的手,手啊手,我望着用白纱布包裹的严严实实又渗着鲜血的手,不禁潸然泪下。这叫我以后怎么办?叫我怎么见人?怎么跳舞?怎么去实现当文艺兵的梦想?一切的一切仿佛随着手指的残缺而击得粉碎。我心如刀绞,嘴里喃喃地自语道:“怎么办,怎么办?”
“还怎么办?你把自己都玩完了。”二师兄在旁边脸板得铁青说:“不仅把手给轧了,还给别人睡觉。”
我的心“咯噔”一沉,不认识似地瞧了瞧他。平日里对我很不错,凡事总爱袒护我的二师兄竟然这样说。
“我跟谁睡觉了?”我受伤的心倾刻又像被撒上一把盐,痛得直不起腰,心里想说,但说不出来,身子前倾着斜靠在楼梯的扶手上,望着楼底下来来往往的人群,真想纵身跳下楼去。别人说我,连你师兄也不相信我,在旁人眼里我生活作风不正派,成了个乱搞的女人,现在我又残废了,以后还能做什么?我是个有梦想的人,没有了追求,没有了自己认为的信仰,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想到这,我的头猛一低。
“你想干什么?”二师兄在后面一把将我拦腰抱住。嘴里不停地嘀咕:“我又没说你什么,只是同情你,你千万不能往这个方面想,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母亲怎么办?”过了一会又说:“为了你母亲,你也要好好活下去。”
妈妈,对,我的妈妈。我的心,变得更加疼痛,她还不知道我出事,知道了,还不把她急昏头,再说我要真这么死,还不真要了她的命?她还指望着我给她争口气,帮着她与父亲奋斗到底呢!我抬起头,定了定神,对他说:“先不要告诉她,等手术完后再说。”二师兄点了点头。
等我从手术室出来,母亲已等在外面。一见我,她就紧紧拽住我的胳膊,眼泪一个劲地往外流,抽泣得话都说不出来。紧跟着我,到了病房,帮我一切都安顿下来,才哭着对我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
我苦笑笑,什么也没答。
接下来的几天,或许是断指流血过多,或许是月经如小河缺口,绵流不断,人变得疲倦不堪,昏昏欲睡。原本说,住院观察二天即可出院,可过二天换药时,残指钻心地痛,医生说:“是发炎了。”
我变得心烦气躁,成天成夜睡不好觉。俗话说,十指连心哪,这回不仅让我碰上,而且让我真正体会到这般痛得欲死欲活的滋味。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手指总是剧烈的痛,为了减轻手指带来的疼痛,我不时穿梭在医院的病房与走廊,以来回踱步的方式企图减少连心的疼痛,然而,这一切仿佛都无济于事。痛得实在不行,我就拧母亲的胳膊,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我的痛苦。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母亲受到极大的痛苦和委屈,一天,我无意中发现,她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一问,才明白是我把她拧出来的。为此,我感到很是惭愧和内疚。
过一天换药时,残指又红又肿,医生说,这种症状的发炎,继续下去要截肢。我害怕了,不敢再在医院呆下去,偷偷溜回了家,而我的情绪几乎跌落到最底点:“还要截,不如把整个胳膊去截掉算了,免的痛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还不如死了的好。”
“什么死不死的,一个人要活下来都不容易,以后再也不要说死不死的,要死还不容易,跳河上吊一会儿就完了,人要活下去才叫难呢!”母亲给我盖上被单,劝导着我。有母亲在,谁也无法替代,她总是让你学着坚强。
下午,我家来了一位男生。他由我一位很要好的女同学带来。一看,是我的原先隔壁班的同学,毕业后再没见过。读中学时虽说在隔壁的教室,但那个时期的年龄都特别敏感,加上我从不跟男同学交往,因此对他也了解不多。只听说他很聪明,至于聪明什么,并不清楚。听说他分在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可就是没碰过面。他看我一脸愁肠,就坐在板凳上,转脸对着我,笑眯眯地打趣说:“像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他来看我,让我很觉意外。出于礼貌,我强打起精神,东一句西一句地扯起来。时间聊的很快,临走时,他说不知道给我带什么礼物才合适,知道我喜欢看书就带了一本书来,说罢,递给一本我用纸包着的书,即向我道别,说以后还会来看我。
他们走后,我坐在床沿上,打开纸包一看,是埃塞尔•伏尼契夫人撰写的小说《牛虻》。封面上亚瑟那张带着疤痕的脸,刚毅不屈的神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便迫不及待的看起来。牛虻的经历让我感慨,他“忍受过一个人所能忍受的一切,他的心被人家拖到污泥里,被路人践踏过,他的灵魂已经没有一处不是别人的歧视所打上的烙印,没有一处不是别人的嘲弄所划上的伤痕。”然而,他没有因此沉沦。他始终高扬着头,对生命充满热爱,对生活充满热情,对理想和爱情充满着不息的希望和执著的追求。我流泪了,一夜没合眼,我扣心自问,和他相比,我算得了什么?
事隔两日,他又来看望我,我们坐着开始谈文学,谈生活,谈工作,谈理想。他说:“你和前两天不一样了。”
我说:“是你那本《牛虻》,像是雪中送炭,让我感到有力量。”
他灰谐地说:“他那么好,你喜欢他得了。”
我说:“你不害骚。”
他开心地笑了。
几天后,我被送去外地一家医院治疗。在那里,我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在麻药不能施的情况下,再次进行了截肢手术。手术时,我怕自己叫出声,就用牙齿咬破嘴唇,导致以后几天里肿胀的不能吃一点东西。
我开始尝试着用左手给他写信,在信中,我向他汇报了在医院手术的情况,并附抄了“牛虻”至今还感染我的那首小诗:“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尽管左手的字写得东倒西歪,但他还是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涂满了他的狂喜。
不久,我便“飞”回了家。
一个黄昏,凉风习习,万物寂静,我俩站在我家爬满长春藤的黑漆墙门前的小道上,任凭月光如流水般倾泄在身上。他默默地凝视着我,不知怎么,我却感到害怕。忽然,他用双手扶住我的双肩,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要吻你!”
“不,不,这不行!”我心跳得厉害,十分惶恐。
“这是为什么?”他紧盯着我。
“不,我不知道,不为什么。”我语无伦次。
“你不喜欢我?”他再次紧逼我。
我望了望他,无言以对,低下头。
寂静,更加可怕的寂静。突然,我感到世界像要炸裂似的,当我抬起头来时,他已经走了,远远地,再也不见身影。……
过了几天,女友来看我,一见面,她就指责我,说我骗了他,还说他告诉她:“她这人怎么那么自不量力,残废了还想跟他谈恋爱,凭什么呀。她是不是怕嫁不出去,才死盯着我。”
我听了,如雷轰顶,内心一阵激愤,哇,污秽物吐了一地,哭了,一会,想想自己也真可怜,落得这么个下场。然后又莫明其妙地笑了。我哭笑这人生的反复无常。
当即,我写了一张纸条连同那本《牛虻》一起,托女友带了去。纸条上我写道:“失去手指的痛连心,然而,你对人说的这番话更令我痛心。我知道,我的拒绝伤了你的自尊心,然而,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真实,我之所以拒绝你,是因为我发现自己爱上了‘牛虻’,尤其是他对爱情的态度,为人甚至自尊。”
次后,他再无音讯。
初恋的青果倾刻脱落了。心灵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谁都不想自己痛苦,我更不想。可我想知道,我这样的人,活着究竟还有没有意义?人为什么一下子会变得那么无情、狠毒?我发誓再也不去跟男生交往,心情愈加苦闷而忧郁。
病愈后头天上班,厂部人事处就叫我去。一进门,那个剃着短平头的人事干部没等我坐下,就一脸严肃地对我说:“今天找你来,是想通知你,你被调去乡下的一个小镇上工作,去那里做仓库保管员。”
我一听,头脑犯晕,过了好一会才问:“怎么让我去?”
“唉,一言难尽。”他叹了口气:“去那里后,你要好好干,你是属于可以改造好的子女。”
这是什么话,我无法理解。据说两年前中央文革下发的文件中有这种说法,是专门发下来对我们这种“黑五类”子女讲政策的。只要我们背叛家庭,与反动的父母划清界限,便可望得到“改造好的子女”这样一个称号。在我想来,看上去是心疼我们,把我们当自己的孩子,其实那好意却十分的可疑。文件首先假定我们有罪,然后根据我们的表现,给予法外施恩那种宽容,事实上将我们划进残民这类群体,并烙上制度化的标记。因此我清楚地知道,所谓天下者,原本就难有我们这种人的生存的余地,想通了这个道理,我就心甘情愿地接受面对的现实,我发誓从此更加远离政治,去他妈的革命造反!我心里这么说,但嘴上没讲出来,这话本身就有问题。问题现在是,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仍落到这种境地。
我明白,他只是一名靠边站的领导干部,也不好对我说什么。那么,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
我的脑海里一下浮现出“头头”的面孔,那句“你走着瞧”的话轰然在我耳边响起:是他,一定是他!我忽然明白过来。一定是他在别人面前诋毁我,一定是他要把我从这儿驱逐出去,他害怕了,害怕我揭露他的丑闻,触穿他见不得人的事,所以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压我。我怒火万丈,我想现在就告诉他,告诉他“头头”侮辱我的那件事,让他来为我作个公正的解释。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看着我欲言又止的神情问。
“我,我……”突然,我想到他自己也在靠边站,根本作不了主,既然已经决定的事,他们是绝对不会推翻的,就算是错,也会是一错到底,何况他们都认为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面和不可饶恕的事。就算说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弄不好反过来说我捏造事实,不把我整死才怪。俗话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我不想现在就死,“留得青山,不怕没柴烧”。想到这儿,我摇摇头,郁闷地走了。
回到单位,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事。见我过去,又不说了。像瞧怪物似地看着我。我看见大师兄坐在墙角的长板凳上猛抽着香烟。我从没见他抽过烟,就过去向他告别,然后关切地说:“抽烟是不好的,要是让你女朋友知道她会生气的。”
他抬头望望我,一声不吭继续抽。
坐在他旁边的女同事听到我话,脸上露出异样的目光,然后将我拉到一旁说:“你不知道,他为你也被领导找去谈话了?”
“为我?”我大惑不解:“他跟我又没什么关系,找他干嘛。”
“你呀,你,你不是跟他有男女关系吗?!”她直截了当地说。
  “我,跟他有男女关系?”我惊呆了。
“有人说你跟他睡觉,还说你的手就是因为跟他上班时谈情说爱才轧断的。”
我的天!我这才明白这段时间来众人嘴里所说的,我与人睡觉的原来是指大师兄。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哭笑不得。心想,难怪他要不停地抽烟,实在是冤枉他,也冤枉我了。我对女同事说:“谁在跟他和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你们不是恋人?”这回轮到她惊异了。
“不是。”我斩钉截铁地说。为了证明我与他的清白,我还将自己刚结束的那段不知是属于爱情,抑或仅属于有点好感的恋情讲给她听。并告诉说,大师兄有他自己喜欢的人。
“真是作孽,谁这么恶毒,还要将你发配到小乡镇上去。”她同情地说:“我说,总看着不太像。你和其它师兄倒经常在一起玩、开玩笑,大师兄一下班人影都不见,要不,就这在机器房里埋头磨刀。”唉,她叹口气说。你的手指还没完全好利落,不能多浸水,这一去,独自生活,洗衣、洗澡可怎么办?
我低头不语,泪水却在眼眶里打转。
回到家,我站在床前,像犯滔天大罪似的低着头对母亲说了调动的事。母亲听后,说她要去找单位领导,说她想不通别人不调,为什么把我给调过去,手还没好,老用纱布包着,不能浸水,一个人怎么料理自己。说着,她一屁股坐在板凳上,气呼呼地喘着粗气。
我抬起头,想对母亲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但转而一想,又要惹她生气。这些事如果有,倒也是自作自受,但连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染上与大师兄发生什么关系的事,说了还不把她气死。母亲自己的事弄成这样,我已经成了残废,也就更没必要因我这不明不白的事让她难受。打掉的?硬往自己肚子里咽吧。我只淡淡说了几句,我能行。
母亲一听,再没说什么,她一边给我打点行装,一边不停地关照我说:“一个人出门在外,主要是当心身体,其次是做好工作,和人交往要谨慎,尤其是男人,你还小,千万不要沾边。”
听着她的唠叨,我心想,我不跟男人交往,别人都把屎盘子往我身上扣,交往那还得了。我神情严肃地对母亲说:“你放一百个心,我不会跟男人交往,也不想结婚。”
听我这么说,她却急了,说:“我是说你还小,没说让你不结婚。”
我说:“知道你说得意思,但我真的这一辈子都不想结婚。”
离开单位的前一天,我一人在里间整理自己平日里穿的工作服,“头头”走进来,站在我面前,对我皮笑肉不笑地说:“他们要调你,我也没办法。”
我冷冷地看他一眼,说:“天,总有一天会睛的。”
他的脸“唰”一下白了,凶巴巴地说:“料你也翻不了天。”
我转过身,头也不回的走了。

第十三章



我去的地方叫麻雀镇,距陵广镇有三十多里路。坐船要近二个多小时。
小镇只有一条街,分东西两头。单位在镇的西头,东头有一座很有名的桥,叫麻雀大桥。我住宿的地方在单位对面药店的楼上。与我同住一宿舍的女同事在药店工作。房间并不大,我的床搭在进门的右侧,倚窗靠墙,隔一条街,便是市河,远眺可见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缓缓流动的河水。河面很宽,素有大河港之称。有人说,麻雀大河港,吃了换地方。意思是,这里的水活,人吃后,就往高处走了。可惜我,竟从高处走到低处,换到这个河面虽宽,却小且完全陌生的地方。
与我搭档工作的是一位大学生,他原来就在当地药店工作,现在他与我搭档做批发工作。他已经结婚,爱人在上海。平日里不爱多说话,生意来了就开票。我更不愿与人多说话,况且他还是个男生。两个陌生人,干着一件对我来说也是陌生的事,白天忙乎,一到晚上,就各走各的道。
吃饭就搭伙在离单位不远的麻雀镇镇政府食堂里。去食堂要走过一段街,街的两旁全是商店,日杂百货,烟糖粮果,油盐酱醋,可谓麻雀虽小,样样俱全。一路过去,看见我的人都露出好奇的目光,街小店少,没过几天差不多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了我。食堂里烧饭的阿姨胖胖的,穿一件灰色的短袖,扎着两条麻花辫子,眼睛黑多白少,乌溜溜的,显得很机灵。她为人随和,整天笑眯眯的,看起来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初去时,她知道我的手不方便,发现我的衣服浸泡在井边的脸盆里,就悄悄地帮我洗掉,挂在绳子上晒。而我的室友,更不止一次地为我缝被子。这些平常人为我所做的点点滴滴让我掉落在冰窟的心开始感到温暖。镇政府里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这时几乎都靠边站,不断被镇上的造反派轮流着批斗,有时还让他们自己彼此揭发。不久,单位开会,根据总公司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配合全县各镇的革命形势对“走资派”展开声势浩大的斗争运动。我以为到了这种小的不能再小的乡镇,就像进了避风港,可以高枕无忧,没想到革命风暴刮得竟连死角都不留。大学生是商店“革委会”的干将,也是镇里造反派的干将。他希望我能与他一起干革命。我对他说:“我不想参加。”
他一听说:“你可以不参加,但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干活吃饭?”
听他这么一说,我着了急,莫非我不加入造反派他们会开除我的公职?这怎么得了,这年头打死人都是小事,开除我的公职还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对我来说,这事真比要了我的小命还严重。想到这儿,我觉得一定要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
次日,全商店的人在批发部开会,每个人轮流着表决心,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运动中去。轮到我发言时,我坐在板凳上,一会儿用手指指自己的喉咙,一会儿埋头猛然咳嗽几下,然后从喉咙里发出几声压抑而沙哑的声响,并用手比划着,表示自己的咽喉突然失声,不能讲话。同寝室的女同事开始困惑地望着我,而后她像猛然醒悟似地为我作证说:“她真得说不出话来,昨晚发烧咳嗽折腾了一夜”。
大学生开始时有点不信,看了看我,听了她的话后竟然也将信将疑地让我过了关。
然而,这种以装哑拒绝参加运动的举动,让我自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此后,在麻雀镇的日子里,我几乎沉默寡言不再说话,并且恐惧与人交谈,日子久后,我与人交流时全靠用手比划,导致了我的性恪变得更加内向,在以后的很多年中,我几乎无法与人交谈,甚至有点变态。
镇上有个副镇长,长着个麻子脸。“文革”前老婆对他捧星戴月,伺侯得好比太上皇似的,“文革”不久,他受到冲击。老婆不仅与他划清了界线,还在大会上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
这家伙原来当过兵,打过仗。据说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长,在一次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策反后投诚参加了八路军,次后打过几次大战役,随部队南下后,嫌北方的小脚老婆不入流,便与之离了婚,讨了江南的女人作老婆。他老婆长得十分标致,与他作比较,镇上的人暗暗在背地里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糞上”。然而,他的妻子却并不在意,逢人就说:“女人唯夫有权才能妻贵,男人光好看有什么用。”她为他生了一儿一女,日子过得也算红火。这镇上除了镇长,他也算是个人物。好些夫妻就这样,好日子好过,坏日子难过。丈夫挨批斗后,一直隔离审查,这让她感到无出头之日,也感到寂寞难耐。不久,镇上的造反派要她站出来,公开揭发自己丈夫的罪行,起初她死活不肯,于是,造反派以不划清界线就开除其公职为要胁,迫使她就范。没有了生活来源,就意味着儿女就要忍饥挨饿,自己有个三长两短事小,孩子的生死事大。权衡再三后,做妻子的终于在全镇批判大会上,面对着台下数百双举着的愤怒高喊着的拳头,冲着自己的丈夫揭发了他在国民党部队服役时曾经打死八路军的事。这一切,让她的丈夫着实没想到。会后,他被吊在镇政府食堂旁水井的一棵桂花树上。我看见他时,他就这样被半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垂落在胸前的那脱落的光秃秃的头顶,被毒辣的太阳晒得像一只一百八十支灯泡一样贼亮。
那天,我吃罢中饭,从食堂出来,远远听见他在呻吟,于是动了恻隐之心,就从食堂里勺了碗凉开水,捧着走了过去,也许是他听到了脚步声,他肿胀成一条缝的眼,朝我的方向眨了一下,随即“叭答”了一下嘴巴,干裂的嘴唇渗着血,让我想起沙漠中的骆驼。
“你别没事找事,他可是专政对象。”有人在远处对我么喝。
我转过头一看,是大学生,冲他一笑。
他板着脸说:“就你管事多。”
我一言不发。
他朝我耸耸肩,走了。
我将老镇长的头托起,将水慢慢地倒进他的嘴里。
他或许觉得好受些了,“叭嗒”了几下嘴唇说:“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说:“调来不久,在药品批发部。”
“你快走开,要不,会连累你。”他说。
我无言一笑。
打那以后,只要他倒挂在那儿,我就会端着水过去,碰上有人,我就佯装没看见。日子一长,镇政府的人都知道这件事,除了造反派,他们看见只当作没看见。而他的妻子不久,便与之离了婚。
一日,有位镇里的干事站在桂花树下对我说:“这棵桂花树从前年年开花,自从“文革”吊人以来,就再也没开过花。”
 我想,这年头除了人,什么都通人性。从那以后,我隔三差五的给树澆水,心想,让它有一天重新开出花来。
许多年以后八月的一天,当我重新踏上阔别已久的小镇,去看望那里的人时,他们告诉我,副镇长后来平了反,当她的妻子得知前夫平反,官复原职时,竟然提出与他复婚,他执意不肯,说“好马不吃回头草”。退休后,竟回山东老家与一直末再婚的小脚老婆重新结了婚,过上了好日子。那天,满树的桂花竞相盛开,据说这是“文革”后第一次盛开桂花,这让我不得不相信世界上很多事隐藏着不可解释的神秘和机缘,这种偶然中所包含着必然,让我站在桂花树前吻着它沁人肺腑的芳香时,不禁发出无限的感叹。



麻雀镇离哥哥下放的连溥乡近了许多,有时哥哥傍晚完工后会抄近路过来。坐船要化钱,为了节约,我去他那儿时多半也是走,走上两个小时也就到了。
哥哥下放后,他的个人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障碍。对方的养父母看我们家穷,哥哥又务农,父母亲又分居,死活不肯自己女儿与他谈恋爱,为此哥哥伤透了脑筋。在我看,其实女孩子的父母不同意,自有他们的理由,她本人当时在一家工厂做工,养父母家境也不错,怎么会让她下嫁给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呢?况且没钱挣不算,连地里的活也干不了多少,只会在场地上晒晒谷子。可女孩子自己心里喜欢,单从俩人的相貌看,哥哥似乎比她好看些。他在我们兄妹中,长得最像母亲,中等的个,单眼皮,笔挺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白净的皮肤,一身的英气。据我所知,追求他的女孩还真不少。可他偏偏对她动情。于是,他俩瞒着双方的家长,你来我往地谈起了恋爱。
女孩也算是个讲情义的人,她认为哥哥为她放弃了参军的机会,所以对他一往情深。可大人不管这些,他们找女儿谈,找哥哥讲,后来发展到找街道干部说,千说万讲,就是让他们分开。哥哥不允,女方的亲生父母所生的六个兄妹对他相威胁,说如他再找她就打死他。但哥哥还是抱着宁死不屈的精神与他们抗衡。他说:“打死我,也要跟她结婚。”
眼看要闹出人性命,陵广镇的一位女干部出面调停。一天,她来我家对哥哥说:“婚姻是自由的,但女方的几个兄妹闹得实在太凶了,你还是放弃算了。”
谁知哥哥就是不肯,站在桌子旁,强着脖子说:“我俩情投意合,谁也不能折散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会结婚。”
爱情对他来说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务农都没心思,坐也不是,立也不是,一天到晚想着怎样与那心爱的女孩子见面。
母亲沮丧地对我说:“这可怎么办,你哥哥连干活都不去,呆这里已经好一段时间了,这样下去,大家吃什么?”
“那女孩也在这儿?”我问。
“她是三班制,干完活就到这里来。”她说:“人看着倒也很随和,就是家里不同意,闹得挺凶,劝他,他也不听,不知该怎么办?”她长叹了一口气。
“哥哥也是,怎么谈恋爱比吃饭还重要,我弄不懂。”我说。
母亲说:“你还是不懂的好,要懂,我的心也烦。”
“我对你说过,我不会谈恋爱,也不嫁人,有什么意思。”
“你这是说气话,女孩怎么不嫁人呢?不嫁,人老了很孤单的。”
“你嫁给了他,那你有什么好处?”我突然提起父亲。
“提他干嘛,还不如不嫁。”母亲气鼓鼓地说。
“就是,我不嫁。”我理直气壮地说。
“不过,话要说回来,没他也就没你。”
“活着有什么好。”轮到我生气了。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我十几年功夫白养你了,不管怎样还要十月怀胎吧。”
“还是不生我的好。”我心想,你自己一直憎恨父亲才走了出来,现在倒觉得我欠了他似的,你们都有理,就我没理。
母亲不懂,经过很多事情后,其实我的心情已经跌到冰点,常常觉得自己与父母亲之间,与现实之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紧张,这种紧张很难融化,更难诉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悬殊让我不知所措,也让我迷茫,忧郁和悲伤总是伴随着我走,痛苦之时,真想一死了之。看看哥哥,让我感到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生离,而不是死别,有情人活着不能成眷属,比死还痛苦。死了,时间长了,对方也就慢慢想开了。不生下来,我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
那天,我在家中遇到了哥哥的对象。她,身材高挑,皮肤细腻白净,一笑两酒窝,不能说很漂亮,但给人一种很善良的感觉。我们在一起还谈得来。她走后,我对哥哥说:“人不错,只是觉得她的心很软,也许过不多久,她顶不住家庭的压力会离开你。”
哥哥胸有成竹地说:“不会的,她对我说过,一生一世跟我走。”
我苦笑笑说:“但愿如此。”
事隔半年后的一天冬日的深夜,我同室的女同事休假去了。只我一人正在好睡。睡梦中好像听见有人敲我的门。隔壁房间的男同事在叫我。我擦了擦眼睛,下床,打开门,他说:“你听,下面有人在敲门,像是叫你的名字?”
“这深更半夜,谁会找我?”我边说边下得楼去,打开门一看:是哥哥,他站在风雪中,浑身发抖:“你怎么啦?”我赶紧侧身让他进来。谁知,他刚一踩进屋,“哇”,一下哭出声来。
平日里他遇到事情也不这样呀,有什么事让他这样难受?我让他跟着上楼,进房,然后,伸手拿起桌子上的热水瓶,往凉水杯里倒了点水,递给他,只见他像只多时不喝水的骆驼,站在那儿仰起脖子“咕噜咕噜”将满满的一杯水喝了下去,用袖子一抹嘴就说开了:“妹妹,我怎么也想不到,她提出要跟我分手,想按照家里人的意思和别的男人处对象。”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会这样。
一时,我也有点发呆,虽说是他的恋爱,但我知道哥哥对这份感情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抛弃了本不该抛弃的好前程。遇到谁谁都会无法接受,何妨他是那么痴情。“痴情反被无情恼。”不知怎么,我脑子里冒出《红楼梦》那本书上曾经看到过的句子来。我说:“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她放弃了,你还那么认真干什么,不好就得了。”
“你还小,不懂,她是爱我的,只是她们家庭所有的成员都不同意,她被他们弄得没办法,才提出跟我分手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两个多月前。”他说。
“那不早就断了吗?”
“是她说的,我可没答应。”他肯定地说:“我当时就对她说,我死也不同意。“
“那她怎么讲?”
“她说,你要再跟我好,我们家里的人会打死你。”
“你怎么说?”
他激动地说:“我说,那咱就一块儿死。”说完,他一下脱去穿在外面的旧黄军大衣,露出里面背在肩上的一杆步枪。并且把它拿下来,紧握在手里,“卡嚓,”拉了一下枪膛,怒发冲冠地说:“我要他们一家人与我一块儿完蛋。”
我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急了,扯起嗓门对他说:“你疯了,你犯得着这样做吗,他们死,你也会死,你死了,父亲怎么办?弟弟怎么办?妈妈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为一个女人去杀人,去死,而且是为一个抛弃你的女人,你犯得着吗?”
“那你觉得怎样做才算犯得着?”他直瞪着眼睛问。
“那就是和你所爱的人为真爱而一起去死。”我激动地说着,生怕他现在就拿起枪,拉开膛,射出去,穿过时空射到她身上:“就是爱到两个人分不开去死才值。”
他听完,脸色铁青,跌坐在凳上,将握在手里的枪,往桌子上一放,一声也不吭,两眼直视前方。
看他发愣,我又说:“你可以为她而不顾父亲,也不顾母亲,更不顾兄妹,但你必须为自己负责。只要她们家死一个人,你也就会死,这叫一命抵一命,为她你丢了自己的命,再说她也打算离开你了,你死有什么意思?”说完,我双眼直勾勾地望着他。
接下来的时间,他一直沉默,沉默,沉默,这种沉默几乎让我窒息、让我发狂,让我疯,好几次我都想夺过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因为这种沉默在我看来不是死就是活,沉默过后,他的任何一种决定,对我的再一次劝说都是没用的。现在就像是他用枪在瞄准我的脑袋,只要他一扣动板机,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不,我还是要去,我现在就去,我要去打死他们,打死他们!”他发疯似地站起身,一把抓起那枝枪,就想冲出去。
就在这千均一发之际,我不知是那儿来的胆量,竟不顾一切地对着他的脸,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今天你去杀人,还不如你把我给杀了,这样我也不会有个杀人犯的哥哥。你实在痛苦,那你就先打死我,然后你再打死自己,这样既不害人,你和我也都不再痛苦,咱俩都一了百了。”说着,情绪激动地扯起他的手,帮他把枪举起,直对着我的太阳穴。
恐怕他做梦也没想到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其实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人在情急之下其实会做出让人不可思议也令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举动来。他愣住了,直勾勾地看着我,端着枪,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你打呀,打死我呀。”我情绪激动地拉起他右手,帮助他把食指放到扳机上:“你扣动扳机呀!打呀!”
突然,他醒悟过来:“你不要乱来,子弹是上了膛的。”说着,随手将枪口转向一边,“咔嚓”一下拉开枪膛对我说:“你看看弹膛。”我伸头一瞧,还真有子弹。
过了好一会儿,他搁下枪,定定地坐到凳子上,低着头,闷声不响。
看他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我递给他一块毛巾说:“你先擦把脸,我煮两只鸡蛋给你吃。”
等我将热腾腾的鸡蛋端过去时,他正在取枪膛里的子弹,我一数是五发。便问他哪儿来的枪,他说,是从民兵连长家里拿的。又问。怎么可以拿出来,他说属于私人保管,出了事,要负全责。我想,这可不是闹着完的。我说:“最近几天,你把它暂时放在我这儿。回去先对连长说一下。”
他说:“你是怕我冲动,又派上用场。”
我说:“对。”
这杆枪,在后来的一段日子,一直就放在我的寝室里,为怕人引起注意,我将它用纸一层层地包裹着,再用绳子牢牢地捆住,而后藏在床底下,上面又盖上杂物。直到有一天,民兵连长要训练,哥哥才来拿去,那时他又开始了对那个女孩的追求,并表示不追到她誓不为人。
对此,我不表示怀疑也不表示相信,我只想哥哥他不要因此再做出蠢事就行,我不想让别人死,更不想他死,至于他的爱情能不能追得到,全看他的造化了。在这时,我才发现,人的欲望有时会超越对人自身生存的本身的价值,所谓人世间男女爱情可以让人生死相许。为情者死,历代都有,看来爱情这个东西还挺玄乎的。



一天回家,母亲在客厅一见我,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你跟大师兄谈恋爱,怎么也不告诉我?”
我望着她有点生气的脸,困惑地说:“谁跟他谈恋爱啦,真是莫名其妙。”
“你大师兄的父母来过,说是他们不同意你和他儿子谈恋爱,并说他已经有人了。”她气呼呼地说。
我一听,问:“你怎么说?”
母亲答:“我说女儿根本就没跟你儿子谈恋爱”。
我点点头:“你说得对。”
母亲又说:“我还告诉他们,就算他两谈,我也不同意,因为双方相差太悬殊。你们家是农村,我女儿在街上长大,生长环境不同,假若结婚了,生活起来也困难。”
他们怎么说?我问。
“说是单位头头找他们谈了,如果他们的儿子与你好,单位就要处分他。”
我一听,很生气:“我成什么人了,就算是谈恋爱,有什么不可以,恋爱自由嘛,他们管得着。”
母亲却气不打一处来似的说:“鳮蛋无须跟石头碰,再说你又没跟他谈。”
我说:“你说得也是,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人家谈恋爱。因为一提谈婚论嫁,我就把男人个个想像成我的父亲。”
母亲说:“你说得对,男人没一个好。”
我使劲儿点点头。
那个该死的头头,已经将我发配去了乡镇,弄得我与母亲分离,还不肯放过我。这就像父亲仍不放过我和母亲。我感到一种莫明的悲哀和忧伤。我的委屈不但无处诉说,连悲伤,也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里,我是什么,在父亲眼里不如一棵草,在众人眼里更是作风败坏的一塌糊涂的女孩。更让人感叹的是,大师兄也被我莫明其妙的牵扯进来,让我感到不平的是,我跟他不仅没有拉过手,就连谈话的机会都没有,哪里来人们通常所说的谈恋爱还有什么发生两性关系。由于我手指的残缺,和与那位男同学的一段经历,让我对自己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残废了,有谁还能瞧得上你,就算有人喜欢,恐怕也只是一时的冲动,要真与你结婚,除非他自己也有毛病。恋爱,结婚,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拥有的,再说,谁还要我这个众所周知与男人睡过觉的女孩?
次日下午,派出所的一位女同志来家找我,她笑嘻嘻地说:“你跟我去一趟派出所,有点事想问问你。”
去派出所?准没好事。于是我站在房间中央说:“不去行吗?”
她说:“不行。”语气中软中带硬,不容置否,随即亲热地拉住我的手,走出我家的黑漆门,直往派出所。
走到派出所门口,我站住脚问:“究竟是什么事?”
她神秘地笑笑说:“到时你就知道了。”说着,扯起我的手,把我带进了派出所的门。
进了屋,她让我在一张写字台前坐下。我张望一下四周,发现这是一座绿荫浓郁的江南民宅。一排落地老式窗间隔着一个天井与我呆的办公室。由于朝向是北边,故而屋内显得很阴沉。天井里靠墙整齐摆放着一盆盆花草,一块孔砖平铺在中央,旁边放着一脸盆清水,墙角边歪斜着一把扫帚。此时,她正坐在我的对面,一反刚才笑眯眯的神态,神情严肃地望着我说:“今天叫你来,有个问题要问你,你态度要端正,要说实话。”
一听,我很疑惑地问:“什么事?”
她一本正经地说:“你有没有跟一个叫钱林的男人睡过觉?”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瞬息万变的神情,让我有一种莫明的恐惧,刚才还对我笑眯眯地拉着手,转眼脸色就铁青,一点也不留情面。我惊慌地站起来,又不知所措地坐了下去:“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我说。
“我是说,你有没有跟一个叫钱林的男人睡过觉。”她的脸色几近冷酷。
“不结婚,怎么可以跟男人睡觉?”我不假思索地突口而出。心想,你说的那个男人,不就是严慧英的男朋友。他在镇上一个工厂里做工,平时喜欢舞文弄墨,有很多女生喜欢跟他交往。严长得不错,因此也深得他的喜欢。后来,严就与他谈起了恋爱。得知此事,我曾经劝过她,说与他谈还不如不谈,总觉这人飘浮的很,不踏实。严不听我劝,仍与他来来往往,交往密切。她不是不知道,他是个花花公子,差不多整条街的人都知道。我讨厌这个人,也从没跟他有过交往,所以就懒得提他。
她听了我的话,好像不认识似地瞧着我,半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许她压根儿没想到,我对男女之间性关系的认同,是一定要结了婚以后。
随后的几分钟,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彼此都吃惊地望着对方。终于,她从自己身边的抽屉里掏出一张照像底片,递给我说:“这底片上的人是不是你?”
我接过底片,将它拿在手里高高举起,透过亮光,我看清楚底片上有一个黑色的人影,好像是一位女性,袒着胸,一丝不挂地向前方眺望。我说:“是谁,你们可以冲印出来,何必兴师动众找我来,再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人不是我。”
“你真没跟他睡过觉?”她不相信似地又问。
“我母亲说过,结婚之前不可以与男人睡觉,要犯法的,再说,我从没想过要结婚。”
“你母亲不是跟你的班主任吗?”
 “你这是什么话?”我一听,头“嗡”一下大了。从板凳上一下跳起来,大声嚷嚷说:“我母亲是清白的,是我父亲造她的谣!”
 然而我气疯的样子并不能让她口气有丝毫减弱,相反她更加严厉地说:“你说,自己的男人为什么要冤枉妻子呢?”
“那是他要我的母亲好看,逼得她无路可走,好乖乖跟他回家,继续挣钱养活他。”我语气肯定地说。
“你能保证这人不是你吗?”她见我不吭声,紧跟着又问。
“当然。”我义正词严地说。
“那好,你在这上面按个手印。”
她递过来一张纸,不知怎么的,看到它,让我想起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杨白劳被地主逼着强按手印的情景,我喜欢跳《白毛女》,但那是在剧中才有的场景,想不到在现实生活中戏剧化的让我也轮上了,它让我与杨白劳一样的体会:无可奈何。
她将桌子一端的印泥递过来说:“用你右手的食指沾一下,然后印在这纸上。“
我接过纸,朝上面看看,发现写着:“我跟钱林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特此说明。”
一阵委屈翻上来,心酸也随之而来。我哽咽着说:“怎么按?”
她看了看纸,用手指着右下方说:“用右手食指按在这里。”
我觉得自己像被强奸一样,恶心愤怒的直想要喊,想要反抗,想要挣扎,想要与她决一死战,然而,她仿佛看出了我的心里的所想,不容置疑又严肃地盯着我,我看看她,极不情愿地伸出右手,胆战心惊地看了看自己右手断了的食指。说:“我没食指。”
“这不符合规定。”说完,一下又明白过来似地望着我的右手:“那只好用左手。”
我伸出左手食指,无可奈何地默默醮了醮如血的印泥,颤抖地按了下去。我的身体一阵发冷,好似要晕过去,仿佛现在按下去的不是手印,而是买身契,它让我窒息,让我羞耻,让我仿佛涂上一层永远洗不干净的污点,尽管你清白,但谁又能说得清。
我漠然地将血红的手指在自己的衣角上擦了擦,一句话也不说地低着头。
她见我按好了手印,就恢复到方才来时的状态,说:“现在你回去吧。”还笑容可掬地邀我有空上她这儿来玩。
我逃一样地走出派出所的门,心里直犯嘀咕,我哪儿不好去,非得要上你这儿来,想到刚才那件让人气得吐血的事,望着那白晃晃的太阳,我的眼前直冒金星,心想,这世界究竟是怎么啦,净是那些让我摸不着头脑,不干不净的事纠缠着我,将我浑身上下涂得一抹黑,搞得我的心冷的直掉冰渣。一时间,我诅咒起严的男朋友来:你这人一定不得好死,你搞女人,怎么把我也牵涉进来,怀疑我跟你睡觉,你是什么人,就算是我这辈子没男人喜欢我,我也不会看上你。就是这个世界仅剩下了你和我,我也宁愿选择孤独而死,也不会跟你有任何瓜葛。要说的是,当时有一本在全国流传的手抄本《少女之心》,早就传进这个小鎮。据说里面尽是描写些男女之间的性事。是一本最毒的书!为了抵挡住资产阶级腐朽糜烂思想的流传,公安部门对县里的学校采取了多次袭击行动,搜查书包,追查抄写之人,结果有好些人因此锒铛入獄,甚至送了性命。我也想找这本书看看,终因没有搜到,而失去这个机会。我想,是不是他和我的女同学也是因为偷看了这本书而偷吃禁果,致使我的女同学怀孕的呢?还好,我庆幸自己没看到这书。
次日,我收到农场另一位女同学的来信,说严惠英从农场的二层楼上往下跳,她与男友怀得孩子流产夭折,还差点丢了自己性命,好在送医院及时,经医生全力抢救,才保住了她的性命。原来,她被他骗后怀了孕,而他又不肯与她结婚,羞愧无奈的她便以死来表达自己的怨恨,孩子死在了腹中,因为已经怀孕七月,引产时相当痛苦,幸好没摔成残废,要不还真够她受的。
读了女友的信,我傻坐在仓库里半晌回不过神来,我想,人再穷,再苦再穷再受委屈,其实都没关系,缺什么,就是不能缺妈,如果她的父亲换成是她母亲活着,一定会关照她很多的事,关注她的生活,她也就不会上当受骗,吃那么多的苦。我很庆幸自己没跟着父亲,而跟了母亲,这让我对母亲又有了新的认识。
事情过去四个月,位于天宁寺里的人民剧院开公审大会,我也去看了,只见严惠英的前男友被押在台上,双手戴着手铐,脑袋剃得精光。起初他无视一切地昂首站在那里,后来,经不住台下数以百计拳头的愤怒高喊,他才低下头,神情木然地站在那里。为了女人,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同样他也付出了该付的代价,被判犯有流氓罪,坐牢狱三年。回家后,我将此消息写信告诉了严,她回信却说,她并不恨他,只恨自己当初太幼稚,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东窗事发,并不是她揭发他,而是另一位怀着他身孕的女孩子因为他同样不愿承担责任,一怒之下,告发了他。



第十四章

1

在麻雀镇的日子,听说大师兄也参加了造反派,并且积极地写大字报,投入到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单位的领导原本早已靠边,在我看来他写大字报批斗走资派,无非也只是跟跟风,痛打落水狗而已。不管是单位还是学校,每个人都须有个立场,就像学校一样分保皇派和造反派,这是个严肃的政治态度问题,谁也不敢含糊。然而,我对人的好恶在于这个人的品性如何,对于公司的造反派我以为只要是那个人担任头头,我认为那个造反派组织便绝对不是个好组织,不要说自己不会去参加,就是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个人。远离了公司的政治斗争中心,让我感到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覚。当同事告诉我,说大师兄已经在公司很走红时,我苦笑笑说:“我想他是被别人利用了。”
同事说:“你怎么这么想?”
我说:“他才多大,能知道些什么?”
她说:“这你就不知道了,他比起你懂事的多。”边说边抓着头皮:“你看,说是你与他有两性关系,你被发配到小乡镇上来,他倒好,不仅没有什么处理,还红得发紫,成了‘头头’眼中的大红人。我就弄不懂,既然是你跟他一起犯的错,为什么把你说得一塌糊涂,他却越来越吃香?”
说实话,他的这番话全是为我抱不平,但我嘴上却啥也不好说,我心里清楚,就是那个坏蛋想出的绝招,他背底里造谣说大师兄和我有事,暗地里恶毒地踢我的脚,表面上却微笑着握他手,大师兄是个厚道人,他根本想不了那么多。再说,他一定用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让大师兄感到自己在单位危机四伏,四面楚歌,只能跟着他干才有出路,或许他良心发现,他用大师兄这张牌,洗掉了我后,覚得有愧于大师兄,便假装利用他,来掩盖自己的罪孽。他绵中藏针的杀机在我身上表现的淋离尽致,我太清楚他了。
果然,那天我回家。一跨进房门,母亲就滿脸阴云,用手指着我说:“你到底是在愚弄我,还是要我死?”
我一愣,说;“你这是啥意思?”
她哭出了声说:“你大师兄他父母又来过了,说如果你还不跟他儿子断绝关系,他们就准备上你麻雀镇上来闹。”
我一听,頓时呆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本来我跟大师兄一点关系也没有,现在他父母亲老顶着我,弄得我跟他儿子像真有恋爱关系并发生了性关系似的。我气得用脚把地板跺得“咚咚”响说:“跟你讲过了,我跟大师兄没有任何一点关系,他父母一定是听了谁的挑拨,才一次又一次毫无道理地找上门来,真把我气死了。”
母亲看我气得脸色发白,让她确信我跟大师兄没事,于是口气软下来说:“他们说,是你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对他们说的。还说,假如与你真好,就要让他们儿子日子难过。”她边说边用手在桌子上一拍。
原来如此,怪不得大师兄的父母亲不止一次地来我家闹。他的父母都是农民,大字不识,这种事恐怕也是头一次碰上。再说,哪个父母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一听要找自己儿子的麻烦,不要说到我家闹,就算是刀山火海他们也敢上,况且我家,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对付起来足足有余。母亲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为了自己的尊严,宁愿这么艰难地活着,如今她发现自己的女儿一次次地被别人侮辱,被誹谤,被抛弃,被误解,被扭曲,她的心其实比别人践踏自己还痛苦。想到这一切都是由那个该死的“头头”引起,我气得发急,对母亲说:“不管别人以后说什么,你都要相信我,我是你的女儿,我什么样的个性和对待这种问题的态度,你都清楚 ,如果他们再这样无理取闹,你告诉他们,我会对全世界的人说,我和他们的儿子是发生过性关系。”
母亲一听,半张着嘴,看着我一动不动,半晌,她才说:“你疯了。怎么可以这样乱说呢?”
我义正词严地说:“不是说说的事,谁要是再跟我过不去,我就准备与他们血战到底。”
母亲急了,“你疯了,这不拿着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边说还边用手指头触在我的额头说:“你又没跟他谈恋爱,干嘛这样说,你这么说了,正好让人家抓住你的把抦,他们会说,你看,这不,她自己也承认了,会是假的吗?”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头一摾说:“那你说,现在我被他们搞得这样,在众人眼里难道我还是清白的吗?”我说着用手将她指在我额头上的指头一下掸掉:“我就是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母亲眼睛发直说:“你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
“是呀,我一直在忍让,忍让了又怎么样,他们不是比先前更一步地往我身上踩吗?现在我想明白了,我不愿再忍了,就算是要我死,我也要拉上个垫背的,与他们一起同归于尽。”我嗓子拉得老高,仿佛要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 ,我,小小,从此与那些想要置我于死地的人撞个鱼死网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母亲朝凳子上一坐,说:“大师兄不是有女朋友吗?你也并不想真与他好,你跟他好,他父母也不答应,何苦呢,弄不好自己声败名裂。”她继续使出浑身解数来劝我。
此时我正是怒火攻心,不要说是母亲,就是十八匹马来拉我,也休想让我回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正视着她的眼睛说:“从今天起,你劝什么我都不会听,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保护自己的名誉不再受侵犯,以自己的力量来与那个该死的恶魔作斗争。”
“你说什么,哪个该死的恶魔?”她一听,我像有事瞒着她,于是,严肃地对我说:“你说,是不是你得罪了什么人,他想报复你。”
知女莫如母,还真让她猜对了。我先是一愣,然后又点点头。
“说,是哪个人?为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她连珠炮似的发问,让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沉黙了一会,我觉得还是不说的好。说了,末见得她能帮我处理得了这种事,再说,也不想让她从此为我提心吊胆。于是,我摇摇头说:“你就别问了,我不会说的,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如果想说,那也要看以后事情怎么发展。”
这回轮到她生气了,说:“想不到管你这么大,给你吃,给你喝,给你衣穿,供你房睡,弄到现在你却连我这个做母亲的人也不相信,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要不给我说清楚,你就给我滚!”说完,她低着头呜咽起来。哭声中包含着她的不解,她的委屈,她的痛苦,和压抑着多年来的伤心、不滿、愤怒、忧郁,以及对我的担心与不安。
我被她的哭声扰得心烦意乱,几次话到嘴边又呑了进去,因为当我想说时,那张泛着口臭的令人厌恶的嘴脸就浮现在我眼前,好像这事刚刚发生过一样,于是,我的愤怒连同报仇的火焰一起在我胸中熊熊燃烧,烧得我对母亲也失去了信任,烧得我只想张开那稚嫩的翅膀,冲向正虎视耽耽向我张开的那张网扑过去。
一昼无话。

大清早,母亲烧好稀饭,顾自吃完走了。她前脚走,我后脚就爬起,心里盘算着怎样实施我的计划。我胡乱在厨房喝了几口粥,写了个字条,就将它搁在房中的桌子上。条子上的字写得端端正正,语言也简洁到极点:“妈妈,我滚了,你多保重。”落款:小小。母亲这人在“文革”中没沾到好处,唯一受益的,是她为读毛主席语录而顽强地跟着我学了几个字。我想,这几个字她应该认识。
我拿起几件替换衣服,关上房门,准备回麻雀镇去。穿过客厅时。房东婆婆从厨房出来,把我叫住了:“你怎么昨天来,今天就走?”
我说:“有点事。”
她说:“你要乖一点,你妈妈活得也不容易。”
我心不在意地说:“嗯。”
她又说:“你知道吗,你父亲最近又来闹了。”
我一听,问:“他来闹什么,还有什么好闹的,反正差不多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家这点事了。”
她看看我,欲言又止。
我似乎感到她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就说:“你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她看我一眼,顿了一下说:“前些天,你父亲过来跟别人吵了一架。”
“跟别人?”我疑惑地说。
“就是那个在乡下小镇上做营业员的,你原来的小学教师。”她提示我说。
“他怎么会碰到我父亲的?”我说。
“他好像不知道你已经调到麻雀镇,所以来看你。当时你母亲不在,他就坐在这儿与我聊天,说等你母亲回来,问问你的情况。誰知你父亲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一见到他,你父亲不问青红皀白,抡起拳头就打。起先,你老师先是说明情况避让着他。但你父亲就好像是发了疯,根本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对他挥拳猛打,打得他没有还手之力。”
“后来怎么样?”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发生的事。“
婆婆随手拿起身边桌子上的一杯茶,喝了一口说:“你老师想必被他的蛮骂和痛打惹火了,突然,他抓住你父亲正在猛打的手腕说:“像你这样的男人,誰跟你过日子都会倒霉,再好的女人都会被你糟蹋了,这世界上,我看哪个男人都比你强。”
我一听,这还能好,父亲一定会像只发疯的狮子,不顾一切地张开大嘴咬人。
果然,婆婆说:“你父亲一听此话,就像火头上又给他浇了一桶油,他伸手就给对方两耳光,说我的老婆,就是让她死,也决不允许你跟她在一起。说完,又把对方抓得满头满脸一塌糊涂。”
父亲说得出,也做得出,他把母亲推向了让人深信与他人有染的地步,就像单位头头说我与大师兄一样。
后来,你母亲来了,她目睹发生的一切,人像傻了一样,对着你父亲向她轮上来的拳头,一动不动,她既不还手,也不说什么,直到被你父亲打得头破血流,才漠然地凝视着前方说:“你不是要我承认吗,那好,我今天就给你一个答复,我是跟他有关系,现在你滿意了吧。”
母亲是疯了。我这样想。
婆婆接着告诉说,你父亲继续骂道 ,你这个婊子,我就说你有,你死不承认,这回好,你们大家都听清楚了吧,她是个背叛自己丈夫的坏女人。他对前来观看的人说,好像自己完成了一件他一生都在考证,并且今天终于得到求证,证明他自己正确,别人错误似的英明论断。
“那么,老师怎么说呢?”我的心几乎快要跳出胸膛。
“他先是很内疚的样子,但当他看到你父亲打你母亲,而你母亲根本无 反手之力时,他由起初的内疚转而愤怒,又从愤怒,转而惊呆,然后,一脸的严肃而不可理解。”婆婆说时,仿佛还沉浸在当时的那种场面,思索着他和母亲难以捉摸的行为。
难道母亲也和我一样,准备破釜沉舟。不同的是,我是准备和那个恶心的头头,而她却准备与我的父亲既她的丈夫决一死战,我们都想用原本清白无暇的名誉去赌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我觉得她好像要做一件令别人无法得知,更让我也无法预知的有一天让人觉得惊心动魄的事。
婆婆的诉说,让我原本对所有事情都视怀疑态度的心,开始对母亲也怀疑起来,我甚至觉得母亲在我与乡下的那些时间里,是否真的发生了一些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因而让父亲抓了住把柄,迫使她承认了自己与班主任有染的关系?
我急切地问婆婆:“这些时间,有没有其它人上过我的家?”
婆婆肯定地说:“没有。”
我又问:“你出过门吗?”
婆婆回说:“没有。我一天到晚在家,我吃的菜还是你母亲清晨帮我去买的。”
我心想,是不是她碍着我的面子不好说。于是,我说:“是不是你不想把我母亲其它的事讲给我听?”
婆婆听了,差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好说的和不能说的,我都对你说了。你这个小孩,怎么变得疑神疑鬼,连我都不相信。”她胳膊一抬,指着我说:“不会连你母亲也怀疑吧?”
我茫然地望着院子里垂挂着的一张葡萄枯叶在风中晃来荡去,一阵风吹来,叶子被吹落在地,翻了几个跟斗,一动不动地躺在墙的一角,说:“我也不知道。”
婆婆望了望我,叹口气说:“真可怜。”

2

许多事就像是事先按排好的。就在我回麻雀镇的次日,大师兄作为工作组成员被下派到离麻雀镇约十里地远的红星生产大队,担任宣教队员,听人说,他是作为培养对像的。得知这情况,气得我七窍冒烟:说他与我有两性关系,他倒好,不仅没受处分,还成了被培养对象。一件事,涉及的两个人。结果却截然不同:一个被打入地下,一个被捧到天上。一个被抹得一团黑,一个却红的发紫。一个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一个却处于上升位置,活得有滋有味,说不定那天能连升三级。我想不到,从前女子没有地位,到现在,还是如此不公平,为什么两人被同一件事牵连受害,如今我一个人继续挨整,我咽不下这口气。还有他的父母不仅上我家 闹,还打算要到我这儿来吵。来就来吧,反正我也豁出去了。要死要活不就是一个脑袋吗?
那天大师兄到仓库来,跨进门时,他先与大学生打着招呼,说实话,自从我被调到麻雀镇后,还没见过他。一年多不见,他变了许多,最大的变化是,他长得更高了,人也精神多了,穿着一件笔挺的蓝色中山装。只是头发仍没变,即那个时代统一的发型。这让我回想起进厂时看见他穿着一件蓝色对襟布衫短袄时的模样,判如两人。时光流逝,会冲谈很多的记忆,然而因为我与他这段莫须有的罪名,令我想忘都没法忘记。记得有位哲学家说过这样的话:谬论说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虽然我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因为别人所说的那种“关系”,让我与他永远没法“分离”。
在这种“真理”的引导下,有时连我自己都快认为与他真的曾经有过这么一腿, 成了个“谎谬”的人。此时,我心怀鬼胎,我看见他只当作没看见,怕旁人瞧见又要说闲话。我有条不紊地给赤脚医生按照发票上的药名发着货。隔着货柜,却偷偷窥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我的妈,他朝我走来了,他马上就要站在我面前了。我的心速急剧加快,“呯呯”乱跳,心里不停地说:我不要理他,因为他,我被调到这里来,因为他,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他,我清白的身子永远被各种各样的谬论强奸的比妓女还不如。可是,事与愿违,还没等我想出一百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他却悄然地站到了我的面前:“你过得好吗?”语气中充滿了关心。
好吗?好什么好,猫哭老鼠假慈悲。明知道我过得不好,还故意问,你做人也不地道了吧。绵里凶,杀人不见血。跟那个“头头”学得一模一样。我心里暗暗骂着。但嘴上却绝不说出来。
趁着要换地方去取药,我转身走开了。
见我不理他,他似乎觉得有些尴尬,但还是在我背后问:“你身体好吗?”
“她,哼,好啥,三天两头打吊针,心脏病发得都抢救几次了。你看她瘦的,一米六零的个头才七十斤,都快不成人样了。”大学生在旁快言快语地说着,好像是在为我抱不平,又像在向他介绍历史博物馆里的老古董。说到这儿,他瞧了瞧我,见我闷着头不吱声,又转过头去对大师兄说:“不是说你在跟她谈恋爱吗,我怎么没瞧见。把她跟你的事说得像真的似的,弄得她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谈恋爱就谈恋爱,这样不谈,又陷害她,算什么意思。”他一边气鼓鼓地说着,一边把手里的算盘拨弄得“哗啦啦”响,像是在表示自己的愤怒和发泄着不滿。
大师兄愣着,一声不吭,脸色却变得越来越难看。
听了大学生的一番话,我的心狂跳起来,原本潜伏在心底的委屈和仇恨突然像火山一样噴发出来,我的脸气得发白,嘴角因愤怒而变得颤抖,本来想说几句客套话就打发过去的词,忘得一干二净。转过头对着大师兄,蹦出来连自己也意想像不到的话:“你,你和他一起合起伙来欺侮我,我不知道竟连你也跟那个要置于我死地的人一模一样。“说着,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情绪哭起来。
大学生一见,赶紧过来劝:“你好好对他讲,别光哭。”说完,把门一碰,走了出去。他一定认为我受了天大的冤枉,认为我委屈,应该把话与他说清楚。在此之前,他也一定误以为我与师兄发生过什么关系,直到相处一年多后,他才明白,事情根本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今天他就是要为我打抱不平。
他一走,我的情绪就完全失去了控制,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眼泪汪汪地诉道:“那个头头欺侮我,连你也欺侮我,你们到底还算不算人,把我搞得像个妓女似的,可我连男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说我跟你发生性关系,我那儿跟你发生了。连你父母亲也不放过我,呜呜呜……”这哭诉,就像奔腾的瀑布直泄得大师兄眼睛 发直,脸由白转青,由青转白,再到恍然如悟:“我父母亲也找过你?”他在旁边俯身问我。
“他们找了我妈妈。”我抽泣着说。
“他们对你妈说了什么?”他扶着桌子,急切地问。
“说是不同意我两谈恋爱。”我说。
“真是的,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他气鼓鼓地说。
“我们没有谈恋爱,你父母亲怎么可以到我母亲那里讲。”我也气鼓鼓地责问说。
“那你母亲怎么说?”他认真地问。
“还能怎么说,实事求是嘛。”我抹了抹眼泪:“没谈就没谈。”
无意中,我抬了一下头,两人的目光闪电似的对碰了一下,赶紧都像触电似的低下头。原本只是普通的师兄妺关系,这么一挑明,双方都突然感到不好意思。他搁在桌子上的手,腼腆地放了下去。
过一会,还是他先开了口。说:“很多事情我今天才知道,但我不明白,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头头’指的是誰?”
我抬起头,望了望他,他神情严肃地望着我。我张张嘴,这时潜意识中有个什么声音好像在对我说:这世界上的人,谁也不可靠,弄不好又会惹上出祸来。引祸上身,再说他现在是那‘头头’的红人。想到这儿,我摇摇头,一言不发地低下了头。
他一定觉察到我对他心存疑虑,也就没再深究下去。走时,他用凝重地语气对我说:“你要好好生活下去,很多事情,我会处理,你要相信我。”
我盯着他扭动的嘴唇,心想,说得好听。
他走了,不知怎么,我突然感到有些孤单,平日里感到窄小的库房,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内心里一份孤独感油然而生,一时间弥漫了整座房子。是委屈还是什么,我的内心仿佛有一 种被掏空了的失落感,非常茫然,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神经是否出了问题,对他哭诉,在他面前丢尽自己的脸,我现在如此尴尬的境地,不是因为他而造成的吗?说不定,他也是那个“头头”的帮凶,要不,为什么他会一步步地上升,而你却被打入地獄?想到这儿,我孤独地坐在板凳上,无助地将身子爬在了桌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一个月后,回家休假。进屋一看,母亲还没回家。我先去河边淘米做饭。在厨房碰到房东婆婆,她说:“小小,最近你单位的大师兄比先前来的忙碌多了。”
我听后,差异地说:“是吗?”
她说:“我也觉好奇怪。”
我问:“他来做啥?”
她说:“帮你妈妈拎水。”
我们吃的水要到离家大约二百多米远的井边去拎。平时我在家,由我去。婆婆在我们搬进去之前,长年吃天落水,因为她是小脚,拎不动。自从我们住进去后,她也就改吃井水,由我负责给她拎。
“莫明其妙?”我说。
“就是,以前不常来。”她说。
正说着,母亲回家了。一见我,就很高兴说:“怎么也不通知我?让我好买点菜。”好像全然忘了我带她的不快。
我也笑嘻嘻地说:“没关系,食堂伙食也不错。”
母亲关切地说:“你身体不好,要注意营养。”
我说:“知道。”
吃罢晚饭,俩人回房休息。母亲坐在灯下纳鞋底。我靠在床上看书。讲心里话,自从我对母亲也产生怀疑,她上次出口让我滚后,我对她不想再讲心里话。但不管怎样,母亲总归是母亲,她在我心里的位置还是无人可替代的。因此,尽管怀疑,但我决不想去与她正面表示我的不滿,她必竟是我的母亲。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她问我:“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答:“还好。”
她又问:“还好是什么意思?”
我说:“除了做好工作,就是找点儿文学书看。”
她说:“有没有禁书?”
我说:“有。”
她说:“哪些?”
我说:“《三家巷》,《家》、《春》、《秋》什么的。”
她就说:“小心别人知道后让你吃苦头?”
我说:“不可能知道,我是偷偷看的。”
她说:“你单位有人,寢室里有人,怎么看?”
我说:“单位的大学生被我同化了,我们互相交换着书看,寢室的人,她睡觉早,等她睡下,我就在蚊帐里看。两边都不误。”
她停下手中的活,对我笑笑说:“你倒会想办法,但还是要小心,人心隔肚皮,谁也不像你。”
难道你也和世上的人一样,与我隔肚皮?我盯着煤油灯下母亲被火光忽悠得半阴半阳的脸想。
 母亲并没有注意到我沉默,漫不经心地说:“你大师兄来过一次,让我给骂走了。”
我一听,嘭,坐起,问:“他来干什么?”
她朝我望望,说:“我也是这么问他。”
“他怎么说?”我撩开蚊帐,急急问。
“他说,他是来道歉的 。”母亲瞅我一眼说。
“道啥?”我说:“再道?还不如此。”
“ 我也是这么对他说的。”母亲气呼呼地说:“我还对他说,你父母来说不允许我女儿跟你好,他们也不想想,你们的儿子配得上我女儿吗,老实说,搭相都没有。”她越说越生气,恨不得把他们的儿子说得一无是处,才解自己的心头之恨。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再说哪个作母亲让自己的女儿无缘无故让人瞧不起,并且还被人作贱。她借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在他们的儿子那里出这口气,以挽回自己的面子,好把他父母亲给她的侮辱还给他们的儿子。
“不过,他好像也不知道有些事情。”我觉得有点冤枉他,感到应该为他解释点什么:“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亲来找你。”
母亲听后,有点怀疑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
我看了看她,怯生生地说:“他来我单位时,对我说的 。”
母亲听后,半张着嘴,朝我看了半晌,然后生气地对我嚷嚷:“好啊,原来你俩还真来来往往,就瞒着我这老太婆。”她随即搁下手里的活说:“你以为我是什么,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我不知道。你说,你不跟他好,他为什么来道歉?”
被她这么一说,我觉得自己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我觉得世界上什么事都能说清楚,就是这男女之间的事,你越说就越不清楚,越辩就越象是真的,没有也会说出有来,如果你分辨那就更显得是真的。我绝望地掉过头,把蚊帐一放,头一缩,进了帐子里。铁了心不再作辨解。
“怎么,没话说了吧。“她一把撩开蚊帐,瞅着我。
我朝她苦笑笑,转身睡下了。
许是她真的认为我欺骗了她,见我不理采她,她的情绪马上就激动起来,她站在我的床前,一把掀开盖在我身上的薄被,大声喴道:“今天你一定要给我讲清楚,你究竟是不是和他真的在谈恋爱,是不是真跟他有关系了。”
本来我打定主意不再说这件事,想不到她不但不停止话题,反而真得认为我和他有恋爱关系,还认为我与他发生过什么肉体关系。我被激怒了。我认为,别人不了解,说说还算可以理解。可连你母亲也这么看,我还活不活了。我一骨碌翻身下床,对着她吼道:“你说我是,我就是,我是跟他恋爱,跟他睡觉了,你要把我怎样?”说罢,头像鹅似地高昂着。
母亲准没想到我会这样激愤,所以她一时愣地那里,等回醒过来,看我这般模样,她气疯了,咬牙切齿地用手朝房门一指,说:“你给我滚!”
滚,又让我滚,我没想到母亲她会比我更愤怒,更容不得我。滚就滚,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我还信不过你呢,让我滚,你以为我离开你就不能活?我随即翻身下床,拿起一件衣服披上,哭丧着脸,伤心地摸黑狂奔出了家门。心想,我再也不回这个家。
一路狂奔,跑过半条街,我站在圣安桥上。黑幕下,对岸的天宁寺一如原来的寂静。我想到了空法师,可惜他已不在人世,这世上,我竟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我相信和相信我的人。望着寺庙高大的屋脊,想,到哪里可以去找了空法师?俯身瞧瞧流淌着的河水,我仿佛看见河面上浮起溺水而死的了空法师的身躯。想想自己虽然有两个家,但我既不想回这个家,也不能回父亲的家。有家而不能归不想归的悲惨心境,自己被沾污的比娼妓还肮脏的名声令我心肺俱裂,我面对暴雨下的茫茫黑夜忍不住放声大哭,我想,我应该一死了之。
“你怎么啦?”有人在问我。
我抬起头,看了看。一个农民模样的小伙子站在我身边。
我没答理,也丝毫不感到威胁,我只想到死。
“深更半夜,你怎么不回家?”
我还是不吭声。
“雨下得太大了,快到船上躲躲吧。”他边说,边将自己手中的雨伞移撑在我头顶上。
我下意识地往旁边移了移,想尽量离他远一点。
他没介意,说:“不要想不开,人活着是最要紧的。”然后,带着神志恍惚的我朝桥下走,边走边回头对我说:“只要活着,明天就一定能见到太阳。”说着,指着桥下的一条木船:“这是我们的船,我和两个伙伴来运木头,不巧赶上发大水,只好在桥墩下避雨。”还说,他俩已在船仓里睡着了,自己听到哭声才出来看看。
见他浑身淋雨,我内疚地催他快上船,并说:“我是个女孩,不会与你们挤在一起。”我准备就在桥洞里避雨,明天一早就坐船走。
他看我劝了也没用,就将伞递给我,然后,自己钻进船舱去了。
我沿着河滩的石阶朝桥洞走,又费力地爬上去,将身躯躲进桥洞,俯身一看,他们避雨的船,刚巧在我藏身的桥洞底下。我又冷又累又乏力,一阵困顿袭来,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时,我仿佛听到一阵阵喧闹声。迷糊地睁开眼睛,发现河滩边上密密层层的站着好多人。我将头探出桥洞。这一看,差一点将我从桥洞里掉下去:船,不见了,不远处只露出木船的桅杆顶。
原来船是随着河水的上涨而碰到桥洞,不断上涨的河水,让船无声无息地沉到了河底。难道他们就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到来?难道他们竟没来得及喊一声救命?难道他们竟没能用自己强健的体魄来挽救自己年轻生命?我就在上面桥洞里啊,如果我能听见或者发现,也许他们压根儿就不会遭此劫难,他们也许就不会死,我怎么就睡得这么沉,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我呆滞地望着那河中央孤零零的露出水面的桅杆,痛苦自责却欲哭无泪。
船打捞得有点困难,一直到中午时分才打捞上来。仨人的尸体从船舱里被拖了出来。我凭着那件旧白衬衫,认出了昨晚劝说我的男青年。此时,他正躺在河滩边冰冷的石头上,两个同伴躺他的身边,每个人的神情都是那么的安祥,仿佛不知道危险的来临,安然于睡梦中睡去一般。看着他们的尸体,我浑身发抖,上牙打着下牙,眼前像电影一样放着昨晚的情景,他的那句话,反反复复地在我耳边响起:只要活着,明天就一定能见到太阳。人生真是无常,想死的人,我,活了下来,而欢蹦乱跳对生活充滿憧憬的人,一夜之间却在人世间消失。我悲怆地想喊,祈盼上苍还我一个真实的人生,想呼唤,呼唤这几个不该死的人重新回到人间。然而我的喉咙沙哑,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来。我整个人像虚脱一样,恍惚着,跌撞着坐船回到麻雀镇,刚一踏进房间,就一头截倒在床上,一连三天不吃也不喝地昏睡过去。同室的人看我这样下去会出事,就叫了医生来,每天替我打吊针。
一晃就是半月,病癒后的我,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我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眼前晃动的就是那青年的尸体。长时期的失眠导致我的身体变得越发懦弱,头发大把大把的掉,人瘦得只剩下六十八斤。每天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只顾埋头做工作,要不就是没日没夜地阅读文学名著,我想知道人活着的真諦究竟是什么?人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人为什么要活着?我想用这种不停地劳累和思考来折磨自己,试图忘记那几个死去的青年。
其实人,生与死,都不容易,一瞬念是生,一瞬眼或许就是死,这难道是苍天的旨意?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那个青年的话渐渐主宰了我的人生观,我觉得自己必须像他说得那样去生活,才算对得起他对我的救命之恩。我觉得那些书上所说得关于人生和生命本源问题的思考远不如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实来得丰富生动、富有戏剧性和惊心动魄,因为它似乎只是纸上的东西,而现实中是血淋淋的生命。



第十五章

1

知了在批发部门口的梧桐树上无休止地叫。吵得人心烦意乱。好在已接近中午时分,前来批药品的人赶在吃午饭前回去了,药库里空无一人,显得冷冷清清。我收拾好库内杂乱摆放的药品,打算坐下来歇会儿喝杯茶。
突然,父亲像从地下冒出来似地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行为常常让我不知所措。想要找他的时候,他人影都不见,这会儿倒好,我不想见他时,他却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
“怎么不认识了?”他说的对,他的突然出现,让我傻到半张着嘴,直盯着他,可他却又说:“还不请我坐坐。”
“你,你来干什么?”我蓦然想起派出所那个女民警的一席话,, 气不打一处来。自从我告发他,他被抓后,我就一直没见过他。期间,曾听母亲说起过,说他每天都被人押着站在台上挨批斗。批斗时,也不辩驳。有人问他,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跟他们理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小儿子。他死了,儿子怎么办?让造反派受不了的是,他每天除了被批斗,什么事情也不干,弄得他们啼笑皆非。后来,干脆就把他放了,让他接受劳动改造,免得他犯了白吃食的毛病。
“无事不登三宝殿。”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有事找你。”
“你有什么事?”我心里很恐惧,怕他知道我出卖他的事。
“是你告发了我?对不对?”果然,他圆目怒睁地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心想,战争又开始了。
“你怎么?害怕了?”
“怕什么,是我,你怎么样?”
“怎么样?老子今天让你知道,出卖自己父亲的下场会怎么样?”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他对着我的脸,挥手就是一巴掌。
我捂住被打的脸,吼道:“你不是让母亲活得难受吗?我要你也活得不好受。”
“好啊,你和你母亲一样都想置于我死地。告诉你,我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的。”他暴跳如雷。
“什么阴谋,你才阴谋呢!”我以退为攻:“我母亲怎么啦?”
“今天找你,就是为你母亲的事。”他神情似乎有点缓和。
“什么事我能解决得了?”
“这事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所以我找来了。”他说:“如果你帮助我,你出卖我的事,可以既往不咎。”
我不吭声。
想必他认为我在犹豫,又说:“要不,从此,我跟你没个完。”
“没完?”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想对我怎么样?”
“你就不能让我坐下来谈吗?”他瞅了一眼我桌旁的椅子。
“你没见我在忙吗?”我这么说着,只想着怎么让他感到我并不欢迎他而自覚无趣地走掉。
然而,我想错了。只见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你去对你母亲说,让她去法院撒回离婚申诉书。”他神情严肃地对我说。
“离婚,申诉书?”我木然地倒着开水,手一抖,水溅在手上,痛得我把茶杯一下重重地搁在桌子上,说:“烫死我了。”
他继续说道:“我要被你母亲气死了。”
我挥了一下被烫的手,看着他说:“我啥也不知道,这是你俩的事,与我无关。”
“与你无关,你说得是啥?我们是谁,是你的父母。”他边说,边拿起我倒给自己喝的水杯:“你不知道,谁知道?你不管谁管?”连珠炮似的一番话,说得我竟一时哑口无言。
他也许并没有感到我的窘境,仍用命令式的口气说:“这事你一定要管,不管你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如果你母亲不撒消那张离婚申诉书 ,我就让她活着比死还痛苦。”
说这番话时,他的口气强硬到就像是在我头上扔原子弹。说实话,我已经一个季度不回家了,尽管母亲在这段时间里,曾不止一次地托人捎烧好吃的菜给我,并问我什么时候回去,然而,一想到上次两人吵嘴的事,我就不想回。对于母亲,我的心里总是夹杂着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我爱我的母亲,甚至认为,没有她我会活不下去。然而,这种七七八八的事,惹得我心情烦透了,不敢再面对她,一见到她,我就会觉得无法面对自己。一方面我希望她过得比我好,我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她的立场上,就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一方面又我希望她若有见不得人的事,也不要被父亲抓住任何把柄,如果那样,让我觉得很丢脸。
“怎么样,想好了没有?”他见我沉默不语,大概认为我心动了,于是赶紧盯了一句。
“我已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再说你们离不离,我也管不了事。”我有气无力地说。
“好,我就说你听听。”他喝了一口端在手里的水,不料水太烫,他将喝进去的水,重新又吐出来。将杯子随手往桌上重重一放,说:“你的母亲背着我和那个人好,这回让我抓到了,她觉得没脸见人,才与我提出离婚。”
他这么说着,翘起二朗腿不停地抖动着,瞅着我,露出一副得意的样子。
“你胡说,我妈妈根本不会跟别的男人好。”我说。但不知怎么心里却直打着鼓,口气没往常坚决。心里还犯嘀咕:她怎么这会儿又提出离婚,是不是真如他所说,和班主任好上了呢?再说,我这段时间一直没回去,难道母亲真的有了变化?
“那你说,她为什么要跟我离婚,这么些年不也这么过来了吗?她想离,就证明她想跟那个人结婚。”他胡乱推理着,好像我母亲不是他的妻子,说时根本就不知道羞耻。说自己的老婆跟别人,还不想离婚,宁愿背着黑锅生活,这就是我的父亲吗?他不感到耻辱,我还感到羞耻。说母亲跟班主任相好,这是什么话?我不知怎么觉得又难过,又耻辱,又气愤,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对他说:“你说她跟别的男人,那你为什么不跟她离?你主动跟她离了才是个男人,不跟她离,还说她是婊子,我看你比她还不如,你只会让我瞧不起,永远!”
他认为一定会说服我,不料我不但要他跟她离婚,还气乎乎地把他连说带骂了一通。他先是愣了一会,而后,像一头咆哮的豹子,抓起桌上的算盘,朝我迎头上扔来。“咣当”一声,盘落珠散,滚了一地。
“我就知道,你跟你母亲一样,不学好,要不,怎么会到这种小地方来,你不是也跟那个叫大师兄的发生关系吗?你以为我不知道,活该你被调到这里,没把你开除算你运气,如果我是你头头,早把你给开除了,看你嘴还硬不硬!”他指着我的额头,骂得唾沫乱飞。
听他骂我和母亲一样,并还帮着那可恶的头头说话,贬我。气得我头皮都发麻:“我是象我的母亲,没错。但我告诉你,你无须到我这里来说她,因为我已经从她那里滚出来了。从此以后她的事,我不知道,她也管不了我,你的事,我也不知道,你们的事,自己去解决,咱们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这下好了吧!”我一生气,将自己与母亲赌气的事也说了出来,全然忘了他会怎样想。
“什么,你说什么?”他看着我,追问道:“你已经从她那里搬出来了?好呀,她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或者说她把你也给抛弃了?”口气中充满了兴灾乐祸的成份,把他高兴坏了。
“那是我跟她之间的事,跟你无关!”我突然觉得哪儿不对劲,赶紧这样说。
“怎么跟我无关,你是我女儿,当然有关。”他情绪大变说:“这样吧,你放假就到我那里来,我会对你好的。再说,你怎么可以不回自己真正的家呢?”他跨上一步,口气颇为真诚。
“我,我那儿也不去。”我说。不知怎么,语气软了许多。
接下来,他不放弃一分一秒地劝说我,让我回他的家。我听后,不说不回,也不说回,始终保持着沉默。这个家我不想回,那个家我也不想回,在我心里,我似乎有家,但又似乎无家,哪个家似乎都可以容我,但似乎又容不下我。
他见我一声不吭,又说:“你不想想,只要你回家,你母亲也就会回家,这样一家人又可以团聚在一起。”
我看了看他,望着他期待的神情,我几乎要动心了。我想,假如母亲真的与他离了婚,日后还会与他人结婚,如果我碰上个后爸比他还不如,岂不更糟糕。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说:“我也不想她离婚。”
“就是吗,再怎么说,你总是爸的女儿,总不会让你妈日后嫁人时,把你当拖油瓶带过去吧?”他说着,竟然过来要拉我的手,我一见,赶紧躲闪掉。或许他认为已经在我这里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说了声:“你放心,我永远不会与她离婚,我跟她死也要死在一个藤上。”说罢,头也不回地疾步跨出了大门。
“呯”,门被关上了。随着他的离去,屋子里又回复了原先的清静,一切都变得空荡荡的。我的心突然像被悬挂在空中,慌得不行。我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但我知道,母亲已像是一列飞駞的火车,要想刹车已经为时过晚,一切都将沿着早已不正常的扭曲的轨道飞駞,朝着悬崖奔去。
接下来的事,是父亲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不仅跑去我班主任工作的地方把他痛打了一顿,而且在法院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他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他的妻子我的母亲是个与人姘奸的女人,他不同意离婚,是因为他不饶恕她背叛他的行为。法院在他俩之间,按照惯例作了认真的调解,希望他们能为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着想重新走到一起。无奈他俩誰也各不相让。母亲要他拿出证据,并说他信口雌黄的说法只会让她更加坚定与他离婚的信念,还说就是因为他的这种野蛮无理才让她走到今天这一步。父亲却说,当初如果她没有与那个人来往,他就不会这样做,说不定还会放她一马。他两各说已见,谁也说服不了誰,同样他们各自的固执,让法院也无可奈何。按照有关规定,离婚需要双方同意才行,只要一方坚决不同意,就不能准予离婚。于是,这事就这样悬着。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不止一次的去法院要求离婚,而父亲则不止一次地以死相威胁:如果法院判离婚,他就喝“敌敌畏”,死在法院。法院既劝不了母亲不离,同样也怕父亲喝农药自杀,于是他们的离婚案就这么搁着,我知道这事,但我不去理会,连法院都无法判决的事,我能断得了?谁也无法去阻止或纵恿他们将婚姻结束或者继续下去。因为他们谁也不会考虑我、哥哥和弟弟,他们想的只是自己。

2

事情接踵而来,当他俩在法院闹得不可开交时,我收到了班主任的信。信,装在牛皮纸信封内寄过来的。收到信时凑巧是中秋节。中秋节对我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他的来信让我觉得有点好奇,就记住了中秋节。 在我的脑子里,他是我所尊敬的老师,但从末通过信。以后因为父亲再三说他与我母亲有那种的事,我对他的感觉多多少少有点变了味。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与我母亲并没有什么关系,但经不住父亲反复的强调,所谓“三人成虎”,也就有了那么点异味。事情闹到现在这种样子,你让我说相信不太可能,说完全不相信也不可能。
我坐在办公桌旁拆信,由于事先没心理准备,一看,封面下角没具名,觉得很好奇。拆开一看,字,有点眼熟,握在手中,仔细读来,才知是他的来信。这让我呯然心跳,读了几行,竟也不知他到底写点啥。
我放下信,拿起水杯,起身,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倒了杯水,试图平静一下自己不平静的心。重新返回时,我不断地猜度他带给我的信息,究竟是好,是坏?是福?还是祸?
我强按着狂跳的心读下去,信中说:“与你一别多年,虽然没见过几次面,但对你的大体情况通过与你的母亲不多几次的接触,也算有点了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全凭缘,在此之前,因为你,我与你的父母亲结下了不解之缘。”接下去的话,自然要我好好工作,多读点书,并说以后会寄些书给我,让我学有长进。还认为我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希望我在文学上有一天能有所建树,并说他从未对我失去过信心。他说:“人残志不殘,才是我所希望的。不能跳舞,就继续喜欢你的文学,也许这对你更有好处。”最后,他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说要我给他回信。
坦白地说,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写信关心过我,尤其是我的思想、精神方面的需求,我的理想,我的抱负,我的痛苦和困惑等。读这信时,我激动得差不多快掉泪了。
转而一想,就是他,弄得父亲和母亲现在正你死我活地闹着离婚,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一会儿想想不怨他,一会儿想想有点恨他。考虑再三,我决定先不给他回信。
可没过几天,果真收到了他寄来的书。这是一部由苏联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写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信可以不回,书却不能不读,而且一看,我就放不下手了。安娜•卡列妮娜对爱情不顾一切地追求,最后卧轨自尽的悲惨而壮烈的场景,给我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她争取人性解放的自由,婚姻的自由,爱情的自由以及为之付出的一切,包括生命,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她和父亲的婚姻。他们俩不就是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下的产物和牺牲品?父亲不能与他心爱的女人结婚,而母亲却充当了这场婚姻的替代品。虽说到了新社会,提倡恋爱自由,离婚自由,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所织成的网,你能说撞破就能撞破吗?她受尽了自己男人的随意打骂凌辱,想要走出这个家,挣脱这场让她窒息的婚姻,至今网没撞破,“鱼”倒快死了。从安娜•卡列妮娜身上我看到了母亲的缩影,我忽然感到自己对她的怀疑是多么的不公正。我还将自已放入她的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去设想。假若我就是她,我会怎么样?我想,我会比她更早地走出这个家,走出这场没有爱情可言的婚姻。那么,假若班主任是渥伦斯基,母亲是安娜。卡列妮娜,自己又会怎么想?这一比较,让我大吃一惊。发现自己非但找不到埋怨她的理由,反而认为她活得很勇敢。再想想,如果父亲当初反抗自己父母强加给他的婚姻,和他那心爱的女人结了婚,他生活的也就会比现在幸福,少些痛苦。如此这般思来想去,我竟对班主任也不太反感了,甚至觉得他有点可怜,一个人独身至今,还莫名其妙沾上了我家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如果母亲真与父亲离了婚,与他结婚,有什么不可,他还只是个末婚青年。这样一想,我觉得自己应该给他写封信,至少表示一下感谢也是应当的。但不知怎么,我还是没写。

3

父亲因为母亲与他离婚,性格变得更加暴躁。单位也因为他“投机倒把”,多收别人两毛钱的劳务费不派他活干,说是怕他又多收钱,弄得单位名声不好听,砸牌子。这样一来,他的生路给割断了。活没得干,儿子还要养,酒还得喝,于是他开始向别人借钱,佘账。哥哥每月还得靠我和母亲接济他一点。我们的生活也因此相当拮据。哥哥仍在为他的爱情奋斗,无奈他的贫穷和知青的身份总也无法与富裕和工人身份抗争,对方不止一次地与他提出分手,但他用各种方式坚持着。哥哥血气方刚,总认为自己对。他对父母的事,认为是母亲错,因为她的离走,让他跟弟弟吃尽苦头,俗话说: “宁愿跟个讨饭娘,也不愿跟个做官爹。”的确,与父亲在一起跟母亲在一起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没有母爱的生活比我没有父爱的生活一定凄苦的多,这种凄苦一直延续很久,以至影响他们为人和处事的方式。我想哥哥那么急切的想与所爱的人结婚,也许他需要一种像母爱一样的情爱关系。
母亲一走,哥哥就被逼上“前线”,挑起了家中的重担,他拉煤车,养活父子仨人,在他下放后,父亲开始拉车,年幼的弟弟不管风吹雨打,寒冬腊月,都跟在父亲的劳动车后面帮着推。讲良心话,父亲是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人,又特爱面子,自持清高。如今让他出去干话,而且干得是苦力活,拉着劳动车穿街走巷,让他自觉丢尽了脸面。开始拉车时,他总是低着头,见到熟人就躲。很多年后,当风刀雪霜将他原本细皮白肉的脸雕刻成为一张饱经沧桑的脸时,他才敢抬头看路,不过此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早已认不出他来了。当时弟弟还小,他是这个离散家庭中最无知但也是感受最深的人,过早地承担了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生活重担,忍受了他的年龄无法承受的苦难,自从哥哥下乡后,他只要放假就跟在父亲的劳动车后面帮着推,不管刮风还是下雪,总是风雨无阻。
父母亲的分居,同样造成了子女间不可避免骨肉分离的状态,无形之中形成两派,对事对人也产生不同的见解。他们兄弟俩与我对母亲的感受就像是我对父亲的感受是绝然不同的。母亲的出走,让父亲的份量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地重起来。他成了他们兄弟俩赖依生存的主心骨,看他的脸色吃饭,在他的命令下行事,在他的思想灌输下战战惊惊地成长。他给他们灌输的关于母亲问题的种种说法,就像母亲对我描述他时的一模一样。他对母亲的不滿,忿恨、嫉妒等全发泄给了兄弟俩,对母亲与班主任的关系大加渲染,日复一日,年长日久,在他的不断地诉说下,谬论变成了真理,兄弟两对母亲的行为也有了差不多与父亲一样的见解。既自己的母亲是因为跟别人勾搭上后,才抛弃父亲和他们的。有了这种认识后,弟弟不说,哥哥却坚持真理。
一天他到我家,凑巧碰上刚到我家的班主任。当时,班主任正坐在客厅等我母亲下班。哥哥一见,竟来不及和正坐在一旁与他聊天的婆婆打招呼,就大喴一声“你还有脸来我家!”边说边抡起拳头就朝他打招呼的班主任脸上揍去。
班主任想必是被他打蒙了,一时竟不知所措,木然地坐在那里,他根本不清楚,其实他“情敌”的儿子在某种程度上,比他父亲对他的仇恨更为激烈。“就是你,造成我父母亲的感情彻底破裂,就是你,导致我父母的分居,家庭骨肉分离,就是你,我和弟弟失去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母爱,就是你,让我和弟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是你,弄得现在连女朋友也不肯嫁给我,一家人的生活一塌糊涂不算,连我的生活也被你弄得一团糟。”此时此刻,他把这一切罪过都算在了自认为是母亲的姘头、我的班主任的头上,这打下去的一拳你说还会轻吗?!
倾刻间,班主任的鼻孔里流出了血。
哥哥愣了愣,有点心慌,但随即说:“以后我再在这儿看到你,就打死你。”
他擦擦流出来的鼻血说:“你误会了,事情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哥哥看一眼他,仍不示弱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得好事,你不用辩解,任何辩解都是多余的。”
“你怎么像你的父亲。”也许班主任觉得他太不讲道理了,气也就上来了,说:“打人是犯法的,你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他边擦边说。
“我就是要打,打死你,去坐牢,我也不后悔。”他忿恨地说着,仿佛惟有这样才能解自己的心头之恨,连同自己对女朋友家人的气,一股脑儿地算在他的账上。
婆婆在一旁看得呆如木鸡。
这时母亲回来了,一看这种场面,气得脸色苍白,她对儿子说:“你们父子俩合起来欺负我,教我怎么活下去?”说罢,大哭起来,哭声中仿佛蕴藏着一种天大冤枉而又无处诉说的委屈,如小河缺口般在那幢阴森森的老房子里流淌。
儿子一看母亲这般模样,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指着他说:“如果再让我看见你,就不会让你活着走出这扇门”。说完,拍拍屁股走了。
次日,我刚巧回家,婆婆立即将这事告诉了我。说,那一日,你哥哥凶的一塌糊涂。班主任是给你送书来的,走时鼻子里还不断地流着血。听后,不知怎么,我对他有了一点恻隐之心,觉得他光明正大的上我家,也没做什么过头的事,哥哥如此对待,实在过份。
傍晚,母亲将班主任带来的书交给我,说:“本来我们家就够乱了,你还让他给你带书来,他一来,更乱。以后不要再让他带书给你了。”
我看了看她,觉得出乎我的意料,我认为,她一直在与他交往,怎么在我面前这么说,心想,是不是她故意这样对我说,以掩饰她与他的关系。
“你不要以为是我让他带给我书,是他自己寄我的。”我说,但不知怎么隐瞒了他写给我的信。
“他也真是,不知道这样做会给我们添多少麻烦,给他自己也添麻烦。”她停下手中的针线活,望着我说:“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为你好,你就好好看你的书,不要与什么瞎七搭八的男人交往。”
我看一眼她,不回话,心想,我跟哪个瞎七搭八的男人交往?你不是在父亲面前承认与他的有什么关系吗?怎么还教训我?!
母亲说:“你每月来的月经准不准?”她突然问,这让我觉得有点不好理解。
顿了一下,我说:“不太准,而且肚子还特别痛。”
母亲说:“这是有痛经毛病,严重时,痛起来会打滚。”还说,她看见过这样的人。
我说:“要不要紧?”
她说:“这要看你发育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自己发育的究竟好还是不好。当晚,睡在被窝里,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乳房。自从来月经后,我发现它正在起变化。之前,胸脯像被人打了一拳有点痛。摸上去,只觉乳头四圈有点耸。慢慢地好像面包似的发起醇来,月经来后,它好像发育的相对比较快。但我与几位要好的女友比起来,总是不够格。她们的乳房发育得非常漂亮,乳头坚挺,乳房饱滿,肌肤洁白,颇有弹性。有几次,我们同睡一屋,看着她们无意中显露的美丽的乳房,几乎忍不住想凑上去咬一口,对其中的一位女友说了,她说我大概得了自卑症,并说,女人是不能摸女人乳房的,这叫搞同性恋,要犯法的。
我说:“没那么严重吧?”
她说,她们家楼上住着一个女的,穿着打扮都像男的。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结婚多年,只有他丈夫来,不见她去上海。两人也没孩子。丈夫前脚走,她的女友后脚就来,晚上就睡在一个被窝里。
头一次听到女人与女人也有这种事,听得头皮都发麻,这世界稀奇古怪,想到那头头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好像倒是正常了。


第十六章

1

半年多不回家了。我也根本不打算回。可那一天,商店的头头找我去,我跟在他后头心里直打鼓。我这人自工作开始,只要头头叫,一般都没好事。到了办公室,他笑眯眯地让我坐下,然后倒了杯水递给我。我心想,好戏又要开场了。
他说:“你在这里工作快二年了吧。”
我纠正他说:“是二年半。”
“还愉快吧?”他又问。
“还愉快。”我说。
“对我没啥意见?”
“没有。”的确,这头头是部队转业归来的,虽说业务不太懂,但肯干。人爽快,不作假。开批斗会时,他也会上台喊几句,刚喊好,私下里,他与被批斗的对象又称兄道弟,关心他的长短,说只是应付上边,人哪能老是斗来斗去。我觉得人无完人,只要人的品质不错,在我眼里就会不错。
“你想要回陵广镇?”他问。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他的意图。
“调令都来了。”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 ,我一看,是份红头文件,上面写着让我几月几号回药厂报到的事:“不是你自己想要调回去?”
我激动起来,伸手接过红头文件,手有点颤抖。心想,真有好事轮到我?虽然白纸黑字在,但事情当真了,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真不知道。”
他见我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说:“看来你真是不明白。”随后,朝我笑了笑“你有什么要求?”
“没有。”要走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以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会令我很高兴,但当我走出办公室时,忽然感到天并不是自己想像中那么蓝。刚露出一丝阳光,似乎很快又被心头的一块阴云给遮住了。真要回家了,想着自己与母亲还打着冷战,回去,还不是俩人又继续吵架?想起来真让我难过,不想回家了,反倒是让我回。不回去,又能上哪儿去呢?
三天后,我打点行装坐船回家。
船动了,小鎮在我的视眼中后退,那一排排熟悉的黑瓦白墙的老房子,那一到清晨就热热闹闹一到下午就冷冷清清的街道,那一个个正蹲在河边洗衣洗菜洗东西的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一切的一切都随着船上的轮机声响渐渐模糊,我的小镇,我曾经讨厌过你,也曾憎恨过你,然而,你却以你宽广的胸怀容忍了我,我在你的怀里痛苦过,悲伤过,也伏在你的身上哭过,我以为离开时,我会大笑着走,不想我对你竟是那样的依依不舍,那样的泪流滿面,是你,在我无家可归之时,收容了我,是你,在最艰难的时期给了我心灵的慰藉,是你,在我彷徨之际给了我坚定的信念。为了孤寂而饱受欺凌的母亲;为了自己心中永远也咽不下去的那口气;我要站在那个几乎逼我于死地的人面前,大胆地说出我的想法。我准备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与他决一死战,我不能便宜他,我不能看着他仍活得那么逍遥,那么自在。我也要让他像我一样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活得痛苦,活得说不清楚,活得生不如死。因为我现在才明白,其实要一个人活和要一个人死都不算什么,难得就是让他或她活得痛不欲生,比死更难受。就像那个“头头”对我一样,现在我也要实施我的报复计划,让他生不如死。
我的心变得异常的激愤,只感到船似乎比往日开得慢。终于,船靠岸了,尽管我无数次地设想过自己重新回到家乡,踏上自己家乡的土地--轮船码头时的情景。但是,令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我刚踏上码头,那个令我感到可恶,可恨的人――革委会主任竟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胸前悬挂着一个黄军包,后背驼着个铺盖,双手拎着大包小包,正要下到另一条开往终点站叫通辽的乡镇轮船。他曾经不可一世的和贯有的一种淫荡的眼神,此刻在我眼里却变成了无奈,迷茫中透出一种落寞。
我不由自主地停止脚步,死盯着他。许是他先前根本没看见我,因此当他经过我身边时,不经意地朝我看一眼。瞬间,他的眼神变了,变得像只被猎人追踪到自知濒临死亡时的那只兔子所流露出的那种惊诧和绝望。他分明想笑,想说点什么,但挤出的笑却很像哭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见我一副横眉冷对的样子,他脸上的肌肉僵硬又迅速地抽搐了几下,然后不发一言地掉转头,踉跄地走到船舱里去了。
次日,我去药厂报到上班,才知道,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前段时间发了话,干部队伍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这么一来,不少老干部得了好处,他们因此得到了“解放”。解放了的一些老干部重新掌握了权力,把原先整他们的那些人,又重新整了回来,让他们也没好果子吃。我因此得到“恩赐”,重新被调回来。“头头”因此被处分,我与他相遇的时候,就是他被“发配”去僻远乡镇的一刻。知道这事,真是感概万分,想像与现实,其实想像的空间有时远远无法与现实比,现实有时会演释的更加丰富和富有戏剧色彩。他的罪名是“打砸抢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和“腐化堕落分子”。当时的地区都在开公审大会,三营操场最光彩的时刻,就是开本地的公审大会,水泥浇注的台上架着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旗帜、标语和横幅竖幅标语飘舞在四周,人们就像过节一样。公审会后,荷枪实弹的公安人员,押着犯人上卡车。犯人一律剃光头,五花大绑,脑袋被按下,脖子上挂着重重的大木牌,上面写着“杀人犯”、“反革命犯”、“贪污犯”、“抢劫犯”,“强奸犯”和我弄不明白的“鸡奸犯”。第二行是犯人的名字。画着大×。卡车在镇上的主要街道缓慢行驶,游街示众。有时就在草场上枪毙人,执行时,场面喧闹异常,人声鼎沸,开枪的人和挨枪的人,偶尔会出错。有一次,我爬上电线杆子看,打枪的人竟然没打中挨枪的人,子弹从他的头边呼嗖着擦过,一只耳朵倾刻鲜血直流,打枪的人,心自然发慌,当他再次举枪时,手臂直发抖,用三倍的子弹打过去,才击中犯人的后脑勺,子弹从眼睛里穿出来,身体像山似地扑倒在地上,好几个人看得晕了过去。此后,枪毙人,便改在离镇上三里地远的不太容易逃走的海堤旁边杂草丛生的南台头。
历史有时会演变成戏剧,那些文革中得意过了头的造反派,大都是年纪轻轻的人,罪名被称为“打砸抢分子”,他们在派系斗争中用武力打死了人,打死人是要偿命的,血债自然要用血来还。这场运动开始是领导纠领导,后来是造反派造人家的反,再后来他们也被别人批斗了许多年。自然他们中有好多人从造反派到后来还是成了共产党不同岗位上的领导,按照当时时兴的说法叫做“反戈一击有功”,摇身一变从此又干起了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工作,成了不可多得的人才。开公审会的时候,学校还让学生去受教育,连单位也派人去。起码有数千人参加。“头头”就在这场运动中被惩罚了。据与他通奸的几个女人交代,谁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头头”说就会像处理我一样的处理她们,迫于这种压力,她们接受了。她们说,想想与他干不干都得背上这种罪名,弄得像我一样声名狼藉,也就应允了。这些与他有染的女人,我不知道她们怎么想,在我看来,事实就是事实,假的永远不可能变成真的,如果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你的内心会吿诉你,你是纯洁的,还是龌龊的 ,你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在你的后半生里,你真的会忘记这场恶梦吗?人生在世,我们常常付不起的,正是生活中某类事件对我们心态所形成的那种漫长的主宰。是这种心态,改变甚至毁灭了许多人美好的生活。这件事让我明白,别人怎么认为是他们的事,重要的是你的内心。你做了什么?你成了什么样的人?你的心会告诉你,你可以欺骗别人,但你永远欺骗不了你自己。我是一个被众人认为所谓的作风极不正派和肮脏的女孩子,但我知道我的内心和我的肉体一样洁白无暇,我将仍然用纯洁的心灵去面对这个纷繁而丑陋的世界,去面对我多灾多难的人生。

2

大师兄在我回家后没露面,直到一个月后的星期天,才出现在我家。
那天,我蹲在院子里杀鱼,他突然走了进来。站在我的身后,说:“你在杀鱼呢?”
我以为是谁,一转身,原来是他。我没吭声,掉头顾自洗我的鱼。
“是你呀,来来来,”婆婆热情地招呼着,似乎想用自己的热情来掩盖我对他的冷漠:“快进来坐坐!”
他没说什么,就走进客厅。
“你很长时间不来,将近有一个月了吧?”婆婆说。
“是啊。”是他的声音。
“你还去不去乡下?”
“不去了,到这个月结束了。”
尽管我忙不迭的洗着鱼,但耳朵却紧听着。
婆婆说:“以后你就不用来帮助拎水、买煤球,小小可以做了。”
拎水?买煤球?难道我不在家时,他还在帮助做?我心一动。
“这没什么,应该的。”他说。
“你不要生小小的气,你父母亲到这儿闹,弄得她里外不是人,她还是个姑娘,叫她以后怎么做人。”婆婆继续说着,好像不说完,就不罢休。
“嗯!”他只管“嗯”,想必也不知说啥好。
我拿着洗好的鱼进去,经过客厅时,偷着瞟了他一下,见他一本正经地坐在凳子上,认真听着婆婆的数落。我走进厨房,将鱼搁在瓷盆里,放入酱油黄酒准备烧鱼。
他进来说:“我来帮你烧火。”说罢,就坐在灶头前的小板凳上,抓起一把柴,划燃火柴,点火。看他这样,我也觉得不太好说什么,便默默地将菜油倒入铁锅内。片刻,火将铁锅中的油熬得滚烫,我将瓷盆里的鱼放入锅中,“咝啦”一声,油烫鱼跳,火在灶膛内跃,他的脸被火光映衬的通红。他仿佛覚得我是在看他,也抬了一下头,四眼相视,又都慌忙调开。我的脸一下红了,他更红。炒菜,烧饭,忙乎一阵子后,母亲下班了。
看见他,母亲先是一愣,而后说:“怎么,你也在这儿?”然后,转身用埋怨的口气对我说:“是你叫他来的?!”
我望望他,不知怎么说才好。正在我尴尬之际,只听他轻轻地说:“是我自己来的。”
“你来干啥,到时你的父母亲又要找上门来,我们可惹不起,你快回去吧!”母亲不留一点情面地说。
他的脸滿是尴尬。不知怎么,我覚得不应该这样对他。其实他也很无辜,不知道怎么会牵扯到了我。现在又被我和母亲恨之入骨。想到这,我对母亲说:“都这么晚了,就留他在我家吃饭吧。”
母亲一听,像没见过我似地瞧瞧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竟然没说出来。
接下去,自然是仨人坐到一块吃起饭来,不过桌子上的气氛很沉闷,好不容易吃完,他竟主动说:“我来洗碗。”就站起身,倒水、擦桌、洗起碗来。
母亲弄得有点不好意思,站在一旁垂着两只手说:“看不出来,你倒挺会做家务的。”
他笑笑说:“不大会。”
母亲朝前跨了一步,离他又近了些,问:“你是不是在家也常做家务?”他说:“不大做。”
母亲又问:“那怎么做起来这么干净利落?”
他回答:“一向如此。”
打那以后,他常来我家,不过没二师兄来得多。每星期一次,来时,也只是坐在客厅里和婆婆聊着天,和我却很少说话,仿佛他来的目的就是专门与她聊天似的。
说实话,我很想问,他与那护士的关系怎样了?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想想那是他的事,与我毫无关系。
在药厂由于环境关系,结识的人不多,但因为自己经历的事情太多,我对人生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觉得人与人之间要做到真正了解是很困难的,对父母亲都无法做到了解,又怎么能去了解别人?同样别人又怎能来了解你呢?理解那更是谈不上。与人共事,能和平共处就算是好的了。在单位我很少与同事讲话,与陌生人更少。因为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凡事总是祸从口出。许多事情不说还好,一说就错。抱着这种想法,我还会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与我一起值夜班的女同事对我说,你一天说不上三句话,也不谈男朋友。大家都说,你与大师兄好,怎就不见他来?的确,同厂的一位女同事,只要值夜班,她的男友就会来,一坐就是半夜,不来,她就盼着,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当别人问我时,我就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看起来根本很好回答的事,对我却很困难。
我已经二十四岁了,与我要好的几位女同学一个个都结了婚,成了家。母亲说,你的好友都结婚了,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这件事了。 我说,我不想结婚。母亲听后,觉得事态很严重,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搬出三亲六戚来与我介绍对象,有说是上海的,有说是杭州的,自然也有本地的。
我说,不管上海下海,“天堂地狱”我都不考虑。
这可真急坏了她。母亲开始“发动群众,”几乎动用所有亲戚好友,无奈我一概不理。我的不理,竟也没影响别人对我的感觉,时不时的,我会收到一些喜欢我的男生的信,起初我不知,拆开后一看,是这种信,再收到时,就会按着信封的地址,照原样退回。如此的处理方式,久而久之,喜欢我的人也就不敢再来信。过了许多年,我已成为人妻人母时,还有人告诉我,说他的一位友人,曾不顾别人对我的种种传言,斗胆写过四封信,但都被我原封不动地退回,当时极大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而这位写信的人,若干年后离开我所居的小镇,在中国的一个大城市发展,早已成为他所从事领域中的佼佼者,声名远播海内外。当时得知,我很震惊,在我被人无情地踩进沼泽地里,无法自拔时,他不为世俗所束缚,以自己纯洁的感情试图来拯救我“出獄”的独立精神,独有的思想和品格一直感动着我,常常成为我判断事物,辩别真伪的指路明灯。现实中许多虚假的东西往往掩盖了生活中的真实,真的被说成假的,假的说成是真的,我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上班干活、下班看书,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让我觉着很充实,并无感到有啥缺憾。
一天,大师兄来我厂里玩,自从他乡下回来后,就被安排在总公司任人事处干部,他见我厂里人都请鞋铺里的修鞋匠看相,心觉好奇。于是,也过去请他看,谁知道看过后,那鞋匠坐在那里竟一言不发,望着大师兄诡秘地笑,问他,也不答话。大师兄觉得有点蹊跷,于是就我去向鞋匠问个究竟。
既然他这么说,我也不好推却,于是就跑过去问那修鞋匠:“你为什么不肯告诉他,他的命相怎样呢?”
岂料,他悄悄对我说:“方才我看了那个人的手相,与你的相极配,如果你与他配姻缘,他会对你很好的。”
我一听,说:“开玩笑,他有女朋友,而我根本不考虑结婚。”
鞋匠听后,爽朗一笑说:“婚姻仍天定,不是你想或不想,我给自己看过相,到今年冬至午夜的十二点正就离开人世,假若你不相信,我可以让我的侄女带信给你,过若干年以后,你一定会相信我说得话。”
鞋匠年龄约莫七十多岁。据说解放前他在上海滩混过,当时还曾背过木壳枪,看他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照我看来属于地痞之类。听他这么说,我自然不信。而同事们听着他的话,却看着我和大师兄哈哈大笑,神情不言而喻。
看来,我与大师兄真是一对蚂虬,不管有没有男女间的事都被人身不由已的捆绑在一起。我看着他们心照不宣的神情,听着他们的不言而喻的笑声,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但碍于面子,不好发作,只能板着面孔,对他们不理不睬。而大师兄却面红耳赤地站在那儿。
我回家对母亲说了,她盯得我更紧,说:“你总不会跟大师兄谈恋爱吧。”
母亲的话并不让我吃惊,反过来说,她若不是这样,我反倒觉得不正常,人都是有自尊的,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自爱,我以为在母亲的一代人里,她是可以作为表率。尽管这种自尊和自爱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陷入悲惨境地。但她一定也误解了我,我根本没想过要与大师兄谈恋爱,更没想到要走婚姻这条路,我只是觉得当我越了解事情的真相就越覚得对大师兄有失公正,因为我,他也无缘无故被传与我发生过性关系。这么小的镇,就是唾沫也会将人淹死,何况他也是个青年,据说还在与他人谈恋爱。与我不同的是,他是个男的,我是个女的,在众人的眼睛里,男人有这事可以原谅,而女人就不行,你将永远无法洗去这污点,有时还被无限放大,不可收拾。
当晚,大师兄到我值班的地方来,我觉得他好像有话要说。但我却被一种不可言状的心态所左右,以冷漠的态度埋下头去,不打算理他。
许是他感觉到了我拒人千里的态度,十分尴尬在站在那里。
同事见状,就主动请他坐下,热情地与他聊天,感觉得出,她是出于好心,帮我弥补这份不近情理的冷漠。
但我仍不领情,顾自不理他。
以后我值夜班,他常来,不过每次不超过十分钟,然后,就有礼貌地告辞走了。时间一长,女同事就说,其实,我覚得这小伙子还挺不错的。更奇怪的事,连房东婆婆也说,这小伙子还真不错,人可靠,也忠厚,以后便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你的同学都结婚生子了,找个人嫁了算了,你母亲老了也好有个依靠。很多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起变化,母亲在婆婆不断的叨唠下,竟然不像以前那样对我以死相威胁,只是仍像克格勃一样地盯着我的一举一动。而我仍然抱定宗旨,不结婚。我想起一位不知名姓的诗人写得诗句: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到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身摸索漂泊。



第十七章

1

我的调动并没有影响班主任继续给我寄书,有时我很觉奇怪,不知他从那儿弄来这么些书,就连英国的莫勒、德国的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书也给我寄来,说:“看这些书会让你对整个世界有个清醒的认识,学会逻辑思维,为日后的写作打下基础。”
读这些书时,不知是我的阅历比较浅还是我本来就悟性不够高,反正读时生呑活剥,囫囵呑枣。写信去给他说了,他回信说,先过一遍,以后再读,理解起来就很快。我这个人别人对我说啥,我都会打个问号,唯有书,谁让我看,我都会看,所以,我觉得要我听从你其实也很方便,你可以找本书给我看,然后,再来阐述你的观点,这样我就容易接受。班主任一定是掌握了我的这个弱点,每当寄书时,就会写一封信,“教训”我一番。不过他说话的口气很奇特,不像是老师教训学生的口气,倒是常常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有时让我覚得他有点低三下气。比如,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他希望我有一天能从事文学创作。然而又说,如果你不愿意也不勉强,因为这个事,不是谁说要写就能写的,它有先天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勤奋,还要机遇什么的。他只是为我好等等。看着他的信,我有时真觉好笑,自相矛盾的他,不知到底想说点啥。
我和他通信,开始时并没有对母亲讲,怕她又要埋怨我,再说,我总怀疑他与母亲有什么。我之所以没有拒绝他对我的关心,是因为我从没抓住他与母亲关系不正常的把柄。再说,如果他真的和母亲有什么,不知怎么,我觉得他比起我的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来要好的多。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证据就不可以随便作出“是”的判断,同样也不好作出“否”的判断,这种无法判断真伪的想法,决定了我与他继续保持通信联系,但也仅限于通信,一直没有再见面。
信中他谈了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但从不提他的私人感情生活。有一次,出于关心,我在信中问了他,他来信说,他心中早就有了喜欢的对象。其余的也就不再说。
为了这件事,那天一回家我就告诉了母亲,当时她正洗着菜,听后,停了半晌才说:“他终于有了感情的归宿。”并要我去信时捎上对他的祝贺。也正是因为这事,母亲才知道 他与我一直通着信。她交待完后,对我说:“你尽量与他少通信,免得被你父亲抓到把柄,到时连你也弄得难看,他也继续受罪。”
说实话,我之所以将这事告诉她,是想试探一下母亲的反应,究竟她听后会怎么样?感情是一切事物的试金石,假若母亲与他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她的脸色一定会告诉我。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她虽然愣了一下,但好像也没有露出让我心惊肉跳的反应。是她不露声色,还是我多疑,反正试探的结果并没有让我滿意。母亲仍低着头洗她的菜,我不知道,我这样做母亲觉察到了没有,如果觉察到我在试探她,那么我的这种做法显然也会令她不滿意。想到这,我内心掠过一丝歉意,说:“妈妈,你去休息,我来洗。”

有些事发生的太突然,还真令你措手不及。傍晚,大师兄来我家,我正在房中看班主任的来信。说句心里话,他的信写得特别好,文采飞扬,妙语连篇,既有对文学的看法,也有对我语重心长的叮咛,读他信,我觉得是一种享受,滿滿三页纸,让我沉溺其中。根本没发现他进我房间。
他在房门口站了片刻,发现我根本就没注意他,只是一个劲儿的看着信。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一个人对一封信沉迷到连人走你面前都不知道,会是封什么样的信呢?换句话说,一定是封非同寻常的信。许是大师兄一定感到了对他的威胁,于是他竟然一反往常矜持的态度,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将信抢了过去,不管你同不同意就低头看起来。
一开始,我还没反应过来,等到反应过来,发现他竟不顾我的隐私而在偷看我的私人信件时,我勃然大怒,想从他手里夺过来,无奈他竟转身奔出房间,穿过客厅,又以小跑步的速度奔出黑漆院墙门,边看边快速跑到田埂上。我在后面紧紧地追赶,他跑,我追,跨上田埂时,一不留神,我踩了个空,掉进沟里,我又急又恼,慌忙爬上沟,继续朝前追赶,不料,一个踉跄又将我跌倒在地,眼看自己没法追上他,我无奈又恼火地干脆坐在田埂上大哭,嘴里不断地骂道:“你是个小人,偷看我的私人信件,我再也不理你了。”
他却远远的站在田埂上不管我的哭喊继续读着信。不一会,他看完了。许就他读完后觉得这信并不是他想像的是什么情书之类,就跑过来还给我,瞪大眼睛,情绪激动地说:“你不知道,我早已喜欢上了你,如果你跟别人谈,我怎么办?!”说时,两眼直盯着我,想要把我吃进肚子里去似的。
听他此话,我的手停在半空中,不知拿好,还是不拿好。片刻,我迅速从他手里一把抓过信,掉头就跑。
这回轮到他追我了,我急急地朝前跑,他在后面跟,我几乎感觉到他要追上我了,就开始快跑,边跑边想,你算什么名堂,竟偷看我的私信,他的信,连妈妈也没看过。你算老几,不就是我师兄吗?师兄怎么可以偷看我的信。还说喜欢我,你喜欢我,不等于我喜欢你,就冲着你抢看我信这一点,我就不喜欢。没教养!他不知道,我的心早已变得异常敏感而自尊。记得出门玩耍时,我经常被家境好的孩子打得鼻青脸肿,回家后又会被父亲打骂一通,他说的理由是:“你为什么去招惹别人?”五六岁时就看清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我明白要活下去,就别想指望别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同时,我希望自己在尊重别人的基础上,别人也能尊重我,最起码不想别人来伤害我,尽管常常被人伤害。
一跑进家,我就拴上房门,爬在桌上抽泣。在我的心里,班主任的信,是我唯一的精神家园。就像是一块没有被污染和没被侵犯并可以依赖的生存领地。走出这块领地,我会觉得就像是走进一座大森林,里面尽是些吃人的豺狼虎豹,唯有他对我好像没有恶意,尽管他的出现常常会把我的家弄得乱七八糟,奇怪的是,我竟没有对他表示出强烈的反感,并且愿意继续与他进行秘密的信件交往。正是在这种交往下,我斯守着一份对文学的热爱,对生活的信念和梦想。我覚得只要有这份精神家园在,我的心就不会枯竭。为了它,我可以舍去一切,我决不充许有人玷污了它。不允许任何人侵入这块纯洁而富有梦想的领地。然而如今,大师兄有意无意地闯了进来,既让我气愤,也让我恐惧,我感到一种从末有过的愤慨,岂止是愤慨,简直是不能容忍,他就像是贸然闯进私人领地的偷猎者,一闯进来,就残忍地端起猎枪瞄准你最心爱的猎物,并一枪把它击毙。让人眼睁睁看着自己心爱的猎物被打中却无能为力。
“你快开门,快开门!”大师兄急促地敲着门。
“哇。”我哭出了声。
“我只是怕你心里另有别人,其它没有什么想法。”他重复着,继续敲着门。
“你给我走,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我义愤填膺。
“你们在干什么?”是母亲回来了,她好像站在楼梯的平台上问。
“喔,是我不好,惹小小生气了。”他对母亲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哭成这样?”有阶梯声,是母亲的脚步。
“是我拿了她的信看。”他说。
“什么信,用得着这样。”母亲边说,边催促我开门:“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弄成这样,让人瞧见都不好。”
什么让人瞧不瞧见,我的信被他偷看了,这才是天大的事,什么事都比不上它严重。我坚决不开。管他呢,什么大师兄,什么喜欢不喜欢,就凭你这种偷看别人信件的行为,就配不上我。我坐在那儿仍一动不动。
“小小,我是要进来取东西,你不开,我怎么拿?”一定是母亲想哄骗我上当,才这么说。
“那你让他走,我就开。”我以攻为守。这招还真灵,门外似乎有窃窃私语声,停了片刻,大师兄喴:“那我走了。”
一阵脚步声响,我确定他走后,才站起身开门。
母亲一进来就问:“什么信,弄得这样哭个不停,还与他斗气,你也老大不小了,又怎么了,把人家晾在外头,你懂不懂礼貌。”她一味地埋怨我,好像错全在我。
我说:“他抢我的信去看,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
“看看又怎么,谁的信,这么严重?”她歪着头问。
我犹豫了一下,尴尬的说:“是他的信。”
她不明白似地看看我:“他,他是谁?”顺手拿起搁在床上的一件衣服。
我瞟了她一眼,说:“班主任。”
她愣了半晌说:“那你为什么在他来的时候看?”
我说:“我又不知道他来。”
她说:“那倒也是,怎么可以抢看别人的信呢?”说罢,将刚才拿在手里的衣服折叠起来:“他来信讲些什么?”
我说:“没讲啥,只是让我多读点书。”
她说:“他也真是,你都已经工作了,过了读书的年龄,不是让你好好工作,一天到晚让看书,看这种文学书有啥用,还不如多背背药书。”边说边将折叠好的衣服,准备放进装衣服的纸板箱里。
“他说,希望我成为一个作家。”我帮衬着她打开纸板箱的盒盖。
“作家,什么作家?”她用手将衣服放入纸板箱内,随后将纸箱盖好,盯着我说:“在单位工作有啥不好,‘坐家’,‘坐’在家里有啥好?有个工作多不容易,亏他想得出来。”显然,识字不多的母亲无法理解作家的涵义,曲解成坐在家里无所事事的人。
我不想与她多说,说了也白搭。
她见我没有说话,仿佛想起什么似地说:“对你说了,不要与他多交往,怎么还在交往?”
我说:“ 只是写几封信,又没有见面。再说,我觉得他是为我好。”
“为你好,为你好,世界上的男人哪个是好的,你说哪个男人会为爱情而死?”讲着讲着,她又教训起我来:“你看,就算那个死鬼,我对他哪点不好,哼,他就这样对待我,你也见了。你说还有哪个男人好?!”
听她说起父亲,我也就不打算再讲什么,这是个老调重弹的问题,说得多了,很烦。我朝她望了一眼,低下头,不发一言。
“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这个人还是不错,因为是你的班主任,我也不好再多说啥,你想跟他通信就通吧,反正都是些纸上谈兵,没啥结果。”母亲突然说了这些话,然后,朝我摆了一下手,顾自去厨房了。

2

清晨上班,我竟在单位昏倒了。同事们叫来医生,看后说,是身体虚弱引起的,患了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五克,心脏病又犯了。
心跳得连床上都躺不下,一躺下,心脏频繁而猛烈的跳动竟连床铺都感觉在抖动。一夜夜的失眠,一次次地去医院做心电图,心跳的频率每分钟竟达到一百五十六次,而且心率失常,胸闷的气都喘不过来,路也走不动。
上医院就得找人帮着抬,到哪里去找人呢?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母亲急得团团转,大师兄像救星似地出现在面前,对我母亲说:“我来背。”
按平时,母亲一定不会答应,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她着急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将我驼在自己宽阔的背上,晃晃悠悠地走过大半条栖塘街。我在他的背上昏昏沉沉,似睡非睡,一切似乎都作不了主,任凭他将我带到哪里。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这样背着我穿梭在窄长的栖塘街,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晃来晃去,在众人奇异的目光中穿越曾末有过,但众人都早已认为存在的那个爱情或者说情感的事实隧道。我感到这份情感不是他要或者谁不要的问题,而是你要不要其实都属于你和他的。你想不要也不行,就算要赖也赖不掉。
“你背她上哪儿去?”路上有熟人问。
“去看病。”他说。
“什么病?”
“心脏病。”
“这病可麻烦,恐怕好起来比较慢。”
“就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那你要辛苦点了。”
“没什么,也就这样了。”
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他与我的关系就像是铁板上钉钉子,你想拔也拔不掉,深深地扎在众人的脑海里,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这让我很生气,我说:“你这样说话,好像我俩有什么似的。”
他说:“我又没说错什么,那你说,怎么回答?”
仔细一想,也对,还真挑不出毛病来。
在我生病的这段时间,他每天都来,不是背我去看病,就是帮着干家务,母亲看了,也不再说什么,有时到了时间不来,竟还念叨起他来,弄得我心里怪烦的:“他一天不来,就念他,你烦不烦。”
母亲听说:“你怎么能这样,忘恩负义,自己身体好了,倒讨厌人家了,背你去医院时,你怎么就不说。”
我说:“又不是我要他背。”
“你们说啥呀?”说谁谁就来,刚进门的他问道。
母亲一见,赶忙站起身,让坐说:“没说啥,正惦记你呢。”
“谁惦记了。”我小声嘟哝着。
母亲听见我话,朝我瞥了一眼。我赶紧闭嘴,不说了。
这事过去后很长时间,大师兄没有再来我家,母亲说:“怎么就不来了?”
我说:“还来干啥。”嘴上这么说,心里也挺纳闷。
一个星期天,他又来了,当时我正坐在床上看书,母亲在忙她自己的针线活。看见他进来,我就将书搁在膝盖上说:“你最近上哪里去了,也不见你。”
他勉强一笑说:“回家去了。”
“回家也不过三四天的事,一个月没来,我还以为你出啥事情了。”
“是有点事。”他说着,转身坐到我对面的凳子上,然后凝视着我说:“我对父母亲说了。“
“啥事?”我不明白地问。
“我和你的事呀!”他神情极为严肃。
我看看他,一句话也不说。母亲曾经说过的话却在我耳边回响:“你跟他好,我就死给你看。”我知道这是母亲当时针对他父母亲对我和他关系传言的反对所表示的最明确的反应,尽管她现在看似不再对大师兄反感,但真要让她接受大师兄和我恋爱的关系,恐怕很难说。
果然,当她听到他话时,脸色铁青,调侃着说:“好啊,如果真要跟我女儿好,就让你父母亲来说,免得日后又说我们占了你家的便宜。”
我想,她一定想起他父母当时对她说得那些让她觉得很没面子的话,所以用这种激将法来挽回自己的自尊。
听到这话,他先是愣了一下,顷刻说:“他们真的都同意了。”
“他们同意有什么用,我还不同意呢,有些话要讲讲清楚。”仿佛不这样,她就是个傻子。然后,掉过头对我讲:“不经我的允许,不许与他谈恋爱。”我瞅瞅这个,又瞧瞧那个,觉得很好笑,当事人的我,自己都没想好,倒是他俩打开了头,好像我的事,他俩谁都可以说了算,就我自己说了不算。我对母亲说:“这又不是旧社会,婚姻可以包办。”然后转过头对他说:“我还没有要嫁人的念头。”
“你是因为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想逃避现实才这样,可人必竟生活在现实里,逃是逃不掉的,需要共同面对才是。”他急切地补充说:“其实我一直对你有意,不管你信不信,这些年,我也没谈过恋爱,别人所说的医院的那位护士,她只是我的一个表妹,是众人胡乱猜疑而已。不信,你可以去打听。反正你同不同意我都等你。不管等多久。”他的眼睛第一次那么坚定而又含情脉脉地瞅着我。
“我认为这世上找不到真正可以理解和懂我的人,我不想嫁人。” 我依然坚决地说。
“不想嫁就不嫁。”母亲转过身,面对着他,神情凝重地说:“如果你父母亲答应让你做上门女婿,那就成,否则就算了。”
我没想到她竟然抛出这样的杀手鐧。这一手还真让他受的。我想,也好,这下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他家只有他一个独子,谁愿意把自己的独生儿子嫁给人家做女婿,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松口气,朝大师兄看去,他先是吃惊,随即脸色凝重的站起来,拍拍屁股,对我转而一笑,走了。
望着他的背影,不知怎么,一种同情和怜悯油然而生,我的心中泛起一阵说不出来的内疚。

3

哥哥很得意,终于把心爱的女孩子抓到了手。他的成功经验,就是先下手为强,把她的肚子搞大。他认为,大局已定。那女孩也和他影形不离,生怕熟饭变回糠米,果不其然,要结婚了,女方家人一个都不肯来,说是宁愿断绝关系,也不肯把女儿嫁给他。于是,哥哥就省了这份心,说,本来就穷,那就婚事简办。这种简,就是他俩扯张结婚证后,对着领袖的画像端端正正的鞠上三个躬,然后举起右臂,握紧拳头,发出最庄严的誓言:我俩一辈子跟着他老人家永远前进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大道上!我和母亲作证,站在旁边,见证了这简单而庄严的“文革”式的令人难忘的婚礼。然后,叫上弟弟,邀请了房东婆婆,六个人围着我家那张破圆桌,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那頓饭是我从出生以来见过的家中最丰盛的,我至今还记得:红烧肉,韭菜炒肉丝,豆芽菜,千张烧咸肉,跑蛋,猪腰炒韭芽,烧青菜。我和弟弟吃得啥话都不说,唯恐他们四张嘴吃过我们两张嘴。
哥哥将北广原来表姐睡的卧室改作新房,此时的表姐已经嫁了人,搬去她夫家居住了。新房墙壁上贴了两张人人爱不爱看都必须看的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中手持红灯接革命班的李铁梅和刁德一智斗阿庆嫂的画纸。问了哥哥为啥貼这两张,他说,生个孩子要让他接好革命的班,或者像阿庆嫂一样精明能干,别像我连个茶馆都开不了,只好在乡下种地。
女家不来人,让哥哥心头老大不快,好在他两相亲相爱心里也就踏实些。哥哥说,本来我与她结婚,又不是与她家里的人结婚,不来拉倒,以后也别怪我不叫。他这么说,我知道,完全是自欺欺人,谁结婚时,不想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给自己道个喜!他很内疚,结婚时没有多余的钱给她买件新衣服。嫂子说,买啥衣服,买了也不好穿。也难怪,她的腹部天天看胀,就算你买了衣服,说不定明天就不能穿。哥哥逗着说,看来人穷,也有办法,这样就不再费心了。听得嫂子哭笑不得。
哥哥一结婚,母亲就发急,说我一天到晚也不知道在干啥。让她很揪心。
瞧着女友和哥哥他们一个个争先恐后的结婚,我总觉得他们个个像英雄般献身的烈士,好像他们的结婚,不是走向新生活,而是走向毁灭,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殉道,不是成家,而是走向坟墓。父亲和母亲两个人不断地争吵、打架的情景无数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甚至觉得两个毫不相干的人走在一起成为夫妻,怎么能一辈子面对同一张脸不嫌其烦地生活下去?与其吵吵闹闹,结婚离婚,还不如不结婚,不结婚也就避免了离婚。
我把这种想法写信对班主任说了,他来信说:“结婚的两个人如果他们是相互爱恋的,就不会存在你所说的不胜其烦之类的话,唯有彼此相爱结婚才是美好的,就算是吵吵闹闹,在生活中也不见得是坏事,有时的吵闹,会使双方更加增进了解,进而多一分理解,从而更加相爱。反之,也会过得像你父母亲一样,痛不欲生。”
看来我这辈子是不会结婚的,因为,我觉得自己碰不上这样的人,找,那更加不可能。深夜,我爬在床上就着昏暗的油灯给他写信,信中给他诉说了自己的苦恼,并说了大师兄的事。我以为他会给我很快回信,殊不知,这一次竟过了两个月都没给我回。我想,他是不是出差或有女朋友因此就顾不上给我写信了。他不回信,我感到很寂寞,也很惆怅,每当夜深人静,就会想起他来,想起,就会涌上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突然发现他其实早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如形随影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影子,他不来信,我就无休止的猜测,而且总是往不好的地方想:是不是生病啦?是不是被车撞啦?是不是又被我的父亲打啦,种种,种种,直想到晚上尽做恶梦,白天看见街上有大堆人围着,我都会上去看:是不是他来看我时被车撞了?我因此变得焦虑、变得心神不定,变得看不进书,睡不好觉,做事也没精打采,只要空闲下来,就心神不宁地望着天空发呆。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乘着休假,瞒着母亲偷偷去了他所呆的小鎮。
小镇离陵广镇有三十多里路,坐汽车半个多小时就到。
下得车,我顺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往前走。
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弄不清楚他所工作的商店究竟在哪里。好在我在某些方面一向胆大,尤其敢走陌生路,认为全世界的路其实都在你嘴边,有时看着别人拿着地图瞧半天,我的心就烦,还不如问路来的快。一问路人,店就在不远。顺着路人所指的方向,我径自找过去。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他,不知怎么,我的心就“呯呯”乱跳,脚步也变得迟缓起来。心想,自己究竟是怎么啦,他是你什么人,是老师?是朋友?还是什么?他为什么与我一直保持通信,他究竟是我的老师,还是我母亲的相好?还是什么?我今天为什么会不顾一切地来看他。见了他,我说什么呢?说我想念他特地来看他?还是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不可思议,竟然那么唐突而异想天开地作出这个决定。可来都来了,为什么不见他呢?就是看在他与我通信这么多年的份上,我也应该看看他!
我路过一家水果摊,上面零乱地摆放着苹果、香蕉、桔子之类的水果。我灵机一动,对,买点水果,就说是路过或者说是来办事,总之不能说是专程来看他的,免得人家误会,也给自己找到一个来看他的理由。人有时的确需要一种自欺欺人的心态,让自己有个台阶下。
提着水果往他的店面靠近,隔着玻璃窗望进去,他,果然在那里。这是一家百什商店,不大,仅三十来个平方米。里面搁着几个靠墙的货架,几张柜台,上面好像放着肥皀、草纸、毛巾、花露水等贷物,柜台一角放着油盐酱醋什么的,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柜台前的地上还堆放着一袋袋有机化肥。刺鼻的气味夹杂着各种味道,在平方不大的店内弥漫。顾客不多,三三两两,一会儿进,一会儿出,我瞅准一个没人的机会走了进去。屏住呼吸走到他面前,隔着柜台对他说:“还认识我吗?”
他抬起头,先是一愣,顷刻,滿脸欣喜:“是你,怎么是你。”说着,手中的园珠笔“啪答”掉在桌上,又弹到地上。
“想不到吧,就想给你一个惊喜。”随后,一扭身,做了个优雅的托举动作,将那袋水果送到他眼前。
他一看,三分意外,不好意思说:“怎么,还给我买东西?”犹豫着接过去:“你妈妈怎么样,还好吧?”他问。
“老样子。”我回答。心里却想,一见面什么不好问,就问我妈。怎么就不问问我,我可是特意来看你的。看来你也是“老样子”。
“你最近怎么样?”店里进来两个人,他边问边过去打招呼。
“没怎么样。” 趁他给顾客拿东西,我一边回答,一边仔细打量他,几年不见,他变了,稀松萎黄的头发,净白的面孔如今呈灰黄色,好像有病似的,眼睛很是茫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当年教我读书时的情景:头发整洁光亮,一副风流倜党的样子。上课总爱说几句让人捧腹大笑的话,引经据典随口而出,在讲台上,他总是两眼放光。同学也跟着放光。
“你一定在想,我变了,对吗?”他笑兮兮地站到我面前:“让你吃惊了,认不出来了吧?”
我望着他似笑非笑的神情,样子很难看的咧咧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定是我家的事,使他受打击了。而且被父亲和哥哥打伤了几次,听妈说,他的肝脏本来就不太好,得过黄胆肝炎,几次挨打受气后总会发作,都会住院,这儿又没亲人,他就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医院里。
外边进来一个人,是他单位的同事。班主任对他说:“来了个以前的学生,带她出去吃顿饭。”有人帮他照顾着商店,他立马招呼着让我走。
出了商店,沿着一排商店朝前走。到了一家门面不大的饭店,他让我进去说:“这儿是最大的饭店了,我点几个菜,咱们慢慢聊。”吃饭时,他要了二两白酒,指着饭菜说:“快吃,要冷了。”
我一数菜,有五只,二人吃显然太多了。说了,他却讲,乡下没啥好菜,几个家常菜罢了。说罢,用一双备用的筷子,挟了块鸡鳮给我,接着又挟了二块红烧肉放到我面前的一只空碗里说:“多吃点,看你瘦的。”说时,眼里充滿了怜爱,不知怎么,我听后喉头有点哽,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只好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饭。
他看着我不吃菜,又说:“怎么,不喜欢吃这些菜,那你想吃点啥,我再点。”他充满关爱的注视着我,像是在等待我的答复。我的头埋得更低了,怕他看见我的神情,其实我的眼睛里早已溢滿泪水。他的亲切和蔼让我想起自己的父亲,我突然拿他与父亲作比较,比较之下让我热泪盈眶。
“你怎么啦,怎么不说话?”他着急起来,我抬头看了看他,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他愣了一下,像明白了什么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对我说。”
我扁扁嘴,“哇!”哭出声来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
他听后,愣了愣,沉默了半晌说:“我以为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件事,我对你说,因为我前一阵子住在医院里生病,你知道我生的是啥病,我不可以给你写信对不对?”
原来他是怕传染给我。我感动的语塞。
他看我无语,就说:“是我的错,是我撒谎,我向你道歉好不好?”脸上充滿了惭愧和不安。
看他这样,我也不好再说什么,顾自端起饭,朝嘴里扒拉起来。
他一见我吃饭,又赶紧给我挟菜,那种讨好的神情像是自己犯了什么罪,仿佛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弥补似的。接下去的时间里,他总是看着我吃,还不断地往我碗里挟菜,自己却很少吃菜。看我吃时,他的眼神里露出一种愉悦的神情,就像是老狼看见小狼贪焚地吃他自己辛苦劳动得来的胜利果实。还没等我吃完,他突然说:“你慢慢吃,我去去就来。”说罢,起身走了出去。
我正感到纳闷。
过了一会,只见他急冲冲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蓝布包。一坐下,就说:“这些东西你带走。”边就边动手将包裹解开。我一看,里面是一块白底带红点的花布,还有两瓶蜂蜜:“这是给你的。”他拿在手里给我看。
我赶忙推说:“我不要,你自己吃。”
“听话,你老是这么瘦,心脏又不好,吃这个对你会有好处。”说完,重新放回包裹里,将包裹扎了扎紧,随手搁在我的手边,说:“一会儿带走。”
“谢谢你。”我低头嘟囔一句。
“我还要谢你呢,你特地来看我。”他喜笑颜开地说。
我想说我是办事路过这里的,并不是特地来看他的,但不知为什么,张了张嘴,始终没说出口。
我要走了,他一直将我送到车站,又连说了好几遍,说你来看我,我真的太高兴了,说时,眼眶里仿佛有东西在闪动。
汽车开动了,他跟着朝前跑了几步,然后喊道:“我会继续给你写信。”
回家不久,我又收到了他给我的来信,信中自然又提起我去看他的事,同样,依旧寄给我几本书,写上几句鼓励我的话。而我照常给他复信,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脱离了轨道的地球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运行。



第十八章

1

自从与父亲在麻雀镇交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哥哥来时,我曾问过,他说,他还是老样子。每天拉着那辆破旧的人力劳动车,挣钱养活自己和弟弟。酒还是照常喝,一天四顿,雷打不动。
黄昏那顿酒,喝起来没个完,喝多了就开始骂娘。
夏日的一天,我正在单位值夜班,北广老家的一位邻居气喘吁吁地跑来说:“不好了,不好了,你家楼上的房间着火了,临街的门打不开,你快去看看。”
我听说,心想不好,弟弟不要出啥事,于是拔腿就往北广跑。这三里多地的路,我紧赶慢跑,跑到家门口,只见街门已经打开。
我一进屋,就往楼上窜,朝弟弟卧室跑,不见有人,就直奔父亲的房间。一进门,看见弟弟跪在地上爬在父亲的床沿上睡着了。而父亲却半醉不醒,像一只沉睡的狮子,头歪靠着墙,打着呼噜呼呼大睡。床上地板上全是水,被水浇过的被子湿淋淋的,一半竟盖在他身上,一半拖在地上。想必是刚刚才扑灭的火,可他竟这样大乱不惊地醉着睡了。
我赶紧扶起弟弟,在他耳边悄悄说:“快,去你那边的房间睡,弟弟迷迷顿顿地睁开眼,露出惊疑的神情。是啊,自从我十岁那年随母亲出走后,就再没回来过,今天是我出走后第一次踏进家门。并且是在这样一种不可思议地情况下。我带着弟弟走进了自己曾经睡过的卧室,安顿好迷糊中的弟弟,重又进了父亲的卧室。
我一站到床前,他竟突然醒了,用手抳抳眼睛说:“你来了。”口气平静的好像我从来就没出过家门。
我瞅瞅他,没吱声。
他将斜靠在墙壁的身子坐坐正,用手拍拍床沿说:“来,坐这儿。”口气充滿温情,令我丝毫感觉不到他往日充滿火药味的绝情,倒象是久别的老朋友相见。
也怪,我好像忘记了一直以来在心底发过要与他斗争到底的誓言,身不由已走过去,坐在床沿上。
“来,让爸爸看看你的手。”他不等我表示同意与否,就一把将我那只残缺的手拉了过去,抬起自己的右手在它上面轻轻地抚摩,然后又将它高高举起,翻来覆去地瞧了又瞧,埋怨不像埋怨,心痛不像心痛地说:“你看你,好好的一只手,却不小心弄成这样子。”说罢,叹了口气,说:“一定很痛吧?俗话说,十指连心呀。”
“都过去了。”我听了他的话,也不知说啥好,过去的事,现在再来说,时间地点不对,产生的感受也不一样,就像喝了多次的一杯茶水,淡了。加上很长时间没见他,我都怀疑自己快记不起他的模样来,要知道,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经常沟通的,不沟通就意味着情感上的疏远,我和他彼此从来就没什么好感,他的这番充滿关心的话,在我听来就像是感情表错了地方,没感觉。
尽管这样,我的心,似有醋浇在上面,变得有点软,有点酸。
他仿佛没听见我说的话,将手又贴在他的脸颊上,喃喃地说:“一定很痛很痛,又妨碍做事情。”
看着他这样,我的心颤抖了一下,眼睛一酸,像要哭出来。但怕在他面前露出我的柔软,我忍住即将要掉下来的眼泪,强装笑脸说:“没关系,不碍事。”
“脸漂亮了,手又弄成这样,舞跳不成,连笔也握不住,不过,说到底只念过三年小学,字识得那么少,不知你以后还能做什么,恐怕连做做吃吃都困难。”他叹口气,教训我似地说。
我听罢,一下把手从他的掌心里抽出来。
他见我一付惊慌失措的样子,笑笑说:“一点没改,还是老样子。”
想不到他还是瞧不起我,说我连做事吃饭都困难。一瞬间,差不多快要被他溶化的心,变得又强硬起来。你才做啥也不成,吃也不象样,光会喝老酒,我心里嘀咕着,他说的老样子,是指我什么,是指我对他的敌视?还是对他的恐惧?还是不顾他的感受?我心里涌起一阵反感,立刻站起身说:“没事的话,我走了。”
见我要走,他急了,说:“怎么没事,你看这张棕棚床上面有个洞,你能否帮我把洞先用什么东西堵上,明天,我找人修。”边说边侧身撩起被子让我瞧。果然一个比碗口还要大的洞,四周的棕被烧成焦黑。不仅如此,整张床被水淋得精湿。
“今晚你就睡弟弟床上去,要不,就将床移到楼下,这样万一有事也方便处理。” 我劝说。
“不行,我就在这张床上睡。”他口气坚决。
“你怎么这样,这么湿的床,要睡出病来的。”不知怎么,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
“病,我恐怕早得上了。”他说着,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我这才认真地瞧了瞧他:面部浮肿,皮肤灰暗,头发稀松,两眼无光。一副萎靡不振脏兮兮的模样。是长期的酗酒,使他失去了往日风流倜傥的风度?还是母亲的离家出走给他带来的精神上的打击?抑或是右派和贪污分子等诸如此类的那些个帽子压得他沉重的透不过气?一种夹杂五味的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是同情?是怜悯?是不屑一顾?还是什么?唯有他勉强睁着的那双散淡而发红的眼睛透过昏暗的灯光,警惕地注视着我时,我才发现他与我的战争根本就没有结束,仍在继续,并且随时随地一触即发。
“那更要睡过去。”我边说边想搀扶他起来,谁知,他一把推开我说:“ 我死也要死在这床上,决不到别的地方去睡!”态度之坚决,不容我分说。
“床这么湿,明天请人修了再睡,不更好吗?”
“你知道啥,这是我与你母亲结婚时睡的床,我不会离开的。”说完,两眼呆滞地瞧着地板,嘴里“呼哧呼哧”地喷着酒气,神情好像沉浸在回忆之中。
听了他的话,我一愣,不知说啥好:你不是整天跟我母亲过不去,动不动就打她,让她滚,滚出这个家才忖你的心吗?今天怎么讲出这种话来,不可理喻,我想,大概是他酒喝多了,还没清醒,要不,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看着他醉薰薰的样子,我没好气地说:“那你睡吧,我走了。”说罢,抬腿就走。
“走,走,你走,你们都走吧,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有一天,我会被火烧死,连同这几间房屋,这张床,这张床啊!”他的话语,由低到高,由高到低,最后变成了呜咽声。当我跨出家门时,我突然感到一阵胸闷,伴随着阵阵隐痛,泪水莫名其妙地往外涌。

2

不久,弟弟的吃饭问题终于有了着落,他被分配到距陵广镇五里地的乡下,一家百货商店工作。兄妹三个,他的学历最高,算是高中毕业,当时读大学都是选拔保送,称谓“工农兵大学生”,均由各级革委会推荐,弟弟自然不能上。但不管怎么说,家里多了个挣钱的,总比没有的好,就是可惜了哥哥,因为父母亲的原因,争取了几次都没轮上上调,气得他边种地边骂娘。弟弟说,想明白了也就那么回事,大学读完了,不也是工作?哥哥种地也不一样管自己的嘴巴。
弟弟在校表现不错,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得到过许多荣誉奖状。对他获此殊荣有时还真令我纳闷,同是一片天,他还真没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出校门前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是我家思想最红的孩子,性格温和,平时少言寡语,也许正是这一点父亲认定他是个读书的料,于是将他自己的英语底子全使在他的身上。这让弟弟说起父亲时,崇拜的五体投地,说,老师教错的英语,父亲会像捉跳蚤似的一个个捏在指头,然后将他们放在嘴里,“格崩格崩”地咬个粉碎,然后说:“误人子弟。”弟弟又说,父亲其实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打心眼里钦佩父亲。一个家庭中的三兄妹,由于父母分而不离的状态弄得子女对他们的看法是离合不分。哥哥说父亲好,我说母亲好,弟弟则保持中立,谁好谁坏都不说。其实对我们兄妹来说,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还是班主任在我看来,唯有沟通才能产生了解,理解后才能达到认同,我对父亲的不认同,哥哥对母亲的不认同,大概就在这里。
弟弟是个老实人,在学校或单位领导叫他向东,他绝不会向西。在我看来,老实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不会让家人担心,坏处是容易让人欺侮。弟弟在单位做没多久,就緾上了事。
一天, 他上我家,一看见我, 就“哇”哭开了。
可把我吓坏了,赶紧问:“出啥事了?”
岂知他咧着嘴,哭得更伤心,好像受了天大委屈似的。
我急了:“到底出啥事了,你倒是说呀。”
他这才一抹眼泪,说:“他们说我偸了店里的布票”
“你,偷布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誰说你偷布票”。
“单位里的人”。他说。
“你不拿,怕他们说啥,坐得正,立得稳,不怕与和尚坐板凳?。”我安慰他。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商店头头找我谈了,非说是我拿的。”他一脸无奈的样子。
“他怎么说?”我问。
“他说,就我一人值班,三丈布票就搁在柜台内。不是我拿,还有誰能拿。”他说了谈话的经过。
“你怎么说?”
“我说,我看都没看见,再说,我一步也没走出过商店。”
“他又怎么说?”
“他说,那就搜你的身!”
“他搜你身了吗?”
“搜了。”
“结果呢?”
“自然没有。”
听到这儿真把我气坏了,他凭什么可以搜身?我说:“既然没有,他还能说你啥。”
他看我一眼:“说我转移了地方。”
“转移到啥地方?”
“我也不知道。”
我一听,气炸了,说:“明天我就去找他理论。”
岂料,弟弟说,他们已经把此事汇报到公司,连上级领导也知道了。还说要继续追查,一查到底,如果发现真偷了,还要视情况严肃处理。说罢,弟弟又委屈地哭起来。
我一听,心也乱,明知道弟弟不会拿,但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伤害他,说:“你给我老实说,你究竟拿没拿?”
想必他是来寻求帮助和安慰的,可如今竟连自己的亲姐姐也怀疑自己,一时,他停止了哭泣,站在那里紧盯着我发呆。片刻,他醒过来似地跺着脚说:“我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是我拿了,我就死给你看。”
这个毒誓发得我脸发白,也让我相信他绝对没拿这三丈布票。
我说:“你先回去吧。”
“我的确没拿,就是打死我,也没拿。”临走,他又说。
次日上午,我去了他公司,可惜头头不在,据说他在家休息。事不迟疑,我赶去他家。
他家在梅园弄,老房子,门前有条河。跨进一扇陈旧的黑色小门,顺着门穿一过道,向左转,问了一位正在晾洗衣服的老妇人说就在这儿。说时,她朝身后的门喊:“沈经理,有人找你。”
话音刚落,只听里边有人在应:“谁找我?”
他出来,见是我:“原来是你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他微笑着跟我开着玩笑。
小镇人不多,就这么几个单位,所以芝麻大的官也就成了稀罕之物,数下来差不多全认识。我这么说,是相比较而言,就像做官的人是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一样。光部长级以上的干部都比比皆是,可县官不如现管,在我眼里,眼下再大的官也比不上他。我对他毕恭毕敬地说:“我是来找你谈关于我弟弟的事情的。不知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昨天他商店的经理向我汇报了。”他倒是很爽快:“怎么,有想法?”他问。
“这不仅是想法,简直是陷害人。”我忿然不平地说:“我今天就想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主要是当时就你弟弟一个人在商店,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边说边倒了一杯白开水搁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然而邀我坐下。
“这不符合情理,说是他拿的,有什么证据?我弟弟说,他压根儿就没看见。”我说。
“可谁能证明他没拿呢?”他凝视着我。
“那谁又能证明他拿了呢?你让这个人出来,我要跟他对话。”我据理反驳。
“倒是没人看见。”他坦率地告诉我。
“没人看见,就不能说他拿,为什么其它店员不谈话,只找他谈?”
“他们说,你的父亲拉煤车时,曾经多收顾客二毛钱的劳务费。所以他们认为父亲做这事,儿子免不了受其影响。”他这么说。
父亲,怎么又跟我父亲扯上了?父亲多收劳务费,就认定他儿子也会干出这种事。这是什么逻辑。我说:“就算我父亲多收人家二毛钱劳务费,可他当时要靠这几毛钱养活饥饿的弟弟,而我弟弟已经有这份工作,再说,他养活自己足够了,没必要去做这种事。”
“这跟有钱没钱没关系。”他这样说,试图借别人的话来表达他自己认同的这一观点。
“那我问你,我弟弟在你们那里工作表现怎么样?”
他说:“很好啊!”
“还是团支书,是入党培养对象对不对?”
“对啊!”
“那好,一个在学校里连年被评上三好学生,到单位后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人品都认同的人,你说他会突然去偷这几丈布票?再说,他早不偷晚不偷,偏偏故意在他自己值班的时候偷,你认为这在逻辑学上站不站得住脚?”我的神情显得很严肃,试图用这种反证推理的方式来否定他们对他的判断:“这不明摆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我说。
一时,他竟没说上啥话,神情却变得凝重起来。
见他若有所思,我认为自己的话似乎对他有所触动。于是,继续说,我弟弟讲,如果是他偷了这三丈布票,他宁愿以死来洗清自己的清白。我觉得这不仅仅涉及到我弟弟的生命,还涉及到他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名誉。在我的意识里,名誉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尽管我的面孔早已被人涂得没有了自己原有的清白,但在我的内心里却永远会为此坚持。我说:“话说到这份上,我只想提出二个建议:第一,在没有弄清楚谁拿之前,不能认定就是他偷,如果你们坚持,那么我将把此事反映给上一级的部门,要求他们重新审理,第二,既然是调查,那么本店在职职工都应一视同仁,找他们谈。
“要是我不这么做呢?”他盯着我说。
“我就向上级部门反映,要求查清。”我一板一眼地说。
 他沉思一会,说:“让我考虑一下。”
他这么说,想来认为我的话有点道理。于是,我便告辞走了。
走出他家门时,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得有点过份,但一想到弟弟由于冤枉而陷入绝望的脸,我又觉得做得一点儿也不过份。再说,什么事都没比弟弟的性命更重要。
过了几天,弟弟来我家,一见我就说:“姐姐,前几天,领导找了单位的每个人谈话,谈话的内容和我的一样,但是每个人都说不清楚。你说怪不怪。”
听他说着那么幼稚的话,我苦笑笑说:“总有人拿,只是时间不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
“什么叫一切都报。”
“谁干了这么缺德的事,害得人家鳮飞狗跳,这人总有一天会有报应,所谓天地不容嘛。”我只好这么抚慰他也安慰自己。
弟弟对着我“眨巴眨巴”眼睛,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
一年后,此事终于有了结果,原来是弟弟单位一位年龄稍长的同事偷的。他再犯偷窃商店棉布时,被人逮了个正着,他在交代问题时,其中就交代出他曾经拿过三丈布票的事。这件事过去以后,弟弟被发展成为中共党员,而他公司的经理竟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开玩笑地说,让我放弃医药专业,去学福尔摩斯大侦探破案倒是很有潜力,我想,他说对了一半,的确,在我的阅读生涯中,福尔摩斯侦探集曾经占据我很长的阅读时间,这位充滿智慧的大侦探让我拯救了弟弟,也拯救了自己,我发现自己像英雄般地保护了亲爱的弟弟同时,也让我第一次感到通过的自己力量,自觉不自觉地代替了父母亲的角色,为弟弟解决了难题。为此,我感到欣喜。

3

弟弟的事解决了,我的婚姻问题仍没解决。大师兄那次从我家出去后,也不再来。母亲说,大概是他父母亲不同意做上门女婿,也好,省了这份心。我却说,我料他说都不敢同父母亲说。其实这事,说不说,对我来说都没关系,关键是女人有了点年龄,就像成了全社会的人,不结婚,你走在路上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好像你侵犯了他人身权利似的。可我以为,这与我父母亲你死我活的婚姻相比,实在不算什么。
我照旧上班下班,背药书读闲书,乐得清闲。
班主任知道这事,来了一封信,说婚姻仍是前世定,结了婚后的分分合合一样是天注定,问我有没有感到不愉快?回信说,非也。
有一天,我写信问他,你怎么就不跟你所爱的人结婚?他回说,他所爱的人不知道他很爱她,只是他对她喜欢的成份多一点。我回信说,你要大胆地对她说。他讲,说了也许这份感情反而被玷污,不说,那份爱会永远存在。我说,那你是单相思。他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他也说不清。好几次我都猜度他所爱的人是什么样子,长得好看不好看,喜欢不喜欢看书,等等,他总是含糊其词的在信中搪塞过去。我想,大概是他嫌我年龄太小,不可能去理解他们那个年龄所具有的想法或者说是思想,因此不愿吿诉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师生之间的情谊,还有那份夹杂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信的结尾,他总是让我代他向母亲问好,这种看似客套的话,让我有时产生莫明的嫉妒心,有时我就干脆没对母亲说。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的倒台,让原本黑压压的天,终于亮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没过多日也终于完成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的使命,于9月与世长逝。在日复一日的哀乐声中,随着国家体制的转轨、意识形态在悄然地发生变化,《洪湖赤卫队》、《早春二月》等一批曾经被禁止上映的电影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但是,让旧“毒草”重见天日,并未阻止新“毒草”的疯狂滋长,《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决裂》等上映不久就被宣布为问题电影而遭禁止。这个时候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令缺乏政治敏锐性的民众一时难以适从。
这场“文革”让命硬的人挺了过来,命弱的人归了黄泉。这场说是“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实质是上层领导权力斗争的运动,斗争的结果导致了很多冤魂,游荡在中国千年古国的天空。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一文报告了这样一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五千余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七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整个被毁。”除了被打死以外,文革中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翦伯赞、储安平等都是自杀而亡。看看这个数字,使人毛骨耸然。对死谁都怕,想死的人一定是遇上了比死还要可怕的事情。

值得高兴的是,母亲的事过不多久也算有了着落,调查结论说,母亲是个苦大仇深的贫农,从小给人做童养媳,被人卖来卖去数不清有多少回。“汉奸”的事,纯属无稽之谈,完全是有人揑造的。这件事让母亲又哭又笑了好一阵子,她对我的管理也渐渐松懈起来。她说:“现在我就想你找个好人嫁,也算了却我的一桩心事。”
一个夏日的清晨,房东婆婆很早就让我爬起来帮她剪摘院里的葡萄。说是今天有好几个人要来买,都是事先约好的。院里的葡萄,十几年过去了,越长越好,不过它的丰收倒是有小年大年,大年就是葡萄长得特大特好,小年也就长得又少又小。每年收获季节,这剪收的工作便由我来做。长在屋顶上的葡萄需要搬个木梯爬上去,由于上面的葡萄阳光和露水吃得足,因而比挂在院落架上的葡萄要好。
婆婆说,本来女孩是不可以上屋顶的,但她又说,经过这些年在一起生活,她感觉我的性格根本就不像女孩子,有些方面还胜过男孩。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说,如果当时她年青的时候性格也像我的话,早就反抗父母亲的包办婚姻,并且读上心爱的书了。如今弄得大字不识一个,还裹了双小脚,一生走不出这院墙的门。因此她只要一看到我上屋顶、上树就高兴,好像为她出了口气似的,尽管她认为自己家的屋顶被女孩爬上爬下,多少有点不吉利,但她也认了。什么男孩女孩,自己家的儿孙真到派用场时一个都不在还谈什么派用场。“远亲不及近邻”她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在上面采摘,听着婆婆在下面唠叨。忽然听见院里有人与婆婆在讲话,仔细一听,像是大师兄的声音。
过了一会,婆婆在下面喊:“小小,快下来,你大师兄来了。”
果然是他来看我,就说:“上边还有一些,我干脆剪完了再下来,让他先在屋里坐坐。”
接着便听到婆婆对他说:“你先进客厅去坐坐,她一会儿就下来。”
好像没回音,也就以为他进屋去了。谁知,片刻,在我身后竟有 “吱嘎吱嘎”脚踩在瓦片上的声响,转头一瞧`是大师兄:“你怎么上来了?”
见我问,他笑笑说:“坐着也心焦,还是上来帮你摘。”说着,要让我先下去,说等他摘完后,找我说点事。
我说:“啥事,在这儿说也行。”
他说:“下去说比较好。”
我说:“那也好,一块儿摘,摘完拉倒。”
他说,也好,这样快。于是俩人埋头摘,婆婆却在下面已经开始向前来的人赎售葡萄。
我一边摘,一边偷窥着大师兄,说实话,他的到来让我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这么长时间不见,我无法猜度他今天来的目的,或者说是他父母亲的想法。人的心思其实有时很复杂,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希望他给我的结论是他父母亲同意,因为这样,会妨碍我不结婚的决定,但从自尊心方面来说,却希望他父母亲能答应,至少让我感到自己很有面子,母亲也挽回了自尊。可是假若真这样,我又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去结婚,直到有一天像父母亲一样吵闹?这让我不敢想像,想到这儿,我出了神,手里的剪刀,竟不小心将左手指碰出了血。我皱皱眉头,把手指放入嘴里吮了吮,血是咸的。
当一切完事后,我们坐到房间里。我给他倒了一杯水,搁在他面前的桌上,然后,自己面对他而坐,装着漫不经心地说:“什么事,你说吧。”
他没想到我的话这么直率,竟愣了一下,然后,回过神来说:“我父母亲同意了,我到你家做上门女婿。”
他这么一说,反倒把我给鎮住了,尽管原先有这思想准备,但真正听到时,我却突然变得不知所措。呆呆地,我望着他,啥也说不出来。
“好啊,你父母真同意你到我家做上门女婿,这事也就定了。”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竟悄然站在房门口,显然她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以掩耳不及的速度对我的婚姻大事做出了决定。
“妈妈,这事不能就这么决定,”我想说这事情似乎太仓促,或者说,我还来不及对他和我之间的感情来个认真的清理,我说:“我还要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这事就这么定了。”母亲急不可待说:“还考虑,你都多大了,再说,你们这事大家都知道,办不办早晚的事,还考虑,等你考虑好,你都快老了,兴许你人都要长出胡子来了。”她的语气坚定得容不得你分说。
我一肚子的委屈,此时,当着他面也不好怎么发泄,只好无奈地站在一旁,耸拉着脑袋。
母亲见我不再说什么,以为我是同意了,高兴地说:“找个时间,让你父母亲来一趟,好商量结婚时宜。”
大师兄高兴地点头答应了。
当晚,母亲出去买了好些菜请他,这顿饭在我看来有点类似于西方的一种订婚仪式,不同的是,没有男方的父母亲参加,这让我想起《李双双》这本电影,那里面的主人翁说:“先结婚,后谈恋爱。”在我的内心里,觉得自己活像一个扯线木偶,被人扯着线走,显得异常机械,远远望去貎似真人,近看却破绽百出,而木偶自己却完全心知肚明,无非是一个空心大萝卜。
春节过后的一天,他的父母亲到我家,刚巧我不在,后来听母亲说,先是其父母亲为以前的事向她表示道歉,而后说听听办喜事的日子定在什么时候。事情发展到这样,母亲自然也不再计较,说愿两家都能为自己子女的幸福办好共同的一件事:婚事。商量结果,结婚的时间由子女决定。再告诉各自家长,选个黄道吉日,完成婚事。母亲这样干脆的答应此事,完全是出于她自己的利益,女婿顶半个儿子,这回招进门就完完全全成了儿子,她老来自己有得靠。
她说话时,不知怎么,我总觉自己哪儿不对劲,确切地说,是内心极不踏实,是什么呢?又不太清楚。
次日,大师兄来了,他穿得衣冠楚楚,说:“找个日子,去鎮政府领结婚登记证。”
他说这话时,母亲就站在身边,她的眼光凝视着我,让我很压抑,我抬眼看了看她,沉默地点点头。我知道我无法再说不行,不管从哪个方面讲,似乎都合情合理,我必须跟他结婚。按照1980年9月,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但是党提倡晚婚晚育,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也就是说,按法定年龄结婚,法庭不会罚你,但另有主管单位惩罚你。我想,究竟是法大,还是主管单位大,思来想去弄不明白,就像是思考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让我迷惑。他却说,管它法大还是主管单位大,我们俩的年龄加起来够格就行。自然我已经虚岁二十六岁,他二十七岁,算来还多了一岁。
星期天,他来约我,母亲给我挑了一件好看点的衣服穿上,说:“你两今天就去领登记证。”说完,又叮嘱说:“领好后,就回家,等你们的消息。”
出得墙门,阳光灿烂,大师兄似乎心情特别好,他每走一步,就回头瞧瞧跟在他身后的我,有几次放慢脚步与我并肩而行,还将嘴悄悄俯在我的耳边说:“我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你高兴吗?”
听他这么问,我硬是愣了一下,禁不住在心里问自己:你高兴吗?突然,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像他那样感到欣喜,想着自己马上就要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这份陌生和恐惧感就如同一片乌云在心中弥漫,我真的想跟他结婚?真的了解或者说爱他?难道说自己就这样走进爱情的坟墓,与他就此共度一生?我感觉不是但又似乎应当是。不是的原因,是因为我和他没有真正地与通常人们所说得那样,谈过情说过爱,连在一起看电影,出去玩的最常规的活动都没有,更不用说,亲个嘴,拉个手。是的原因理由似乎比较充分,从我十八岁起就“被迫”与他发生“关系”,尽管我们彼此至今也不曾拉过手。这种既成事实的恋爱深度,让人们相信同时也渐渐演化到竟让双方也不得不相信他与她好像真的已发生过“性关系”,在这张早已既成事实的大网之下,我想彼此都像早已被网住的两条鱼,任凭你怎样的挣扎,也无法逃脱各自共同的命运。
我跟在他的后面默默地走着,他的激动和兴奋与我的忧郁和阴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对于一个一心一意想跟你结婚的人来说,我的沉默并没有带给他什么疑虑,相反,他一定认为我是害羞才这样的,就像一个充滿快乐的人,是绝不能体会到一个充滿悲苦人的心情的。我想起修鞋老头生前说的话:“婚姻是命定的。”这位让我看似在上海滩混得像个地痞的老头,就在对我看相当年除夕夜的十二点正,因肺气肿引发多种疾病而离世,他死前唯一的交待,就是让自己的侄女来告诉我:上帝让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知道这消息时,同单位的人都感到吃惊,而我除了震撼外,不得不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重新的审视。
快到婚姻登记处的地方,我突然放慢了脚步。这是鎮政府所在地,在小鎮的中心,一条窄窄的弄堂,一排长长的店面,镇政府就挤在弄堂与一家百货店的中间。门不大,一幢水泥浇注的四层楼房拔地而起,是鎮上唯一规模像样的建筑,颇具现代感。一扇不大的门,承载着进进出出的人,外亮里暗,看到它,让我觉得就像一只张大的鳄鱼嘴,忽然,我觉得自己很快就要被它残忍地呑食掉了。
就在这时,大师兄催促说:“快,我们进去。”说时,还拉了一下我的衣角。
我犹豫了一下,突然冒出一句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的话:“不登记了,我们回家。”
大师兄听到这话,一愣,不敢相信地望着我:“为什么?”
我说:“不为什么?”
他急了说:“怎么不想和我结婚?!”
我把眼光睨在别处说:“不是!”
他又问:“那为什么?”
我说:“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完这话,我才意识到自己这下祸闯大了,不说他埋怨我,就是打我恐怕我也只好认了。再说哪有这样,到了节骨眼上还反悔呢?我低着头,眼睛看着脚尖,两手交叉,放在腹部的地方来回绞,等着他那种让我可以猜测或者根本无法猜测到的语言像冰爆一样的朝我夹头夹脑砸下来。
空气像凝固了一般。片刻,我抬起头,只见他嘴巴张得老大,一脸的惊诧。半晌,才抽搐一下嘴角,泄气地说:那咱们就回去。”
真是出乎意料,他没埋怨我,我忍不住抬起头,瞅他一眼,只见他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一般笑眯眯地望着我。一切好像都很自然,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个结局似的,没有悬念地将领我回了家。
“喔,你们回来了,”母亲正在洗菜,见我们进去,她高兴的喜笑颜开。立即将湿淋淋的手往围单上一擦说:“来,给我看看你俩的结婚证。”
她这么一说,我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傻站在那儿。
“喔,我们还没领结婚证呢。”他笑兮兮地对她说。
“怎么,你俩都大龄了,还不够格?”她不解地问。
“不是。”他说。
“那是为什么?”她更加疑惑。
“是我不愿意。”我突然说,以免他为难。
母亲听说,先一怔,随后情绪激动的对我吼叫:“你究竟想干什么?简直乱弹琴。你以为你是谁,非搞得人人都不开心,你才罢休。你也不想想你自己,既不会做家务,也不会做事情,成天只会拿着本书看看看,还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似的,我告诉你,你在我眼里啥都不是。你就是一个书呆子。”讲到动情处,她还用手指着我的额头:“书呆子也要呆出个名堂来,二十六岁的人了,要啥没啥,也不见你呆出个名堂来,居然还不想结婚,真要把我气死了。你想想,双方父母都说好了,你明白吗,这是信誉,你倒好,一想到不结婚,就转屁股回家,你说,让我的脸孔往哪儿搁。”她越说越来气,如果不是他在一旁劝着,我看她简直要把我撕成碎片。
“阿姨,小小可能还没想好,等她想好了我们再去也不迟。”他在一旁慢条斯理地安慰着母亲。听他这样说,我开始自责起来,是不是自己真的做错了?虽说自己还没真跟他谈过什么恋爱,但不管怎样,我和他是师兄妹,他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今天我这样做,其实也很伤害他。我很想对他说:我不是故意的,但话到嘴边却没能说出口。
“好好好,以后你爱怎样就怎样,我再也不管你的事,”说到这儿,母亲竟掩面抽泣起来,一时,弄得大家很难看。
事后,我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主任,没几天,他回信说,他对我这种做法没有异议,这必竟是人生大事,唯有心告诉你怎么做,你才能怎么做。看到他这么说,我心里暗暗高兴,我想,只要他站在我一边,我就啥都不怕,因为我觉得他说得对。
我和班主任继续通着信,由于他对我在这个问题处理方法上的认同,让我得与他有一种知音之感。我常常会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他,他因此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爱情,婚姻的看法。他认为,爱情是一种超乎于所有物质和情感以外的情感,唯有两情相爱,方可称为爱情,否则,都不能替算作爱情。还说,这种爱来时,有时甚至连当事人都不知道,并说衡量爱情的尺寸,就是看彼此离开对方后思不思念他或她。在他看来,如果爱情不能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分离的痛苦还不如死,死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说,你的初恋是不是你唯一的爱?他回信说,不是。我又问,你有没有让你值得爱到可以死的恋情,他说,肯定有。我又问,是谁?他说,不能吿诉你。我当即想,难道是我母亲?
当晚,我死活要与母亲睡,母亲说,都快结婚的人了,还这样。
我躺在她身边,细声细气地问:“妈妈,你有没有一个爱到让自己可以为他死的人?”
她一听,说:“你问这个干什么,这是你问的吗,你连结婚都不敢,还问这个做啥?”
她的话含糊其词,让我想到班主任。
她说得也对,我为什么连结婚都不敢,结就结,还怕大师兄吃了我不成。



第十九章

1

一年后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和大师兄终于结了婚。
结婚当天母亲比我本人还快乐,而我不知为什么有点惶惶然。结婚的仪式完全按照当地招女婿的习俗进行,先是在我家摆酒,而后到他家回门,酒席两家都摆得隆重,双方加起来有四十五桌。
他家在农村,房屋建在一条小河旁边。屋边有条小路。河滩边种着一行桃树,中间夹着梨树。三间瓦房,东西两间作卧室,正屋作客厅。客厅两侧,东边是厨房,有一付类似我老家一样的灶头,上面画着牡丹花。旁侧放置一口水缸。墙角堆着杂七杂八的农具。客厅很大,摆了六桌酒席还有余地。农村办事就是好,地方大,酒席可以沿着门前的场地一路摆开,大部分人在场上吃,最多一天,热热闹闹摆了三十桌。按照习俗,村子里沾亲带故非亲非故的人都要连吃三天。由于天气热,吃不掉的东西就往大石缸里倒,瞧着怪心痛的。婆婆说,乡下办事都这样,只要办得大家开心,倒掉点也没关系。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我忍不住避开众人,伸手摸了摸自己的乳房。我知道他家其实并不富裕,只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有幸的是,他的父母都务农,唯独他不知怎么户口跟了爷爷,冷不丁落个城里人。
我的乳房依然很小,不过汤圆点大。长在我身高一米六三,体重七十八斤的身体上显得可怜兮兮,我曾怀疑,自己不愿意结婚的原因是否也与之有关?它虽让我偶发萌动,但明显力不从心,犹如一棵豆芽菜,尽管看似很长,怕是经不起折腾。
新婚那夜,丈夫随我从乡下坐船赶回陵广,母亲说,一直在身边,少了我,呆在家里不安心。自然少不了闹房的节目,一番热闹后,友朋散去,万物寂静。洞房里,灯光悠悠,成了我丈夫的大师兄漱洗完后,正忙着放被子。床上的被子有十几条,折叠得差不多碰到帐顶,我知道,这是母亲省吃俭用为我买的。母亲说,这样做可以让婆家瞧得起你,大人的说法总让我晕,我以为,人是靠自己做好来的,假若多几条被子就被人瞧得起,这个世界倒也让人活起来很容易。
和大师兄结婚的好处马上显现出来。当时分房,很困难,因此单位有很多规定,其中一条,青年人必须是双职工。我和他同在一个单位,自然分得了新房。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比如哥哥,他和嫂子就分不到房子,只好很长时间都分居,见了面,要不回到嫂子的宿舍,要不就去离单位几里远的老家。后来,终于在西广胡家弄借居了一间平房,十平方米大,除了放张床,几乎就搁不下其它的东西。嫂子说,穷,倒也省事,两个人,一卷铺盖,走到哪儿都方便。与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是一脚踩在云里雾里,总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新居在二楼,四十平方米的一个通间,由一个露天长廊分隔成厨房和卧室。从露天扶梯上去,走过厨房,穿过一条露天长廊,先到母亲的房间,而后进我们的卧房。新房的墙壁按照我的意思,漆成了奶黄色,粉色的沙发,雪白的天花板,满床色彩斑斓的被面,墙头镜框里放着一幅结婚照,我和他各自身穿一袭白色的连衣裙和黑色西服并肩伫立在一起,四目直视前方,我的神情有点严肃,而大师兄却像孩子似的展露着微笑。拍摄时,我和他都很紧张,两人站在一起,谁也不敢碰到谁,僵持的身体将那位年老的摄影师搞得满头大汗。说:“相互碰到,又不犯法,怎么紧张成这样,弄得我也像抓犯人似的满头大汗。”他这么一说,才逗得我们不好意思的一笑,轻松的过了关。照片拍摄时呈黑白色,为了增加效果,特地花钱请人着了色,这让我看起来从未有过的白净,比真实的人,好看了许多。整个房间在一盏有机玻璃装饰灯散发出的柔和的灯光映衬下,一切透着无比的温馨和浪漫。我望着眼前的一切,想起那间借居了十五年之久的老屋。
搬离那幢栖塘街老屋时,还真有点依依不舍。尽管一到黄梅天,地上潮湿得可以淌出水来,整间屋子都散发着掩鼻的霉气味。搬离的前一年,房东婆婆因脑溢血突然去世,死时,仅我和母亲陪伴在她的病榻前。她的二个儿子,七个孙子孙女一个都没派上用场,倒是人还没入土,他们相互之间就展开了财产争夺战。争得谁也不认识谁。那天,婆婆出殡,奇怪的是,四个身强体壮的男子,竟然抬她七十斤重的身子还累得气喘吁吁,按这里的风俗习惯,抬灵柩是不可以中途息脚的,可不知怎么,那四条汉子走不到一百米都嚷嚷着抬不动了,于是只好在半路上停棺休息。他们说,这老太太也真是,七十斤重的身子,怎么会将我们这帮壮小伙弄得这样狠狈不堪,一定是有什么心事放不开,所以才这样赖着不肯走。更离奇的是,到了墓地,当他们将棺材刚置至洞穴上面时,那两根抬棺木的粗大的绳子竟齐唰唰地断裂,“卟嗵”一声,棺材翻了个底朝天。把在场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母亲当即对我说,一定是婆婆听见了子女为争家产吵架的缘故,所以她要显灵给他们看。我自然不信,认为是绳子不牢的缘故。婆婆死前有过交代,让我按照她的遗嘱给他们分配。结果是,小媳妇死活不肯要那张放在婆婆床前的旧书桌,后来,还是我与她大媳妇商量后,将搁在客厅,原本分配给大儿媳的红木长桌调换给她,才算罢休。俗话说:生死各按天命。小媳妇的黑心,并没带给自己好运,因为那张破旧的书桌里面有一块木板隔层,隔层的抽屉里,有许多的金银手饰。因为隐藏的好,在“破四旧”时也没遭劫难。婆婆曾对我说过此事,我也亲眼见过。她这么一换,殊不知,无意中让大儿媳发了财,这件事,让我万分感慨,所谓“贪心不着蚀把米”,就是这个道理。世上其实很多东西,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你的,就是你拿到手的,也会走的。
婆婆还交待,让我和母亲住到我出嫁为止。可是她小媳妇就是不肯,刚一下葬,就吵着撵我们走,一时半会到哪里去找房子?还好大儿媳说了句话,说房子有她一半,空着也是空着,遵照婆婆的遗训办,这才免去让我差一点住到大街上的窘境。事后,我也想,我最终答应结婚的原因恐怕与这事有关。
母亲先已在自己的房间睡下。
丈夫看我呆坐在沙发上,就过来和言悦色地说:“洗脚水已经给你弄好了,快去厨房洗,一整天了,没好吃没休息,洗完后就过来睡觉。”
一番洗涮后,我进了房间,看着他已坐在床上,心,竟然惶恐起来。
“来,快脱衣服,坐进来。”他滿腔热情地招呼我。
这种亲热,让我觉得很陌生,但不乏温暧。我很恐慌,但也似乎需要这种温暧。我脱衣上床。
一坐进被窝,他就迫不及待地搂住我,我不好意思推开,也不敢靠的太近。心跳得像一只被猎人逮住的正准备剥杀的兔子。从来没有这样与一个男人靠得这么近,几乎肉体靠着肉体。
温和的灯光柔柔地倾泄下来,他的手,慢慢地伸向我内衣的扣子,我紧张得心像跳要出胸膛,呼吸也困难,几乎要窒息。他手急促而又敏捷。所有的钮扣解开了,我的身体赤露在他的面前。
“别人都说,结婚时不可以穿白色的衣裳,就你穿,不过,穿上还真漂亮。”我想,他这也是没话找话说,来掩饰和我一样的紧张心理。
我明显地感到,他的脸由于激动而变得绯红,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突然,他的手一把抓住我的乳房,将它轻轻地一揑,我感到一阵轻微的疼痛,随着他不断地揑,不断地揑,渐渐地,疼痛在加剧,我开始想喴,但又觉得不妥,就忍着,一会,他将头附在我胸前,没等我明白,他的嘴已经咬住了我的左乳。另一只手却仍在揑我的右乳。他的动作越来越激烈,我的感觉也越来越深刻。渐渐地,我感到整个沉睡的身体在苏醒,体内有一种暗流在迅速涌动,我兴奋起来,本来被动地一直闲着的手,开始毫无目标的乱抓,像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许是我无目标地乱抓,对他形成了某种危险,他竟脱出揑我右乳的手,攥住我胡乱挥舞的手,一个翻身把它死死按住。他的举动,让我害怕,我在他的身下,仿佛就像一只被大蟒卷在口中的兔子,无奈地仰望着他,惊恐地等待他的呑食。
忽然,我感到下身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硬硬的,很烫。
就在这时,他一把掀开被子,露出了他全身赤裸的身体。他的全身很白,泛着一种光亮,结实而富有弹性。此时,他身下那根东西,完全暴露在我的眼前。我没料到男人的这个东西会变成这样,我一直以为就像我曾经看见过的一样,软不拉塌,垂头丧气。它比我想像得大得多,也远远可怕的多,上面的血管在跳动,就像放出的巨蟒,不断地伸着舌头。我的手开始发抖,他却突然将我的手拉过去,让我紧攥他的阴茎,这是我从来没想到过的。他一下把我抱紧,将我的身体挟在他的两腿中间。灯光透过蚊帐洒在我赤裸的身体上,光点斑斑驳驳,就像一头被扑倒的小母鹿。他气喘吁吁并又快活地说:“我要进去了。”还没等我弄明白怎么回事,就用双手扳开我夹紧的双腿,不知为什么,我眼前突然出现了父亲那张喝醉酒的脸 ,也许正是这样,他才征服了我的母亲。我不想被人征服,也不想被人摆布。还有一张什么人的脸隐藏在父亲的背后,似近似远,若有若无,神情异常痛苦,忧伤地看着我,我想看清楚他,但始终无法看清。一阵恐惧袭来,我以一种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速度,迅速将他一把推开。我的这种举动,对他来说,无疑就像是一个端着枪正集中精力向敌人发出第一发子弹的勇士,冷不防被突如其来的对手撩倒一般,只见他倒下去的时候脸色苍白而又茫然。
“你怎么啦?”他的身体一翻而下,满是困惑,但似乎没有因为我刚才的举动而恼火。
原本我正为自己的举动发慌,一听他这么问,我突然像受了天大委屈似地大哭起来。
“怎么,是哪儿不舒服吗?”他坐起来,然后与我面对面,说:“快对我说,出什么事了。”
“我”,我边哭边擦着眼泪,呑呑吐吐地说:“我害怕。”
“害怕?”他面露狐疑,随即,像悟到点什么,抚摸着我的头说:“不要怕,每个女孩子都要经历这样的事。”说完,安顿我睡下,自己却爬起来,坐在沙发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直至天明。

2

婚假有三天,办酒用了一天,还剩两天。
次日吃早餐时,丈夫对我母亲说::“我们今天去上海玩。”
母亲说:“怎么昨天也不听你们说起?”临完,问我,“是嘛?”
我莫明其妙地瞧瞧他,转而又瞅瞅她,一脸茫然。
“小小,你不是说过想坐飞机吗?”他笑容可掬地说:“咱们今天就去坐。”说罢,也不问我同不同意,拉起我的手就走。
到了杭州,借宿在他家一个远房叔叔家,那家房子小,当晚我与他叔叔的女儿挤铺。
游了西湖,逛了商店,次日,我们就从杭州坐飞机到了上海。从小我就有飞翔的愿望,但那个年代,肚子虽说稍稍能填饱,可坐飞机旅游简直是天方夜谭。一张杭州到上海的机票价格是十元正,但它足以使我的生命在这世上延长一个月。虽然只有这么短的航行路线,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让我感觉到他对我的一片绵长的真诚和体贴。结婚坐飞机,这在小镇上还没听说过。飞翔的结果,让我对他的感情也有了质的飞跃,到家的当晚,我终于接受了他对我的爱抚。
那晚,他将我的手轻轻攥住,并把它放自己的胸口说:“ 我永远不会伤害你,你的心是那么的脆弱,容不得人碰一碰。”说时,他将自己的舌头卷裹住我舌头,用手指绞着我的手指,然后,慢慢地用他的身体将我仰天压倒,眼睛对着我的眼睛,将自己的阴茎塞进了我的下身。
突然,我感到一阵疼痛,颤抖了几下。他问:“痛不痛。”
我很想说,痛。但一想,没吭声。我的下面被塞得滿滿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的身体猛然往上一冲,一阵崭新的疼痛抓住了我的心,以至于他只要稍微一动,我就会克制不住地叫出声来。
但我不好意思,只是恐惧而被动地等待着。我很想侧身去偷眼看他的器官,怎么会把我弄成这种状态,但是他的身体挡住了与我交合的角度,让我只能感受而无法看到。他的阴茎在里面不断地膨胀,膨胀,好像唯有这样,才能使他快乐也让我快乐。他的膨胀,引发了我的热情,情绪不断地被他牵引、鼓励,我的子宫开始紧咬着他的器官,一阵又一阵。体内有一股火焰在燃烧,沸腾着向上向上。
天花板上泛着柔光的玻璃灯罩倒转过来,灯倒转着在地上眩转,眩着他的舌头、他的手指、他的目光、他激动的有点被扭曲的陌生的脸。房间里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头顶如潮水般跌荡起伏,无边无际,丝毫不顾及我的呑没。
突然,我的泪水涌了出来,止不住地流,浑身颤栗。我的皮肤像镀上一层醒目的光泽,润滑得如丝绸一般。我仿佛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莫明的香味,似淡淡的梅花,又像是水仙。最奇异的是我的乳房伴随着乳头的坚硬竟顽强地鼓胀起来,真的,我的乳房从这一天起变得成熟,变得饱滿而富有弹性。
他的喘息声渐渐平息,而我仍沉浸在方才那场云雨之中。他拥着我,两人汗津津的,久久不说一句话。他亲吻我一下,问,不知道有没有血?。
我说,不知道。关于处女膜的事,我在小说里读到过,但轮到自己还真不知道。
他“呼”坐起,察看体下的床单,忽然大惊失色地说:“一塌糊涂,床单上全是血。”
他这一说,我吓了一跳,坐起一看,果然血已经将床单上的印花染得分不清哪是花,哪是血。我吓呆了,一动不动。
突然他一把搂住我,将我的脸紧贴他的脸,声音颤抖地说:“ 我不知道会是这样,会是这样。”
他的这种说法,令我不知道他究竟想要表达些什么?是不知道我还真是个处女?还是不知道我处女膜的破裂,血会出那么多?只是不断地说,不断地说,他说他真得很爱我,爱到可以为我死,还说,他以后一定会对我好的,要我绝对相信他。听了他这番话,我的心像一只倒翻的五味瓶,什么味都有,想想自己被人蓄意践踏的比妓女还不如的身份,今天终于被验明证身了,这种蒙冤数年终于昭雪的心情,真是百感交织,哭声一下犹如火山似的爆发出来,他将我干脆搂在怀里,替我擦着眼泪说:“我以为你老是顽皮,爬树、游泳、干重活什么的不当心会弄破了,不想,出血那么多,吓死我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处女膜,竟会破裂成这样,兴奋时,一点也没觉得,被他一说开始隐隐作痛。 我掀开被单,发现垫絮也被浸得血淋淋的。
丈夫起身拿了床被单垫在我身下:“不去管它,你躺着好好休息吧。”
接下去,自然谁也不敢睡,我的子宫里仍在不断地流血,流血是不痛的,只是让人觉得昏昏沉沉,天朦朦亮时,他发现我不去医院是不行了,大量的出血,使我的脸异常地苍白,显得迷迷糊糊。
于是,他背上我去看医生。岂知,医生见此情景说,要输血,住院。要不,这样下去会出人命。可惜,一时半会还找不到与我相配的血型。丈夫说,用他的。于是,验血。发现他的血型与我的刚好相配。就这样,他的血流进了我血管。一共输了四百西西。这事本来也就瞒着,但住院就难免惊动单位。同事们来医院探望我,多嘴的医生忍不住当笑话告诉了她们,弄得我挺难为情。可丈夫说,这有什么好笑的,也许这是天意。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命,有事没事都会弄得差不多让全镇的人都知道 ,但这件事无意之中却证明了多年来有人恶意中伤我的种种不实之词。
办酒席时,我瞒着母亲偷偷让丈夫给父亲送两瓶“竹叶青”酒,丈夫说:“你都不愿认他?怎么让我又送酒,又送菜的?”
我说:“我和他的事,是我们之间的事,你和他的事,是你跟他的事。你不必问那么多,他是你的岳父,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他说:“你母亲知道怎么办?”
我说:“有什么好说的。我想,朋友都请来喝酒,他喝我的酒也是应该的,再说,你不说她怎么知道?”我这样做,自有我的道理。丈夫进了我家,总不能省略我父亲吧。我又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话我没说出口,出口的是:“你要叫他爸爸,明白吗?”
知道。不过你这人还挺费解的。他说,他的一位男朋友,因为女朋友的父亲是“反革命,”他结婚后就没喊过爸爸。我说,换了我,我是不会跟他结婚的。他说,为什么?我说,瞧不起我的父亲,就等于瞧不起我。丈夫听了,眨巴眨巴眼睛盯着我,显出一副迷茫的样子。他一定在想:你自己不认父亲,却让我叫父亲,你瞧不起自己的父亲,却让我非得瞧得起你父亲。这人脑子一定有毛病。好在他是个温和的人,有什么也不会说出来,自讨没趣。
那日,他从我父亲那儿回来,用手摸了一下我的头,说:“你父亲见送去了酒,很高兴,说还是我女儿想得周到,女儿就是女儿,谁也替代不了。”听罢,我苦笑笑。临了,他还说,父亲托他带口信给我,戴在他头上的那几顶不堪重负的“帽子”前些天已被摘掉,只是说,他原先的工作的单位已撒消,该补发的工资没地方拿。我说:“工资拿不到,也没办法,帽子能拿掉已是万幸了。”想着他从此可以“光”着头清清白白的做人。不知怎么,我的心里也有了点安慰。小弟挣钱虽然不多,但他俩的生活紧着用也可以苦过了,好在劳动服务站有活干,他仍去,没有,就拉倒,天冷就守在家里捂被窝,天热就在树荫底下乘凉,打发日子。
让我想不到的是,他单位的造反派头头,也就是曾经在我面前扔绳索要我交出父亲的女人,她唯一的儿子竟然在打倒“四人帮”后不久的一天夜里突然发疯,光着脚从家里跑出来,从圣安桥上跳入河中,溺水身亡。次日清晨,她叫了好多人,摇着船在河中打捞,直到第二天才在桥洞下一堆水草底下捞了上来。好多人都去看了。当时因为我忙着操办喜事,没去。当我得知这一切时,分外感叹,历史在嘲弄别人的时候,谁又保证哪天不会来嘲弄你自己?!
本来我也想请班主任来,但不知怎么,就没请。一来是怕人说,二来覚得见了他心里不好受。他都快四十岁的人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倒是我先结了婚。想到这儿,我的心特别沉重,就寄了两大袋糖果过去。本想坐下来好好写点什么,但真下笔时,竟不知写什么好。也就一个字也没写,觉得还是这样好。我结婚了,他还没结婚,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女朋友是谁,但我觉得自己的结婚与他之间的关系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加孤独,更多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什么。但是生活还在继续。

3

哥哥的运气总是不太好,从1977年起,知青中的一部分人才有机会参加高考。成千上万的知青在历经了艰苦、单调的体力劳动后,终于明白,他们的青春不能再在穷乡僻壤白白耗费掉,这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让人民满意,让家长满意,让国家满意。为了争取尽快从农村上来,全国的知青还派代表多次到京城上访,有的人变着法儿往城里调。这其间不少知青的性命丢在了他们滿怀理想的边疆,当他们的同伴一股脑儿全返城后,这些孤魂也就成了野鬼,游荡在异乡的土地上。
哥哥也这样,他三番五次朝家里跑,不是到我家跟母亲吵,就是去陵广镇革命委员会找人,想要抽调上来。他不知道,不是每个知青自己说要上来,就可以上来的。表面上说,可以抽调上来,实际上,谁上谁不上背地里有很多的套套,最关键的是,你有没有门路,也就是实力。实力,就意味着很多的东西。你家有没有当官的,有没有更硬的后台,其次就是财力。如果没有权,又没钱,根本想都不用想。为此,哥哥每次怀揣着希望来,又无奈地抱着失望而归。
哥哥他的心情一直不好,也难怪,我家没门路,所以他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仍留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更让他悲愤的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在此前生下来,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医生说,是大人营养不良,导致先兆早产。嫂子家兄弟姐妹多,生活条件一个比一个差,她算有份工作,其它人就像蚤子一样不停地往她头上搔,你搔我搔他也搔,加上哥哥在农村也要靠她接济,而她从事的又是三班倒的纺织工,这么多人搔和这么累的活,她怎能经得住这般折腾?孩子早产了。是个女的,生下来时,才七个月。
那日,在医院,我也去了。
嫂子躺在妇产科病房的一张床上,见我进去,她对我哭丧着脸。有气无力地说:“小小,就这么点小人,不知怎么活?”
我听了,也不回话,见摆放着的一张床头柜上,放着一副碗筷,碗里有点冷饭。哥哥说:“这是刚她吃剩下的。”这年头,能有碗米饭吃就已经不容易了,谁能有条件吃补品之类的东西。
哥哥说:“你看你这小侄女,不足月就出来了,这可怎么办?”他指着嫂子身旁一个淡绿色蜡烛包,我伸手撩开一看:她,瓜子脸,双凤眼,乌黑的眼珠,白皮肤,粉润脸,长得可好看了。我喜欢上了她。马上抱在怀里,把她晃来晃去,哼哼呀呀地逗她玩。一个星期后,嫂子出院了,哥哥与她去北广的老家住,不到满月的一天,哥哥哭着上我家来,告诉母亲和我,说:“女儿去世了。”听了他的话,我和母亲目瞪口呆,悲不打一处来。侄女就这么夭折了。死的那天,夫妻俩都在,俩人哭成泪人似的,但怎么哭,也唤不回他们自己女儿的生命。
他的女儿,我的侄女,就这样来到世上不到四十天就走了,匆匆地来,匆匆去,留给我的是她一种难以抺去的美丽和无法明说的痛楚,我的心痛到承受不住,无力地倒在床上,泪水不停的流。当我写到这里时,她姣好的容貌依旧清淅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喔,绽放在我心底的一朵美丽而永不凋谢的百合,我要用我洒落的泪水,化作露珠,给你因饥饿而死去的灵魂以慰藉,诉说我失去你以后我灵魂的不安、痛惜和恐惧。你一定在地底下怪我,怪我们这些看似有用而实际面对现实却无能为力的人?!我的美丽而怨死的侄女,愿你的灵魂能得到安息。
经历过这样生与死的人,你说谁的情绪好的了?那一阵子,哥哥总是火气冲天,就像一只憋足了气的老猫,逮到谁谁就倒楣。嫂子说,连她多不敢与他都说话,怕一不留神惹火了他,弄得她自己也难堪。多年后,嫂子的眼睛被诊断为视网膜萎缩症,年纪轻轻就病退回了家,我想,那一定是她心爱的女儿的离世时因无休止的痛哭留给她的患疾,任何一种涉及子女死亡的噩耗,随着时间的流逝,别人都会慢慢地淡忘,唯有他的父母亲不能,不管时空如何的转换,她将活在他们的心里。哥哥更是如此。对他,我不知怎么劝解才好,我觉得唯有不劝才是劝,因为谈起,就会伤及他的心,同时也伤及自己的心,因为我和他一样的痛楚和无奈。



第二十章

1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怀孕让我感到欣喜,却让丈夫忧心忡忡。我的先天性心脏病,时发时好,二十岁发病时曾赴上海一家著名的专科医院诊治,诊断书上清清楚楚写着知名专家的诊断结论:“不宜生育。”有位医生说:“你能活过三十九岁,就是奇迹了。”结婚前,我把这事告诉了丈夫,他听后说:“世界上什么都可以预测,唯有死亡不能,我不相信这事,誰说我也不信。”说时情绪非常激动,好像是医生在跟他过不去似的。并语无伦次地说,你一定会活得比我还久,我要你活得比任何人还久。他的话,我不信,但他的诚意让我相信,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也许我不能活出生命的长度,但是可以试着活出生命的宽度,就这样我和他结了婚。对于生孩子,他是主张不要的,他说,不能拿我的生命开玩笑,而我却说,值得开得玩笑还是要开的,因为他涉及到我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我以为,纵然我为生孩子死了,也是值得的,因为我终究是要死的,不如让孩子活着,也算是对自己生命到过地球的一个最完美的交代。
他说,你是疯了。
我说,是疯了。不疯,是不敢要孩子的。
怀孕、生孩子的过程,让我忘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当孩子生下来后,我除了上班,就是带孩子,竟然没给班主任去信。而他也不知怎么没给我来信。偶尔,在我与母亲两个人时,我也会谈起,母亲总是回说,没有信。也就再不说什么。我想,他也许很忙,可不对呀,这小店,白天忙,晚上可是空的呀。
一天,我端着盆水,给客厅放在茶几上的一盆月季花浇水。突然想起班主任,于是,就对坐在一边做针线活的母亲说:“妈妈,你说班主任究竟出什么事了,怎么一年多时间都不给我来信?”
屋子里静悄悄地,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可母亲像没听见我说话似,继续做着她手中的活儿。
“妈妈,问你呢。”我端着脸盆,微笑着望着她。
她抬起头,瞅着我,看得出来,她想笑,但面部肌肉僵硬,很勉强地扯一下,硬是没笑出来。
我仿佛觉得哪儿不对劲,就继续追问:“你好像有事瞒着我?”
她犹豫了一下,欲言又止。
“有什么不好说的,你说呀!”我急切地催促,一种不祥的预感犹如乌云般笼罩在我的心头。
母亲凝视着我,看得出来,她的内心仿佛正在激烈交战:说,还是不说。终于,她说:“他已经不在了!”说完,眼睛躲闪到一边去了。
不在了?什么叫不在了?是不在那个小镇工作了?还是调去外地了?我不断地在心里重复这句话。我不太明白,但似乎又隐约感觉到点什么,追问:“你说什么,什么叫不在了?”
母亲一定感到了压力,她的神情很复杂地朝我望了一眼。没回话。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慌,冲到她面前,用一种近乎疯狂的举动喊道:“你给我说,什么叫不在了?!不在是什么意思?!”我想要知道,但又害怕她说出令我不敢相信和不愿知道的话。
“他死了!”母亲冷静地说,声音像从地球另一端飘来。她目光冷峻地望着我。
“咣当”,我手中的脸盆掉在地上。随即发出“咣啷啷”一阵响,而后迅速扑向墙角,晃荡了几下,一动不动的扑在那里。我的脑袋仿佛被锤子重击了一下,木然地站在那里,两眼茫然地直视前方,眼前仿佛飘过他期盼而忧伤的眼神。
一阵剧烈的疼痛袭击了我的心,我一下蹲在地上,捂住胸口,发出悲怆而撕心裂肺地哭声:“班主任,啊,我的班主任,我的……”声音犹如火山爆发,将压抑在心头多年的感情喷发出来。我躺倒在地上,双膝紧缩,用手抱住双膝,头碰至膝盖,捂住胸口,从这边滚到那边,又从那头滚到这头,猛然间,失去他后的那种裂心的痛,那种真切的爱,那种无法言表的情感,一瞬间都在此刻迸发。我用头猛烈地撞击着水泥地,试图想用自己肉体的疼痛来减轻我钻心般地剧痛。额头在地上撞的“咚咚”响,额头上流下的血,像水帘一样垂挂下来,与泪水揉合在一起,模糊了我的双眼,我血泪滿面,痛不欲生。很多时候,当我们被现实的桎梏锁住自己心灵的眼睛时,根本看不清你自己所喜欢和所爱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人是很容易被世俗蒙骗的,然而当血淋淋的事实终于有一天将现实的伪装剥去,露出你真实的内心时,你才发现一个真实的自己和你真正所爱的人已经离你而去。这种离去,来得是那么地突然,突然到一下撩开蒙在你心中的面纱;来得是那么的无情,无情到你再也找不到他;来得那么的冷酷,让你在感到失去他的时候同样也永远失去了你自己。
迟了。他死了。
我不想活,我想死。
接下来的日子,自然全家人都不好过。我整天神志恍惚,没办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整夜整夜地失眠,对谁也不说一句话。只要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他那张与实际年龄苍老许多的脸庞,他和我相处时的点点滴滴,他和谒可亲的音容笑貌。有时他对我笑,有时他很忧伤,更多的是泪流滿面。他似乎想对我说什么,但始终也没说出口。我怎么就没感觉出来自己对他的感情是那么的浓烈?怎么就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爱他?怎么就不明白他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人?为什么我只是感到他的目光,总是投在我母亲的身上?难道是我自己多疑,而让强烈的嫉妒心蒙住了我的眼睛,让我只看到他而没看到自己的心?我一次次地梦见他临终时的情景,床前空无一人,咽气时,手里抓着我给他的一大把书信,吩咐医院的护士给他一个火盆,然后把信化为了灰烬。焚烧时,就像《红楼梦》中黛玉焚烧宝玉的诗稿一样,只是她叫着宝玉的名字,而他却恨得我咬牙切齿。我夜夜做着恶梦,白天却精神恍惚。由于不吃不喝,本来充盈的奶水也渐渐稀少,丰满的乳房也变得干瘪,儿子吸不出他所需要的奶量就“哇啦哇啦”大哭。起初,丈夫也不觉得怎么,只知道我的班主任死了,我很难过,以为过几天我的悲伤也会过去。他还对母亲说,她就那样,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都不重要,人的情感最重要,说这个没了,人活着也就没啥意思了。凡事认真,用情专一,自己也就多吃苦头。想必过几天,就会好的。
母亲见我这样,也很着急,说原本不打算告诉你,一来你在坐月子,知道后对你身体不好,二来人死了也不能复生,说了,对你这个人来说,没啥好。但那天不知怎么,你偏偏就问得紧,想想,早晚要知道,也就对你说了。想不到你对他的死,感受竟然激烈到这般程度。早知这样也就不说了。说时,她流露出相当后悔的神情。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会变成这个样子,人有时往往会忽略在你身边的一份感情,但当它一旦从你身边离去时,你才发现,他才是你心中任何一种情感所不能替代的真爱。也许通常人们所说的单一性爱是弥补不了一个孤寂的灵魂的,唯有灵魂与灵魂、心与心的交合才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我一直执迷不悟的状态,终于让大度的丈夫也感到了些什么,奇怪的是,他并没有责怪我,经常默默地做这做那,几乎将所有的家务活他全包揽了。余下的时间,就陪着我和儿子出去散步。那天傍晚走到河边,他停住了脚步,微笑着对我说:“我不懂世上很多的东西,但我想说,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我觉得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那就是作他希望让你做的事。”然后,又拉着我的手,指着那条河说:“生活就像这条河,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发生什么,也不管人们在它怀里投下什么,它仍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向前流去,儿子希望你带着他流,我也希望,而你的班主任他一定比我们更期望你流向一个更, 加广阔的世界。”
他的言语不多,但让我感到情真意切,也许我这样激烈地发自内心的表达对班主任的一份情感有伤他的感情和自尊,我真希望他不再爱我。我是个坦率的人,我对他说了。但他却说我想错了,他说通过这件事,他更加了解我,并且爱我,他说我是个非常真诚和纯粹的人,他喜欢我,并且爱我,不管我发生什么,他都会理解。他说:“你对班主任的感情是很纯洁的,纯洁到不容我去猜想,如果猜想了,我会觉得自己很肮脏,不配做个人似的。”他还说,他将与我一起怀念他,并说怀念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去怀念一个人的人一定有着非常美丽的心灵。他说这番话时,让我感到很吃惊,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就像他自己说的,不懂很多的东西,没想到说的话那么富有哲理和见地,似乎比我更懂得如何去对待人与人之间的一份爱和尊重及感情。我像重新认识他似的,默默地拉起他的手,心想,不管怎样,为了他,为了孩子,我必须默默地沿着那条不停流动的河朝前走去。

2

我很想问母亲,班主任是怎么死的。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对我再说真话,而我自己却不知怎么,也害怕去触摸事情的真相。世界上有许多的事,其实不去窥见其本质似乎更好,这样你就会简单地活下去。然而,事情往往并不你想像的那样,要发生的事情照样要发生,根本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正在自家房间中拖地板,忽然听见窗外有人在大声喊我的名字,声音急的像后面有追兵杀来似的:“小小,快!快!”
我迅速从房间冲到阳台,探出头去一膲,见是北广老家的一位邻居,就问:“喔,是你,大妈,有什么事?”
“你快跟我走!”她的口气命令式的。
“究竟出什么事了?”我又问。
“你父亲去世了!”她大声喊着。
“什么,你说什么?”我连着问了几个什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的父亲死了!”她一板一眼地喊着,生怕溜走一个字。
什么,父亲死了?我的父亲死了!!!我的头,一下大了。我一直对他恨之入骨的父亲死了。他终于死了。我以为自己会笑,然而,我发现自己根本笑不出来,想哭,又发现自己也不能哭。
死了,他死了。我的父亲死了。我死了。不,是父亲真死了。我这才发现,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干什么。
“快点呀,你老家一个人都没有。”邻居又在催促,我懵懵懂懂地说:“这就来!”
我奔进房间,觉得浑身发冷,恍惚着打开衣橱,找出一件毛衣,穿在身上,还是冷,又取出一个棉袄穿上,还是冷。我开始打抖,楼下的她,又在大声喊:“快点!快点!”
我上牙打着下牙地下了楼,她不停地上下打量着我 说:“你是不是病了,这么热得天,怎么穿棉袄。”
“没有,没有病,我只是觉得冷,很冷。”我边说边快步跑起来,跑,快跑。眼前的河流,树木、人群、房屋似乎都在我眼前一闪而过,只是父亲那张被酒熏得发紫的扭曲的脸定格在我的眼前。此刻,他的脸涵盖了一切,也涵盖了我。我忘记了自己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样快速地奔跑会要了我的命。我飞也似地跑着,跑着,心跳快到不能再快,口干到不能再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立即见到他,我要见他,我的父亲。立即。我把她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当我跑到家门口时,只见门口零星围着几个人,他们是邻居,都是来看热闹的。见我,就自动让出一条道,有人悄声说:“这就是他女儿,没见她来过,人死了倒来了。”
也有人说:“死了能来,说明她心里还是有她这个父亲。”
我踩着众人的闲言碎语,走进家门。
客厅黑乎乎的,我径直走到楼梯间。我以为,他仍睡在楼上,想不到他睡在楼梯间。这个主意是我出的,那次他对我说身体不太好,我就对他说,你可不可以将床挪到楼下,这样不用跑上跑下,有病也便于你去医院。想不到他竟然听从了我的劝。
此时,他就躺在这个不足四平方米的楼梯间里,床边紧挨着一张梳妆台。床头上方的墙壁上,悬挂着那支一头系着红丝绸的笛子。
我走上前去,伫立在他的床前。只见他的脸色异常苍白,侧着头,左脸紧贴枕头,嘴角流出的一丝唾涏落在枕上。一条打滿补丁的薄被覆盖在身上,脖子下端棉被的一角自然掀开,里面露出一件洗得发黄的白衬衣。这种姿态恰恰暴露出他一付随心所欲的本质,仿佛知道这种去世的姿态是最令人滿意的。
父亲,父亲,我一头扑倒在他的身上,想喊,喊不出,想哭,哭不出来,嗓子突然变得沙哑,来时心中呼喊着的无数次“爸爸”,此刻却一句都没能喊出来。
不知过了多时,有人将我扶起说:“你对他说两句,他会听见的。”
说什么呢?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好说,但似乎又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我起身,坐在床沿,凝视着他的脸。此刻,他一动也不动,完全没有以往那种恐怖。我伸出手,将他脸的扶了扶正,这样他的整张脸平视着天花板,让我一目了然。
他,就是我的父亲,我许久没有这样与他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也没有这样平等的对视过,自从成为他的女儿起,他就没有正眼瞧我一眼,我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如一棵草,而我,却因为他对我的漠视而变得怕他或者说不想看见他,我们互相好像总是在仇视对方,仿佛不仇视就不是父女似的,唯有在仇视中才感到彼此活在对方的脑子里。除此之外,根本谈不上。
这是一张白中泛黄的脸,此刻变得异常的宁静与安祥,和蔼可亲,透着一种懦弱和文静,完全没有了他生前的那种强悍和蛮横。
忽然,我觉得这张脸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出现过,那是在我五岁之前,也就在外边的那间客厅,父亲在自己开的小书店里忙着,我跑过去,緾着他要买糖吃,父亲随手拿起一本小人书,往我手中一塞,自己忙着招呼顾客去了。然而,正是他这一塞,让我接触到了书。从此,我越发不可收,差不多每天都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门板上和前来借书的小朋友们一起看书。他尽管瞧不起我,但他对我的领悟力却很吃惊,说我做别的事,让他不入眼,唯有对书的理解力,他很欣赏。为此,他常常喜欢对我讲故事,讲时,总是咪一口老酒,说着说着,就再“咪”一口。讲到得意之处,就伸手将酒杯递到我的嘴边说:“你也来一口。”而我竟也不顾酒辣,“咪”上一口,然后也像他一样,用食指和大拇指夹起一粒蚕豆扔进嘴里,继续听他讲。他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他认为不给我讲《红楼梦》,是为了避免我像林黛玉一样的悲剧人生。唯有让我早一点悟透人生才能让我带着一张丑陋的面孔在人世间混。他说这些话时,我根本听不懂,但我知道是为了我好。因此,听时我总是聚精会神。有些我记得,有些我听过就像被风吹过似的。记得最牢的是那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父亲说,做什么事都要想到有一天,你会独自面对一个世界。我发现,他的这些话只跟我讲,从不对哥哥和弟弟讲。我曾经问他,他说,他们不是我。他这样说,我并不懂,我一直觉得可能是我太幼稚,所以他才特别关注我。说这些时,他的眼睛里透着一种少有的温情,这让我切切实实地感到温暖。没多时,就不是了,他变得有一点事情就对我发脾气。说我丢了他的脸,让他无地自容,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一生下来就把我丢在马桶里扼死,等等。每当这时,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似地躲一边去,咬着指头战战兢兢地望着他。后来,我才知道,他请人算命,说我脸上的那块胎记跟他的命犯冲,呆在一起不是我活就是他死。因为这,他暗地里与母亲吵翻了天,说生了这个光吃饭,以后恐怕连嫁也嫁不出去还要犯冲他的丑八怪女儿全怨她。母亲说,这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是他祖上没有积德才这样的。听了这话,可把他气坏了,抄起门栓就往母亲头上打,这一打,从此就开了头,直打得两人彻底分开。我自然跟了母亲走。这以后,我便开始喜欢上了《红楼梦》。写这部书的人,先是享尽荣华富贵,而后沦落到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对生活有了充分的体验,才有了写成这部不朽作品的资本。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宝玉身披斗篷出走时那个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最后一个场景。长大后,我忘了《三国演义》,记住了《红楼梦》,为的完全是与他斗。
今天当我与他面对面时,他却早已无法与我讲故事,更不要说吵架了。
“小小,快给他擦洗身子了,要不,时间长了,会穿不进去。”
不知谁替我叫来了专门替死人穿衣服的帮工,把我从往事的回忆中拉回到现实之中。
“喔,好。”我边说边机械地站起身。
只见她左手提着水桶,右手揑着一块毛巾,站在床边弯下腰,掀开被子,开始动手解衣宽带。
我木然地站在旁边。
当她抓住他手臂时,蓦然发出一声惊叫,接着一下摔掉他的手。并且将毛巾扔进水桶,说:“我不干了,冷得吓人。”转头对我说“我干了多年,从来没碰到过,一定是死多时了,要不,怎么比冰还冷。”说完,像风一样逃了出去。
两楼两底的老宅,快被黑暗呑没,黑咕隆咚的,我打开电灯,支光不大的灯光,将整个屋子照得似明似暗,犹如鬼一般的眼睛。
整幢屋就剩下我和他了。
他被死亡呑没,我在被他呑没。
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间死的。但我知道只能由我自己来做这件事了。我弯腰将桶里的毛巾捞起,绞干,俯下身,先从他的脸部擦起,当我碰到他冰冷的脸时,下意识地缩回了手,我觉得,他似乎死了还是用冰冷的态度来对待我。但我又觉得,不管他怎么冷冰冰地对待我,我都必须为他做点什么。于是,我用手将他的身躯使劲搬动朝向我这边,这样可以擦到他的背部。我想,应该是这么擦的,先擦上半身,再擦下半身。擦着,擦着,我发现他是多么的瘦弱,其实他病得早已不轻,因为他的肋骨根根像算盘珠似的,摸上去清淅好动。
我的手克制不住地颤抖着,接下去,要擦下身了。这本不应该由女儿干的事,但这种时候我不做,谁来做,也顾不上什么犯不犯忌。也不知道如果在另一个世界里的父亲知道是我,他曾经最恨的女儿在为自己擦洗身子,会不会暴跳如雷?然而,在我看来,在死者面前好像一切都显得无关紧要,就算是他现在爬起来打我也无所谓。
我战战兢兢地试图扒下他裤子,无奈他的两条腿实在僵硬,居然弯不过来,因此,怎么扒都扒不下来。我急了,放下毛巾,从床头桌子的抽屉里找出一把剪刀,顺着裤脚剪了下去。
裤子终于脱下来了,露出父亲的器官。医院里那位全身赤祼的青年连同他的生殖器再次浮现在我的面前,他与眼前父亲的器官交叠在一起,交织成一种无法言说的懦弱。与此同时,丈夫与我作爱时那种生机勃勃的野性迅速浮现在我的眼前,与之形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对我形成了一种喘不过气来的强烈的冲击。快乐与悲伤,懦弱与强悍、生命与死亡、痛苦与欢乐、一时间蜂拥而来。我想,父亲在造就我时,也一定非常的快乐,他以自己生命的精髓试图打造成一个完美的我,至少他当时一定这么想,尽管后来我是那么的不如人意。然而,我就是这样的让他不如人意地活在这世界上,不如人意地与他对着干,此刻又不如人意地给他擦着身。我想,一个有悖于三纲五常、带有强烈叛逆性格的女儿给他擦身,他会是下地獄呢?还是上天堂?我用被子盖住他赤裸的下身,久久地凝视着他的脸,他没有任何表情,连痛苦的神情都没有。我不知道他离世时怎么想,虽说有三个子女,不管与他亲近的还是不亲近的,死时竟没有一个人在他跟前。死亡之路一定充滿黑暗。想到这里,我异常痛苦地凝视着他,我的胸口开始绞痛。我伸手抚摸了一下他的眼睛,但不管我怎么抚摸都没能将他微睁的眼睛合上。
屋里一下涌进许多人,他们都是些老邻居。我不知道刚才怎样一个人都没有,现在却突然来了这么多人,世界上的事就是那么费解。
接下来就是穿衣服。那位帮工不知怎么这回自告奋勇,似乎全然没有了方才的恐惧。然而,不管她怎么使劲,他硬邦邦的手就是不让她穿进去。
“我来。”我说着,抓住他的手,但他的手僵直得厉害,无法弯曲,尝试了几次也没成功。有人说:“你叫他一声,叫他几声可能就行。”
让我叫他,我万分艰难。自从十岁时离开这个家,离开他,我就再也没叫过他。在我眼里,他比陌生人都不如,陌生人认识后还唤个名字,可他,我连名字也不好叫。而他好像也没叫过我,我俩虽说是亲人,有着世界上最亲近的称谓:女儿和爸爸。但谁也不叫。
又有人在催促:“快叫呀!”
我急了,但仍叫不出口,只说:“你是不知道穿的人是谁才不肯穿?那么我就告诉你,我是小小,小小,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或者喜欢我给你穿,你就让我把你的手穿进去好吗?”
全场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忽然他的手臂竟然被我轻而异举地塞进了衣袖。众人都惊得汗毛管子直竖,而我仿佛觉得父亲活过来了。接下去似乎没有一丝困难,所有的衣裤都像着了魔似地套在他的身上。
“你们看见了没有,我就说,他知道是自己女儿为他穿,所以才让她穿进去。这说明他心里是喜欢她的。“那个人又像在证明什么似地嚷开了。
喜欢我,真是胡扯。我这么想。但我望着他被我擦洗得干干净净的脸,我忽然发现,其实父亲并没有像我之前看到的那样恐怖,此时,他的那张白中带黄的脸,变得异常的纯净,散发着一种纯洁的神圣般的光泽,清瘦中,露出一种少有的书卷气,显得儒雅而又斯文。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没这样好看过,我忍不住用手去摸他,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下来。
“爸爸!”我一回头,是弟弟,他脸色刹白,气喘吁吁地站在我面前,看看床上躺着的父亲,“卟嗵”跪下,不哭,也不说话,全场的气氛骤然变得肃然紧张。半个小时过去,弟弟还是一动不动。站在他身边的人,低着头,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你想哭,你就哭呀,闷在心里不好的。”可他像没见似地,仍一动不动。过了一会,站起身,一声不吭,谁也不答理地上楼去了。
我想他是悲痛过了头,不想答理大家,也就随他去。
众人说,得找个油灯放在父亲脚跟,于是,我赶忙在屋里找起来。底下没有,我就上了楼。
一进父亲的房间,发现弟弟躺在父亲床上,见我进去,他也不言语,只是对我傻傻一笑。我一心想找油灯,也没理会他,只是覚得他的神情有些古怪,大家都在忙乎,他倒好,竟然独自躺在这儿笑。然而,这念头一闪就过去了。终于,我在一个床脚边找到一盏油灯,就顾自下了楼。
油灯摆放在父亲的脚跟,我划了一根火柴点亮,火苗一闪一闪。我坐在他的脚边,守着他,守着那盏忽暗忽明的灯。几个陪夜的亲戚在方桌上聊天。透过似暗似明的火光,父亲直挺的身躯完全进入我眼帘。昔日的我与他在这幢老宅里生活的情景,犹如电影一幕幕地浮现出来:我仿佛看见他就在这儿,坐在马桶上边喝老酒,边嚷嚷:“小小,快,快给我把桌上的酒瓶拿过来。”于是,我忙不迭地拿着酒瓶奔跑过去,刚想将酒瓶递给他,不慎一脚踢上了他放在一旁的马桶盖,“啪”,连人带酒瓶摔出老远,人倒瓶碎,酒洒了一地。
他一下子从马桶上站起,显然意识到光着腚不雅观,又赶紧坐下,骂道:“啥事都不会干,连拿个酒瓶都不会,我生你养你都不知道做啥?真气死我了。”
我自知闯了大祸,吓得哆哆嗦嗦地爬起来,擦了擦摔痛的膝盖,闷声不响地捡着瓶子的碎片。
父亲见我这般,更是火冒三丈,他提起裤子,走过来,用指头触着我的额头说:“你去死算了。把我的酒全给洒了,我看着你就来气。”说着,扯起我的耳朵往上提,我顺势踮起脚跟,两眼盯着他,不吱声。
他见我一副不认错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还不认错,跟我拧着劲,就像天生跟我作对似的。”
我的耳朵被拎得又痛又烫,使劲将头拧了拧,试图挣脱,要知越挣扎,他就揑得更紧,根本无法挣脱。就这样,他拎着我的耳朵像没头苍蝇似的滿屋子乱转,直至找到一把芦花扫帚将我没头没脑痛打一顿才罢休。
我的视线又被墙边一个泥土砖块垒起的棚吸引。那是我们家的兔子棚,每天放学后,我和哥哥就一起去割草,喂养家中的兔子。那些兔子很漂亮,白色的毛,红红的眼睛,两耳朵直竖,看上去很聪明,有些草它一碰就不爱吃,掉头就跑。父亲说,家里的兔子都比我强,懂得什么草好吃,什么草不能吃,不像我,不管什么东西,饿极了,眼也红,逮到啥就啃啥,一点都不懂分个清红皀白,简直就像饿死鬼投的胎。有一回,他看见我,竟与兔子在抢玉米杆吃,被他逮到,一把从我手里夺去,用玉米杆在我头狠抽了几下,嘴里还不停地骂道:“看你还嘴馋,竟跟兔子抢食吃,老子生了你,你就不像老子,竟跟动物一般,丢老子的脸。”许是他发现,我为了肚子而绝不会顾及面子的性格,也怪,从那以后,他竟然会隔三差五的给我两分钱,给时,就像我是乞丐,他把硬币丢在我脚下说:“一分钱都来得不易,你得自己弯腰捡。”他说得对,不劳动怎么可以得食?我将他扔在地上的钱捡得飞快,眼睛里却对他射出仇恨的光芒。
哥哥和弟弟就没我那么走运,尽管他俩恐怕比我还饿,但是他们被父亲严厉的管教弄得毫无思想可言,他们的脑袋里从小到大接受就是父亲的权威,至高无上。他的行为言论就是法律,任何一个人都无权置疑。就是那一次,哥哥饿得实在受不了,他向父亲讨要二分钱,竟被父亲在冰天雪地里追了三里地,把妈妈急得像兔子似的跟在我父亲屁股后面乱窜,说:“要是我儿子踩上结溶化了的冰河窖隆,掉下去,我就与你同归于尽。”然而,父亲就像根本没听见,他不断地追啊追,直到追上,把他痛打一顿才罢休。为此,哥哥和弟弟结成一派,有段时间,他俩就联合起来对付我。只要知道父亲给了我钱,他们就变着法将我买来充饥的食物弄过去。开始时,我还不知情,任凭他俩捉弄,后来父亲发现不对,怎么他给了我钱,我还在偷吃自家地里长得半不拉楂的玉米。当他知道是他俩骗走我的钱或吃的食物时,就在书屋的两条长板凳上各按一个,手里拿着把扫帚,左边抽十下,右边打五下,直打得兄弟俩像耗子似的乱叫。让他俩向我道了歉才了事。至此,兄弟两人再也不敢捉弄我,而我以后只要有钱,买了食物就分给他俩一半。所谓“不打不成交”,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我的目光又落到里屋的那张方桌上。那里是父亲常常给我讲他自身经历的地方,他讲的事,通常是他在上海学戏时的趣闻轶事。他讲他在京剧院学翻跟斗的事,也讲在他父亲商店里当学徒的事,讲着讲着,他就会说:“你要是个儿子该多好啊。”
每当这时,我就会困惑地问:“你不是有两个儿子吗?怎么要我也是儿子呢?”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他们哪像我的儿子,要说像我儿子,如果你是男的,那倒还说得过去。”听了这话,我会眨巴着眼睛,望望他,心想,大人的话怎么就这么难懂。是他的儿子,他偏说哥哥和弟弟不像他的儿子,不是儿子的我,倒说像个儿子。唉,我不懂。反正我不是他的儿子,想那么深干嘛。不过很多时候,静下心来想,难道父亲真的喜欢我比他的儿子多一点?
嘿嘿!身旁好像有人在笑,我一回头,原来是弟弟。我瞅了瞅他。只见他一个劲儿地冲我笑。他的笑,很诡异,让我觉得他极像一个人,是谁呢?一时竟想不起来。好像就在眼前,忽然又飘走了。
他就这样坐在父亲的床沿,好像死的不是他深爱的父亲,倒像是别人似的。他盯着父亲的眼神,就像瞧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脸上没有悲伤,也没有痛苦,有的只是一种忧伤、迷惘和困惑。随后,他翘起二郎腿晃动着,把躺着父亲的那张床弄得“吱嘎吱嘎”响。还兴高采烈的对我说:“妹妹,你终于来了,我很高兴。我以为你不会来,想不到你真的来了。”说完,又“嘿嘿”笑了两声。
“你昨天上哪儿去了?留他一人在家里。”我说,尽管对他称呼我管我叫妹妹覚得奇怪,这是以往父亲得意时才叫我的小名。但我还是问了最想问的问题。
“我在值班,有什么问题吗?”他乐呵呵地说。
“值班,那就没问题。”我说。
“我在想,怎么会在我值班的时候,我就死了呢?”他说。
“是父亲死了,不是你死了。”我更正他。
“是吗,我怎么觉得是我呢?” 他一脸的茫然,转头俯下身,又仔细瞧了瞧躺在他身边的父亲,不相信地拧了拧自己的手臂。
我觉得弟弟似乎那儿不对劲,他从进来到现在,见到父亲后,他不但没有表现出一丝悲痛,相反还一直在笑,而且独自在楼上父亲的床上顾自躺到现在,说得话又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弟弟一下子接受不了死去父亲这个严酷的事实,神经出了问题?想到这儿,我的心倏然紧张,一位亲戚似乎也感到了弟弟古怪的行为,走过来悄悄对我说:“你弟弟好像有点不对劲。”
对呀,在我们兄妹三人中,应当说,他与父亲的感情是最深厚的,自从母亲离家出走后,不管怎么说,父亲担当起了既当爹又当妈的角色。他们彼此唇齿相依,咬着唇连嘴痛。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今天弟弟见到他去世,怎么连哭都不哭,反而笑呢?我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忍不住对弟弟说:“他死了,你要哭就哭吧。”
誰知他听后,朝我瞥一眼说:“我死了,有什么好哭的,笑才对,爸爸不需要为我有没有饭吃发愁了。我死了,又不是爸爸死了。”说完,仰天大笑说:“小妹,今天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高兴。”
听后,我心如刀绞。弟弟平日很少说话,自从母亲离家出走后,他就变得沉默寡言,似乎懂得这个世界轮不上他说话,就算说了也是白搭。在他的意识里,长期的贫困而引发的饥饿和被母亲抛弃的事实,让他覚得自己多多少少是个累赘。而且,他也同样经历了由于家庭的变革而带给他的种种苦难和打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的是一种生不如死的心态。而今天当他直面与自己相依为命,相亲相爱,一起历经生生死死的父亲的死亡这个残酷的事实时,他受到了前所末有的强烈的打击和刺激,他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定希望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亲爱的父亲。他宁愿父亲活,他死。他恍恍惚惚地上楼,当他躺在父亲生前一直睡觉的床上时,现实与梦想的碰撞。让他不相信父亲已经死去,现实的残酷与之人幻想在他的内心深处形成交战,他的神经开始出现混乱,父亲的灵魂仿佛穿越时空进入到他的灵魂,他觉得死的是自己,活着的是父亲。
“活着”的父亲下了楼,坐在床沿凝神且忧伤地凝视着床上死去的“儿子”。
“一定是你父亲的魂伏在你弟弟身上了,所以他的言谈举止全像你父亲。” 帮工说。
我的可怜的弟弟。我起身,站到他的身后,用双手扶住他的双肩,将自己的下巴搁在他的头顶。谁知他转过身,一把握住我伤残的手,用他的另一只手不停地在上面抚摸,并且喃喃说:“你一定很痛,让爸爸给你摸摸。”说着,还用嘴对着我的残手吹了又吹。
“弟弟,我可怜的弟弟,不,我的,我的。。。。。。”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悲愤的心情,望望父亲,又看看弟弟,想起父亲也曾这样抚摸过我手的情景,我忍不住哽咽着轻声唤弟弟,却仍然无法把父亲的称谓叫出来。
就这样,弟弟犹父亲般,主持了整场葬礼。他,一会儿给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端水,一会儿又给他们分发着香烟,跑前顾后,忙得不亦乐乎,热情地招待着所有的人。稍有空闲,他就坐我对面,笑眯眯地看着我。他快乐的神情,让我觉得他仿佛不是在参加一场葬礼,倒是像在参加一场亲人失散多年后重逢的喜庆礼宴。有时,我觉得他兴奋的情绪似乎表现过了头,就拉他坐下来,当我稍不留意,他又乐颠颠忙乎去了。
慢慢地,好多人都觉察了出来,当得知是我父亲的魂伏在他身上时,都摇着头,叹口气说:“也难怪,他是高兴啊,他女儿来参加自己的葬礼,他是向大家传达这么个信息。来了就好,就好啊!”
我不聪明,但还不至于傻到听不出人们对我的责难中带着的宽容,同时也听出他们也为我父亲高兴,不管怎样,我还是来参加了他的葬礼,来了,就是认他,来了,我就是他当然的女儿。我这才恍然大悟,弟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兴高采烈,原来是父亲内心所表达东西,这是一种真情的自然流露,一种对女儿认同自己的一种兴奋,一种表露自己喜欢女儿的吿白。想到这儿,我的心犹如潮水般汹涌,我发现自己竟然是那么的丑陋,那么的渺小,那么不值得一提。你以为自己是谁,是最正确的吗?可以不顾一切地不要父亲,可以不顾一切地不认他为父亲,可以不顾一切地割断与他的任何联系,甚至认为他根本不值得一提,你是谁?你是他的女儿,你要不要他都不是你自己能说了算,要不要他都是他生的你,要不要他你永远只是长在他根上的一枝藤蔓,不管你伸展多远,只要他的根一死,你的蔓也就枯萎。你以为你是誰?你是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就是你的父亲,不管你承不承认都是,那怕你死或他死,别人都会说,他的女儿或她的父亲死了。而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他死了,但他还是想通过弟弟的举动来传达给你一种信息:他爱你,并且至死不渝。
想到这儿,我的情绪陷入了一种漰溃状态。我发现自己的灵魂是多么的丑陋,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看到我自己:自私、狂妄、狭窄、目空一切等等、等等。在我弟弟的脸上,我完完全全读到了自己所有不应有但一直存在并且自以为是的狂妄和叛逆。你可以背叛你所认为一切约定束成的东西。但是,你能真正背叛你的亲生父亲?相比之下,我对他做了些什么?不理不睬,充满仇恨。毫无一丝女儿对父亲应有的父女情份,更谈不上对他有任何的关心和体谅。而父亲的爱,涵盖了人世间最纯朴的感情,不管生和死,不管他怎样骂你恨你,但他都爱你。也许是他处理问题的方式让你无法接受,但从他内心来说,爱你的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哪怕时光倒流,哪怕山崩地裂,哪怕已经死亡,都阻挡不了他穿越时空对你表达发自内心的那份真挚的情感。我意识到,并已深深感受到他对我的这份真挚的爱,只要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我永远无法迴避这个事实。我也不愿再廻避这个事实。我热泪盈眶,忏悔不已,肝胆俱裂,痛不欲生。我跪在他的面前请求他的原谅,然而,我的嗓子始终沙哑,喊不出来,我的眼睛被自责的火焰烧得干涸,淌不出一滴泪珠,我就像一只迷途的小狼跪在已死的老狼面前,除了仰头干嚎,再也无能为力。
“妹妹,人死不能复生,你能来,爸爸知道了他一定很高兴。”是哥哥的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到来,一脸的悲痛,一脸的茫然,一脸的悲怆,唯有弟弟仍兴高采烈的忙乎着,让人看了越加心酸。
哥哥伸手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我刚才在整理抽屉时发现的,我只是想看看父亲有没有写下欠条,我怕他欠了别人的钱。“我想,难为他想的周到,这是作为子女唯一能做的了。
“有没有?”我问:“有多少?” 我想,父亲穷途潦倒,欠钱是免不了的。
哥哥摇摇头说:“没有。”显得很落寞,好像父亲不欠债,反倒是他欠了他债似的。
我觉得也是如此。心中的内疚如果找不到一种方法来弥补,活着的人永远不会安心。
我的眼睛落在父亲微微张开的手心,发现掌心里竟有几颗糖。我觉得很奇怪,是誰放得呢?我瞧见一位约莫六七岁的女孩站在他床边。我弯下身问:“这糖是你放得吗?”
她点点头。
“为什么要放呢?我又问:“你自己不好吃吗?”
“公公常给我糖吃,他对我可好咧。”她一脸认真地对我说,还转过脸对他说:“公公,你吃糖,你吃呀,你吃。”孩子是单纯的,她的世界里没有死亡,没有恐惧,有的只是谁对她好,她就对谁好,在她的意识里死亡和活着没有太大区别。我看到了父亲生前的另一面,尽管这是在他死后,其实一个人活着时并不能真正清楚自己在别人眼里究竟是怎样的,唯有死后,才能从别人对待他的态度中知晓。他以他的善良赢得了街坊邻居孩子的心。在举行葬礼的过程中,他的两只手掌心里放滿了孩子们给他的糖,面对这些我不止一次地发问,我究竟给过他什么?我羞愧不已,我从没给过他什么,我给他的只是无尽的仇恨和抱怨。
哥哥在张罗,我起身穿过厨房间,走进院子。院里开着红色的月季,旁边栽有一棵柿子树,墙角有一丛凤仙花。我抽出信封里的信看了起来,发现是父亲写给我的。他说:
“小小:我的女儿,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人世了。我知道,你一直恨我,对这个问题我到死也无能为力。但是有一点,我想对你说明的是,其实,从我内心来说,你们三个兄妹中,我最爱的却是你。我一生读书无数,喜欢艺术,喜好交际。我的梦想就是当一名京剧演员,那怕是跑龙套也好。当年你爷爷送我去了上海,他的目的是让我经商,然而,我对经商从来不感兴趣,经常偷跑去京剧院学戏。我从家里带出去的钱,全花费在了学戏的上头,但上苍不公,一次学翻跟斗时,竟然摔断了腿,你爷爷从此把我赶回了家,并不允许我再出去。此后我的心情越来越差,后来就借酒消愁,以后我又被打成‘右派,’我没了工作,也就没有了我所追求的梦想,我开始沉沦,看什么都不顺眼,嗜酒越来越凶,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对你的出生,其实我是很欣喜的,我喜欢女儿,但你脸上的那块胎记让我感到很没面子,尤其当知道你的那块记与我的命相克时,我就再也不敢去面对你,更不敢去想像你未来的生活,因为我发现,你不同于别的女孩子,虽然容貌丑陋却长着一颗比天还高的心,而你的叛逆性格更让我吃惊。然而我又不得不承认你清高和孤傲的品性。那目中无人的个性让我既恨又爱,因为我从你的性格中看到我自己。喜爱文学、音乐、艺术,热爱朋友,认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会争取到一切,这种狂热会创造一个人,同样也会毁掉一个人,你和我一样,比我还惨,甚至还落下个终身残疾。从此既不能跳舞,也不能写字,与你喜欢和奋斗的理想绝缘。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两个彼此仇视,又十分相像,就像是一面镜子,看到对方的同时,也看到自己。
由于你的母亲,我们最终成为了“敌人”,尽管这样,当我看到你始终如一袒护着你母亲时,我从心里说:这才是我的女儿,她永远不会向邪恶低头,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你让我相信,纵然世人拿走了你身上的所有东西,命运让你一无所有,但永远拿不走你一身的傲骨和志气。在你的人生道路上,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挺着脊梁一直向前,决不会像我一样堕落、沉沦。
我和你母亲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这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的悲剧,产生这一切的有社会的根源,也有我自身的因素,当我得知我的初恋情人因我与你母亲结婚而自杀后,我再也无法面对你母亲。我认为,是因为她与我的结合才导致了我心上人的死。她的死,让我不断地自责自己,并把对社会的不满,对自己的不满,对所有这一切产生的不满都转化成仇恨一股脑儿地迁怒于你母亲的头上。我恨这个社会,也恨你,更恨你母亲,我所有的愤怒无处发泄,于是只好倾泄在你母亲和你的身上,以为这样才能解救自己。可是,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和你的母亲,更不该将自己应该承受的痛苦和责任推卸给你母亲和你,我不是一个好丈夫,更不是一个好父亲,假若时光倒流,我会好好待你和你母亲的,可惜一切都已经迟了,我和她与你都将怀着对对方的仇恨死去。我只想让你替我转告你母亲,请她愿谅我对她所做的不该做的事情。
我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酒摧毁了我的健康,而我摧毁了我自己。在我的心里,你是我的骄傲,如果苍天有眼,家门有幸,有所建树的就是你。我家袓上世代是书香门第,到你太爷爷的太爷爷才弃文从商。我这个人一生懒散,既从不了商,也从不了文,弄得四不像,一样也不成。可我的心不死,我们袓上的书香不能说断就断,你行,你一定能行。唯有你能把别人家的独子招了女婿进来,这镇上我见到的也只有你。你使我相信,你就是你,你是我的女儿。你哥哥太懦弱,弟弟太老实,他们能混口饭吃就已经不易。我死后,你们兄妹要团结。你要多关心他们。我在另一个世界里保佑你!为你祈祷!我最亲爱的女儿,永别了!
我一无所有,留给你的只是挂在床头的那支笛子。顺便说一下,你离家走后,我再也没有吹过!
     深爱你的父亲 绝笔
1982年8月22日
信纸从我的手中飘落,我呆如木鸡,一切晃如梦中,父亲,我的父亲,我似乎穿过千山万水,拨开重重迷雾才看见你那张真实的脸,看见你对我的热爱之心。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你知道,我此时此刻一份复杂又忏悔的心情。之后,我愈加处在一种恍恍惚惚,似我非我之中,我机械地做着一切葬礼上的事,要出殡了,父亲被挪到客厅,灵堂就设在这儿。按照这儿的习俗,前来吊唁的亲属都要给他的心口叠丝棉,意为貼心貼肉,以示对死者的尊敬。我和丈夫站在摆放父亲躯体门板的两侧,各自手中拿着一张丝棉,撕开后将它轻轻放在父亲的胸口。我的双手颤抖的根本无法放置,丈夫一定感觉到我的状况,随即将我手中的丝棉拿了过去,由他完成了这个仪式。
殡葬车来了,父亲将被送去火化,棺木抬起,我手举着那盏油灯跟在人群后面,心,随着油灯飘忽。邻居说:“一抬出屋,你就将油灯摔在地上。”
我问,这是啥意思。他说,代表一个人的死亡。我想,很对,人如油灯,灯灭就是人亡。旁边的人说,你赶紧摔。我举着油灯,神情恍惚地走在后面,摔呀!不!我不想摔!但不知怎么,油灯摔了,我的心,也碎了。
火化很简单,前后一个多小时,就将身长几尺的人,烧成了灰,放入盒子才一把。
从殡仪馆到墓地路有点远,一行人沉默无语,哥哥是老大,骨灰盒自然由他捧,弟弟欢蹦乱跳,一会儿跑到队伍前边,摸摸骨灰盒,一会儿又跑在队伍后面,高声叫着我的名字。我觉得父亲根本就没有死,死的倒是我,有好几次我都摸摸自己的手,问丈夫,我活着没有。得到他的肯定后,我才恍惚着继续向前走。
墓地到了,四周一片寂静。父亲墓穴的一侧有一座坟墓,墓旁种着四棵柏树。哥哥告诉说;“这是父亲生前做过事的一家商店的老板,当时他给这老板作会计,想不到死后,俩人仍在一起。”不知这回是父亲给他当会计,还是他给父亲当会计,阴间的事,阳间人是不晓得的。
帮工将四个熟鸡蛋扔在墓穴的四角,又伸手抓了些石灰撒在里边,而后,吩咐哥哥将骨灰盒放进墓穴。
哥哥跪在墓穴前,将骨灰盒端端正正放入洞穴,骨灰盒装在一水泥盒中,为的是避免雨水的侵入。
看着这一切,跪着的我神志很恍惚,“啪嗒啪嗒”随着泥土打在骨灰盒上的声响,我的心在抽搐,剧烈的疼痛使我直不起腰来。渐渐地,泥土覆盖住了父亲的骨灰盒,上面垒起一个小小的土堆。帮工在坟头植上一棵万年青,宽大的叶子让坟墓看起来更小。没有立碑,哥哥说,来不及了,过清明时给补上。
参加葬礼的人三三两两走了。父亲死时虚岁五十七,活得不长,他的人生路走到这儿算是到了尽头。天已经灰暗,像要下暴雨,闷得人喘不过气来。哥哥说:“走罢,大家都等着吃豆腐饭了。”
弟弟不言语,依然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环顾一下四周,朝前走了几步,回首,远处的田野连着天空,乌云正排山倒海似地压过来,宇宙是那么的大,父亲的坟墓像一粒绿豆,种在广漠的田野里,在天与地之间显得渺小且孤伶,想到躺在地下的他——我的父亲,生前竟没能听到我叫他一声父亲,死了也是如此。
“小小,走吧。”哥哥又在催促了。
弟弟却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突然仰天大笑。望着他疯也似地狂笑,我再也控制不住压抑在心头的悲怆,急速返回父亲的坟头,“卟通”跪下,声嘶力竭地爆发出隐藏在内心多年的那声:“爸爸……”
然后疯也似地跪在坟头,不顾一切地用手飞快地扒着泥土,仿佛要将他从泥底下挖出来,搂在怀里似的。是的,我就想搂着他,并且亲亲他,其实我不恨他,根本就不恨,不仅不恨,还深深地爱着他,我感谢他给于我的生命,让我有资格活在这世界上,感谢他让我接触到书本,使我能明理是非,甚至感谢他给我的一次次耳光,让我懂得人的生命需要这样的锤练才能百炼成钢,有一天能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样来。
哥哥先是愣在那儿,当他听到我歇斯底里的狂叫后,竟一把拖住正在大笑的弟弟,一起“卟通”跪在了父亲的坟头,大声哭喊道:“爸爸,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小小叫你了。你一直喜欢她,爱她,如果你九泉之下真能听到的话,那你就显个灵给我们看看。”哥哥说完,泣不成声。
瞬间,狂风大作,呼哮着从远处席卷而来,将田野里的庄稼吹得犹如海浪般翻滚,接着便是大雨倾盆,此时,一直在狂笑的弟弟突然放声大哭,而我却泪雨滂沱,仰天大笑,他俩的哭声伴着我疯狂的笑声在父亲的墓地久久迴荡。



第二十一章

1

从父亲墓地回来,我就像脱胎换骨变了个人,整天恍恍惚惚的沉溺在对父亲的内疚和怀念之中,像个隐身人似地在家里晃来晃去。母亲感到了这种异常,对我的举动表示不解。我并不想对她作出解释,她和父亲的事,随着父亲的去世也算有了个结束。我以为,父亲的死,令她一定很高兴。心里这么猜想不知怎么对她就产生了一种忿恨,我问她:“这下你高兴了吧?他死了。”
谁知她木然地看了我半晌,竟然哭出声来:“你以为是我害死他的?他的死是我的错?”她用手背边抺着眼泪边抽泣说“我就知道你的心里向着他,这下好,死人是没有错的,错得全是我。因为我活着,活着的人,才是有错的,应该责任承担全部错误,是不是?你这么说,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我冷漠的望望她。
她见我如此,又说:“你以为我这几天好受,这死鬼,你倒是少抽几根烟,少喝杯酒,就不至于死的那么快。我跟他是合不来,但也不至于想他死,做人是不可以这样的。你这几天在忙,可你知道吗,那死鬼身上穿得衣服全是我帮他买来做的,他倒好,穿着我给他做得衣服体面的上了路。而我呢,我嫁给他到现在,他给我做了什么呢?我死的时候,谁给我做?”
原来父亲出殡时穿着走的几件外套都是她给做的,我这才恍然大悟。
她越说越来劲,越哭越觉得自己委屈,临了还说:“你就不瞧瞧我的脸,我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这才瞅了她一眼,发现她好像一下苍老了许多,人明显的消瘦,脸也很憔悴,额头上多了几条皱纹。我大惊失色:“你,你这是为什么?” 说时,有点结巴。
谁知她说:“人总是有感情的,这死鬼,尽管我恨他,但他必竟是我的丈夫,再说,我除了他,也就是他了,我实在是和他过不下去,他不打我,不逼我,我们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这我清楚,母亲说得一点没错,连我都无法忍受。看来,人不是动物,感情这个东西说不清也道不明,我想,父亲已经去世了,不管他俩谁对谁错谁也无法说得清。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藕断丝连,大体都形容这一类。再说,人死了,就算判了谁对谁错又能怎么样,只要他俩活着就依然如此。我说:“父亲说,让你原谅他。”说罢,我走过去,坐在沙发里。
她听罢我话,愣了一下,说:“说声原谅有什么用,人都死了。”她一边说,一边继续抺着眼泪。
突然,我想起什么,问:“妈妈,你和班主任是怎么回事?”
“我和你班主任?”她吃惊地望着我。
“对啊,”我说:“反正你一个人了,问这个问题算不得什么。”
“你这个人有没有毛病,怎么怀疑到我头上来了。”她一脸的严肃说:“是你的班主任,跟我有啥关系,扯哪儿都不上号,你怎么扯到我头上来了?”
我覚得她装假的厉害,不免有点生气,说:“对我你都这样,对谁你才肯说真话?”
“你是说我讲假话,那好,我讲真话,我讲。”她很生气,一屁股坐到凳上就说:“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装不知道,班主任一直喜欢你。”
“我?你撒谎!”我一下从沙发里弹起,神情像遭雷击一样:“他喜欢我?”
说到这里,她站起身,快步从我面前走过,去了隔壁自己的房间。一会,她拿着一个布包过来,递给我,说:“这是他留给你的东西。”
“给我的?”我诧异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这是个蓝白相间的格子包裹,在常人眼里实在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可如今在我眼里,它太不寻常,也太令我心颤。我不敢想像,这个包裹曾经过他的手转给我的那个过程。这是一个生与死的过程,是生存与死亡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环节中揭示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份真诚,这份真诚与爱是那样的专一,至死不渝。
我屏气静息,慢慢地打开一个角,再打开另一个角,里面露出几页纸。当我将最后一个布角打开时,“啪”一声,有东西掉在地上,“咕噜”滚去一边。我走过去,低头一看,原来是一枚戒指。我捡起它,拿在手里,仔细端详,发现它很陈旧,许是年代久远的缘故,泛着一层金黄。什么意思?我低下头,认真读起信来:
“小小,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走了。去往那个我向往的世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活着已经很痛苦,唯有死亡才可以解脱。我短暂的生命只有三十九年。在这过程中,认识了你。认识你,我真的很高兴。你不知道,当我第一眼看见你时,就喜欢上了你。尽管我们年龄相距那么大,尽管我是你的老师,而你是我的学生,这种感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什么年龄,地位、财产、在它面前都显得无济于事。然而我不敢说,因为我是你的老师,是一师之长。奇怪的是,我却偏偏喜欢上了你。你的任性,你的不拘小节,空下来就坐在那儿使劲咬着手指头的习僻,还有遇事总显得漫不经心的样子,就算是大人物说你,你仍会像将军一样的蔑视一切。你的愤世嫉俗、疾恶如仇,爱憎分明,主持公正的秉性,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溶化在我的血液中,终于让我作出了一个决定:回绝了原来的女朋友。这个决定是我作的,尽管我知道,等待你成长的过程是多么的漫长,但我宁愿选择等待。然而,你家庭的变故,让我对你的感情莫明其妙地被牵涉进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中,在旁人看来,我成了使你们家混乱不堪的人,天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多么的纯洁,以至于我从不充许自己对别人有什么想法,因为你占据了我整个生活的空间和灵魂。你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只要看到你高高兴兴地来上学,我就说不出有多高兴。当看到你和你母亲被你父亲打得遍体鳞伤时,我内心就痛苦得要命。后来,得知你随母亲终于逃离父亲的毒打,去往新的地方求生时,我即担忧又高兴。担忧的是,你父亲如果找到你,你就再也经不起肉体的痛苦和心灵的摧残,你病弱的身体又如何再经受人世间的狂风暴雨。高兴的是,你病歪歪的活过来了,竟坚强地挺身活到现在。我为你高兴,也为你骄傲。正因为如此,尽管期间发生了许多玷污我个人感情的事,但这仍不足以使我放弃对你的那份爱。为了你,我宁愿用我毕生的精力来守候,默默地爱你,远远地看你。你知道吗?当我实在想你时候,我就偷偷坐车跑到镇上来,站在你上班的地方,远远地看你,有几次,我都想走过来与你说话,但考虑到你,我仍然忍住了。我没有你的照片,但直至今天我依然清淅地记得你的容貌,连同那颗曾经长在你脸上的胎记。在我眼里,你的容貌美丽无比,尤其是那块胎记,总让我心动不已。当我现在写这信时,它仍出现在我的眼前,可爱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小小,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男子汉。因为我好几次都想通过信件告诉你,我对你的爱,但真到写时,却总是写了又撕,撕了又写。这其中的感情很复杂,最主要的,就是怕别人说闲话。这世界上最毒的是众人的嘴,原本没有的事,会说成有,原本很美丽的事,一经传播,就扭曲成了丑陋的事。在我心里,你是那么纯洁无暇,我宁愿选择孤独的死去,也不愿众人的嘴伤害到你。
 我知道,你一定记恨你的父亲,但你为他想想,他也是一生不得志,空有梦想,而抱憾终身。你和你母亲的出走,更加剧了他对社会、对你和你母亲、甚至对他自己的不满,他更加忘乎所以,自暴自弃。其实,他也很悲惨,造成他这样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原因,挖其根源,也有社会的因素,是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悲剧,自然影响到家庭,而家庭的悲剧又怎么能不涉及到个人呢?于是,就产生了像你父亲这样的人。他难道不是这个悲剧时代产生的悲剧性的人物呢?这也就影响到家庭中的所有成员,自然涉及到你母亲,哥哥、弟弟,还有你。说这些,只是让你知道,也希望你能尽量去理解你的父亲,有一天去认他和叫他。他做了很多对不起你和你母亲的事,但他自身也是一个悲剧的缩影。你知道吗,我的父母亲也是因为说了真话而被打成“右派”,父亲被关在农场里批斗折磨而死,母亲因此得了忧郁症自杀身亡。从这一点上看,我同情你的父亲,我希望你能宽恕他,原谅他,因为他是你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我和你是一条藤上的两只苦瓜,不同的是,你有母亲、父亲,而我却没有,一个人在世上孤零零地生活。因此,当我一见到你时,命运就注定将你我连接在一起。注定会有今天的结局,为你而选择默默地死去。
 我要走了,就在这几天了。我常常看见许多小鬼在我眼前跳来跳去。那些鬼长得很可怕,说了你也许不信,但我的确看见了。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只能说是我的幻觉。但事实告诉我,我就要离开你,离开这个世界去往地狱。有人说,只有结婚生子的人才有资格去天堂,如果这样,我只能走向通往地狱之门。听说,你就要结婚了,这是你的人生大事,也是我的大事,我没有什么可以送给你,托人捎去两只绣花被面交给你母亲,再由她转交给你,礼不重,我多年来一直住院治疗频繁,尽管省吃俭用,却没余款留给你,也请你原谅了。你我师生一场,唯有真情留在心里。对你我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你活得开心,活出你自己就行。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你,你不会让我失望。
另外,你也不用去寻找我的坟墓,你找不到的。人死了,是不用立碑的,我只希望你做我期望你做的事,继续喜欢你喜欢的文学,有一天写出你想写的小说,写出你的痛苦和欢乐,写出你对生活种种的苦涩和感悟,写出几代人在一个时代背景下生生死死的悲剧人生。我相信,一个承担了众多亲人生命鲜血的人,一定会用心去写,用泪去写的,用笔蘸着血写的,她写时,这些人会给她以力量,给她以灵感,给她以别的写作者所不拥有的东西,这是一部用血泪浇灌成的书,寄托着很多人的希望,因此,你一定不负重望。
我要走了,当你成功的那一天,捧着你的书到我曾经遇见你,生活过的那个叫北广的小镇去见我。那时,我一定会在那儿等你,为你吟诵一首《还魂诗》,你会看到我的,一定!我不信上帝,但为了你,我要说,愿上帝保佑你!
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你的班主任 涵伟
1981年9月29日
信看完了,我整个人像被风吹过的树叶,颤抖起来。我的班主任,不,我亲爱的老师,我心中一直爱着却不知道爱着,一直以为是他与母亲而根本不是,并深爱着我,为我付出和承担了一切的男人,你不知道你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私,我多疑,我庸俗、我卑鄙、我愚蠢、我不知道所以,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一个多么让别人讨厌也令自己讨厌的人。我的母亲,她面对我时只能忍受,而不能说出实情,也许她知道,倘若她之前就告诉我这一切,那么,受社会唾沫的是我,而不是她。我成了什么样的人,我还怎么做人?!她默默地忍受着,不管父亲将她一次次地打得头破血流,不管众人的言语将她置于死地,走在大街上被人触着脊梁骨,也不管一次次地被人当成“破鞋”站在台上被批斗。而你竟为了我,默默地将这份情感珍藏在了心底,带着它默默地走向地狱,只为成全我的幸福。
如今,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去地狱的去地狱,还清白的还清白,而我却背负着这份沉重的爱,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带着一份深深的忏悔来奠基自己不可饶恕的灵魂,苍天啊!这难道是我的错?!难道上帝要让我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躇踌于感情的泥泞中不能自拔?我的心在颤抖,我的灵魂在哭泣,我的头颅沉重的像一轮被冰雹打后的向日葵搭拉着,任凭时间悄然离去。我什么都不敢想,又什么都想了,空气沉闷的像要爆炸一般。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母亲打破了可怕的沉寂。
“怎么死的?”我欲哭无泪地问。
“他是来看你时,被你哥哥打得遍体鳞伤后,旧病复发而死的。”她说。
听了她的话,我不敢相信地愣了半晌,爆发出吓人的吼叫:“你撒慌,你胡说。”我的神经一下受到重创,变得歇斯底里起来,倒退了几步后,便用残缺的手指着母亲,像是要拒绝这份突如其来的可怕到足以置我于死地的严酷的事实。
“我也希望这不是真的,但事实的确如此。”她的脸冷酷到足以杀死自己,也杀死我。
是真的,难道是真的,是哥哥“杀”死了他,“杀”死了我的班主任,不,他不是我的班主任,他是我心中一直魂系梦牵的人。我不去深想为什么母亲要残忍地告诉我这一切,便不顾一切地冲出家门,跑出好远,仍听见母亲在后面喊,我理都不理。我一路狂奔去了轮船码头,跳上了去往连浦的客轮。一路上,我觉得轮船好像故意在与我作对,开得特别慢,我想要立即见到哥哥,我要与之拼个鱼死网破。
下了船,我径直朝哥哥的住处奔去,愤怒的心像坐在火山上的老虎,狂热的骚动着。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找到那根枪,我要用它来打死我的哥哥,我要打死他,他让我的班主任死,我也不会让他活,我要他死,死得比我的班主任更加悲惨。
进得屋,发现哥哥不在,我跑出屋,就像疯狗一样四处奔跑着寻找他,我想,只要一嗅到他的气味,我就会毫不犹豫地窜上去,我要咬断他的咽喉,让他在没有还手之时就死去。我设想着无数种让哥哥死去的方法,用枪打、用嘴咬、用棍棒揍,我满村庄乱窜。终于,我在村头一棵大槐树底下找到了他,他正在与一帮社员商量着什么事,见到我,就笑兮兮地走上来:“小小,你来了。”
“我是找你算账来的。”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气势凶凶地说:“我要你还我班主任,还我班主任!”
一时间,他愣在那里,等回过神来,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后,就说:“你班主任关我什么屁事?”
“关你什么事,我今天就是来告诉你,是你把他打死的,我也要打死你。”我说着,不知那儿来的力气,一把将他拉到跟前,两眼像箭一般射向他。然后轮起手,对准他脸,“啪”,就是一巴掌。
哥哥呆了,只见他捂住被打得脸,说:“你疯了!”
“是的,我疯了,你知道你打死的人是谁吗?是我的最亲爱老师,你明白吗?”我怒不可厄。
“不对,他是我的仇人。”他大喊起来。
我怒火万丈,再也不想听他的辩解,说:“你的那根枪呢?”
他说:“你要它干什么?”
我说:“我要打死你!”
“就算是我打的,但也不是我打死他的,是他自己死的。”
“不对,就是你打死他的,我要替他报仇!”我转身就走,一路跑步去了哥哥的住处。一进屋,我就在床底下,桌子底下,厨房间,就连柴堆里也找了,但始终不见那支枪:“那枪呢?”我情绪激动地冲他喊。
哥哥见我这般,吓得脸如土色:“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冷静,如果是你,你会冷静吗?”我对着他大吼:“你知道他是誰,他是我最爱的人,我心爱的人!”
哥哥被镇住了,眼睛里流露出迷茫和困惑,他像明白了什么似乎的,结结巴巴地说:“他是你的恋人?!”
“对!”我毫不犹豫地说。
人有时是不能窥视到事情的真相的,当掩盖真相的外表撕去,露出血淋淋的事实时,这种清醒会将人逼到绝境。
显然,他被突如其来的真相惊呆了,两眼直视着我,疑惑、恐惧、痛苦、自责、内疚,瞬息像电影蒙太奇镜头似地迅速反应在他的脸上。片刻,他蹲在地上,双手捧着脑袋一声不吭。
一时,我竟不知如何是好,望着他,我喘着粗气,也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起来。
两人就这样对视着,痛苦着自己的痛苦。
过了好长时间,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弥补你的痛苦”。
“你只知道你的爱情,就不知道我失去他是多么的痛苦。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原谅你。我告诉你,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我对他吼道。
“你都为人妻为人母了,你总不能老记着一个死去的人吧?”
“你以为我是你吗?”我的嗓子又拉了上来:“我告诉你,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我哥哥,明白吗?只要他活在我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原谅你。”
“好吧,你不原谅我,那我就去死!”他气呼呼说:“我死了,你就原谅我了,对吗?”
“对!”一命抵一命,我心里这么说。
“好了,说过就算,再说,人都死了,你哥哥又不知道你的情况。”跟着过来的村支书一直站在旁边听,见我们闹成这样,在旁劝解着:“走吧,我们还要去上海装农药呢。”
原来,刚才他们在槐树底下谈得是这件事。我想。
哥哥拿起那件破军大衣,走过来说:“过四天,回来后我们再谈,你可以在这儿住。”
说罢,他们就走了。
我觉得呆那儿也没啥意思。当晚就坐轮船回了家。
四天的时间很长,我每天心里盘算着如何向哥哥报仇。丈夫不知道此事,我也没跟他说,我觉得这事是与哥哥有关,也只能跟他算帐。母亲说,她那天讲了很觉后悔,如果不是我误认为是她与我班主任有那种事,她决不会对我讲这事。弄得我与哥哥为敌,她说她也有责任。对母亲,我很歉疚,自己的多疑心差一点玷污了她。我说:“我只想为班主任报仇。”
母亲劝说:“人死了不能复生,报不报仇都已没意思了。”
我说:“班主任不能白白去死,要不,他的阴魂一定不散。”
母亲说:“你总不能打死你哥哥。”
我看了看她,再没吱声。
四天后,我坐船去了连溥。那一天正值寒冬腊月,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我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码头到了他住处,发现屋里的所有东西一切如旧,还是几天前的样子。我感到有点意外,于是就跑去支书家,谁知他的妻子也正在犯愁,说原来说好是昨天傍晚就到,可过了一天了怎么人和船都没到,遇上这么大的风雪,真是急死人了。
一种不祥的预兆掠过我的心头。我急匆匆赶去河边,站在码头河边一排光秃秃的柳树下,朝远方眺望。宽阔的河面一片白雪茫茫,根本不见有船只来往。雪漫天飞舞着,散落到田野、芦苇、光秃秃的树上,远远望去,一派肃杀景象。风呼呼地吹着,大朵大朵的雪花飘舞在我身上,粘住我的眼皮,眼睛变得模糊不清。
我焦急地等待着。不知过了多久,天完全暗下来了。我又饿又冷又是疲倦,人变得恍恍惚惚,仿佛听见哥哥的哭声,这哭声凄冽而又悲惨,我似乎看见他们的小船在风涛浪涌中上下巅簸,浪涛翻卷着一排排水草,他们的船被緾住,无法前进,一个大浪打来,差一点掀翻小船,哥哥绝望地撑着舵。又一个大浪打来,他们被翻卷的浪涛连船带人打入黄浦江,就在哥哥被打入江底的一瞬那,他挣扎着双手举过头顶仰天连哭带喊:“妹妹,哥哥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凄冽的哭声穿越时空,犹如滚滚响雷在苍茫的苍穹迴荡。我全身发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恐惧,对着茫茫苍穹仰头喊道:“哥哥,你回来呀,你回来呀!我不要你死,我再也不要你死,你死了,我也会死,我宁愿自己死。”
风潇潇,雪纷纷,泪眼朦朦,肝肠欲断。哥哥,失去他,我会那么的痛,但如果失去你,我竟然也会那么的痛,唯有失去我自己,才不会觉得痛!不觉得痛!一阵剧烈的心绞痛向我袭来,我像一支被雪压倒的芦苇瘫软在雪地上。
三天后,哥哥和队长的尸体被队里的水泥船运了回来。船停靠在连浦码头。风雪将河滩边那棵杨柳树拦腰截断,整棵树歪倒在雪地里,显得杂乱而凄凉。两副担架一前一后分别由八个农民抬着,队长在前,哥哥随后,那件破旧的军大衣覆盖了哥哥僵硬的身躯。
我一见,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抓住他垂落在担架下的手痛苦地摇了摇,随后纵身一跃,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2

哥哥死了。他一直想抽调上来,想回家,但他终究留在了他不想呆的地方。
我活着。但已经“死去”。
开始时,我总是责怪人们为什么要救我,时间一长,我似乎觉得命运捉弄人,大概认为我所受的苦难还不够,所以要让我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继续赎罪。丈夫、母亲、朋友、他们看着我沉默寡言又从容淡定地生活,都以为我忘记了所发生过的一切。然而,他们错了。当我面对自己的内心时,常常会抑止不住对父亲、哥哥、班主任和侄女的思念。这种思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是被淡忘,而是越来越浓烈。他们使我相信,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不是被所有人可以抺去或者淡忘,至少在我的心里他们的价值越来越被岁月磨礪的闪闪发光。我知道,真正有价值的生命不是因为随着他生命消亡而消失,相反,会随着他生命的消亡让人们越加认识和发现他之前所有的价值。
我的生活平淡无奇,每天机械地重复着上班下班,在家庭单位两点成一线中进行。很多时候,我的耳际响起父亲说的话:“你那手还怎么写作,做做吃吃都困难。”
我却在心里抵触地说:“你怎么知道我连做做吃吃都困难,有一天,我要写给你看看。”
无数次我在梦中见到班主任,他总是似笑非笑地拿起一支笔塞在我手上,说:“试着写写,写写 。”
我却在心底里推委地说:“写小说,谈何容易。”
许多年过去了,我对自己不抱幻想,对末来不抱任何希望的活着。活得不耐烦时,我就会自言自语地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母亲听后,说:“这有什么好想的,活着就是活着,问这有啥意思。”若干年后,有个青年作家写了一本名叫《活着》的书,把世界上喜欢读他书的人,都唬得一愣一愣的。说他揭示了一个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道理,我这才明白其实母亲领悟得比他还早,只是她不识字,要不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的肯定是我母亲而不是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了。
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我和全家人同去海天佛国普陀山游玩。
清晨,我独自跨进法雨寺的门槛,只见佛像前供奉着敬果,桌上香火缭绕,佛殿内却空无一人,只有几尊佛像静默地站在各自位置上,露着各自不同的表情。整座佛殿寂静得令人不可思议。一抬头,我忽然瞅见殿顶上火光冲天,似乎要把殿顶烧穿。我心急如焚,大声急呼:“快,快来人啊,大殿着火了,快救火啊!”
这时,从殿外闪进一位身披袈沙的老方丈。他快步走到我面前,对着正在大呼小叫的我,一只手打揖,另一只手掌心向下,搁至我的头顶,嘴里不停地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能动。
母亲与丈夫领着孩子进来了,见此情景,她的吓得面如土色,哭丧着脸,用央求的口气对方丈说“我只有这么个女儿,请不要让她出家,我来世做牛做马会报答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转身却埋怨我说:“瞎说八道点啥,这佛殿不是好好的吗?哪来什么火光冲天的事,你是不是神经出了毛病?!”
我不听,仍固执地用手指着殿顶说:“你瞧,那里不正在熊熊燃烧吗?!”
在旁一声不吭的丈夫,此刻,也诧异地说:“哪有什么冲天大火,一切都很正常。”
听他俩这么说,我很觉纳闷,明明殿顶火光冲天,怎么他俩都说没这回事?
此刻方丈开了腔,说:“此火不是一般人所能见,她能见,那是佛祖神明在给她指一条路。就像唐圣去西天取经一样,唯与佛有缘者,才能见到此火光,日后她需要经过八百九十九个难,才能到达一种超脱自我的境界,去完成她所要做的事情。”
我听后,很觉好笑,一脸满不在乎的样子,用手指指悬挂在自己胸前一串净白的海螺,又指了指挂在方丈胸前那一串色泽深沉的佛珠说:“我喜欢自由,不喜欢受约束,你身入佛界就如孙悟空戴上如来佛的紧固咒,只得在佛门中修行,而无法出界,我宁为自由而死,绝对不遁入空门。”
岂料,他淡然一笑,说:“不是你说不入就不入,有人想入却不得入,入与不入全在于命,不入与入也在于运,有人看似未入空门,却如入空门,有人已入空门,却未入空门。落红尘的人,看似自由,但未见得真自由,而遁入空门的人,看似不自由,却未见的真不自由,自不自由全源于心。生命中有缘而运中无缘,运中有缘而命中无缘,都不能使其成就大事,唯命中有运,运中也有命,才能促其成就一番事业。今天我捧佛祖之意,替你启悟开智,赋予你佛心,至于能否成就你此生想做之事,要全看你自己有没有造化了。”
母亲一听,急忙说:“只要不出家,让她干啥都行。”
方丈又说:“一切都缘于命运。”
我一听,疯疯颠颠地说:“什么命,什么运,我这命早就定,运也早就印,无所谓命,无所谓运,运来了,你想推也推不开,命不好,你想避也避不了,只要你助我干成我想干的事,我就会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临了,说走就走,人生本来就是空。”
母亲说:“什么‘红楼梦’的贾宝玉,这混世魔王到头来,还不是出家。你不能随口在佛祖面前胡言乱语。”
说话间,方丈绕着我身躯走了一圈,口中念念有词,嘴里尽念叨着我听也听不懂的话。而我却被他像施了魔法似的,站在那儿动弹不得,对着他着了魔一般,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不停地点着头。

不知是那高僧对我施了什么魔法,还是我的脑袋被点拨后开了窍。回家后,我竟发了疯似地想写作,并且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自作主张请求调入当地的文化部门。当时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好像受到这股温暖春风的吹拂,显得活跃起来。一种想要摆脱长期制度僵化的生存模式,活出自我个性的意识,把我整日里搞得想入非非。且不说原单位薪水报酬比文化部门高出多少倍,仅从企业跳到文化部门就不知有多难。说来也怪,当我找当地政府的一位领导要求调往文化部门工作时,那位素不相识的共产党干部像见了外星人一般望着我:“你真的愿意放弃高薪,去往清汤寡水的文化部门?”当得到我的肯定后,他竟然笑着说:“一个人愚蠢到连钱也不要,利也不想要而去做一件事,那你就是个人才了。”就这样,我以我的愚蠢,让他帮助我实现了第一个梦想调往文化馆,在那里负责编一份当地的叫《海疆文艺》的杂志,与此同时,我利用业余时间不断地写文章,不知是应了高僧之言,还是佛祖神明在保佑我,反正我写的文章都能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弄得我自己也觉有点玄。四年以后,我被上级部门作为人才流动,阴错阳差地调入葛云县政府机关工作。
我说的阴错阳差,并不是说我不能干好这工作,而是父亲不让我参加任何政治组织的“英明”决策,在我身上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一次,不是我要与父亲对着干而是不想干也得干。在人人差不多都是马列主义“信徒”的机关里,我成了一位身份比较特殊的人物,因为我不是“先锋队员,”但限于我对本地文化的认识,有幸被邀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的政协委员,在那里“参政议政”。时间久了,我发现,机关里确有真正为老百姓谋事,并让人钦佩得五体投地的好干部,但同时也有只吃饭不干活只想着得自己得好处让民众吐唾沫的坏干部。遇上好的领导,他们对我的关怀比对政党自己的干部都关心,鼓励我要与他们长期合作,肝胆相照,为执政党的事业而努力工作。遇上那些唯利是图的领导,你就像一只地必鳖虫,算你干得再卖力再好,他瞧也不瞧。有时还把你弄得啼笑皆非。有一次,机关开展轰轰烈烈的 “三讲”运动,照我看来,这本是党内的事,我说了,但得到的回答是:“你是机关干部,一样要‘整风’。”
逃脱不了。那就开会吧。轮到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有人说:“你身上其实挑不出毛病。”
这可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在我看来,他们所说的没毛病,就是我最大的毛病。
谁知,有人又说;“你别高兴的太早,其实你自己没意识到,你最大的毛病就是政治上不要求进步。”
我,政治上不要求进步?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问题,弄不好要死人的。我这么想。我吓坏了,愣了半晌才问:“什么叫政治上不要求进步?”
回答说:“你不参加党组织。”
我一听,气愤不顾,据理力争,说:“你们可不能这么讲,那是组织上三番五次地找我谈,要我留在组织外面做统一战线工作,如今你们怎么可以出尔反尔!”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每逢遇到这种事,我就仍会责怪我的父亲,好像全是他的错。
就这样,我在里面心惊胆战地工作着。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这个“无名人士”,在党的雨露滋润下,草不像草,树不像树地成长起来。自知是一介草民,我就永远夹着尾巴做人,在任何利益和好处的面前决不向组织伸手,因为工作努力,还常常被上级部门授予这个那个的荣誉称号叫叫。然而,这一切,并不让我感到有什么好高兴的,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像台机器一样地活着,我究竟想要做什么?怎么样活才能活出自己,才能不枉为人来这世界走一趟呢?奇怪的是,在这十几年的业余写作中,虽说自己陆陆续续在海内外的报刊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出版了几部书,但始终没有涉足小说的创作,是我没有写小说的天赋?还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
岁月在无情地流逝,心中那份如形似影的激情却无法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父亲对我的“嘲讽”,班主任对我的叮咛,侄女那张饿得嗷嗷待哺的小脸,让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们充满期待的目光。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位友人下岗后为挣几个养活全家人的活命钱而突然被车撞死了,几分钟前她还在我面前活蹦乱跳地说着话,倾刻间却与我从此阴阳两隔。她的死,让我再一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奈。那份时时压抑在心头的激愤终于犹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在已知天命那年,我辞去了曾经考得晕头转向被人视为金饭碗的令人羡慕的公务员职位,回家当了自由撰稿人。
“轻轻地,我走了,就如我轻轻地来,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离开时,好多领导,甚至家人和朋友都劝我,认为我不是有毛病,就是发了疯,因为那年全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超过五十万,不是他们疯,就是我疯,疯了的我开始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离开家乡去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既不信佛,也不相信任何形式的教,但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信仰,它是什么,我并不清楚,可是我不会放弃在这冥冥之中引导我的力量,直到有一天我离开尘世,返归永恒的地方。

离开家乡时,我特地去了北广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墓就像他活着时一样,也不安生,已经搬动过好几次。开始是埋葬在我家的祖坟,后来因为生产队要平整土地,将他移了地方,过了几年,那地方被一家工厂征用,说是要扩建厂房,于是又迁至现在这个地方。墓地四周全是毛豆地,碑早已立在那里,可惜碑上的字刻得实在不漂亮,歪歪斜斜,幼稚的不能再幼稚,像三岁孩子写得字,可弟弟说,是出钱请人刻的,这种字也能赚钱?弄得我有点啼笑皆非。父亲活着时,刻得一手好字,不知他在地下得知,生不生气?好在子女的名字全刻在上面,这下父亲一定会满意吧,我想。记得有人说,好不好都不能在地底下的人面前说,听见了他会不高兴。我不想再让父亲不高兴,也就没说出口。坟上种得那棵万年青已经发得很大,几乎遮盖了半个坟头。坟上堆放着几块砖头,那是每年清明节我和弟弟上坟时用来压纸钱的。坟经过风吹雨打,向下沉陷了许多,我想借一把铁锹来将它堆堆高,不想,那个在毛豆地里劳作的妇人说,平时是不好随便动坟的,只有在除夕夜或者清明前后三天才可以添土,要不,对活着的家人不好。我只好作罢,人总向往好的东西,就连口彩都是相信的。看来,父亲还是没福让我为他再添一把土,这事也只好请弟弟来办了。这事其实后来一直没办,直到后来全县统一搞土地平整,才把父亲这个骨灰盒移到生产队的安息堂。据说,当时为这事队里的人还有过争执,因为他不是生产队里的人,还不够资格进队里建造的安息堂,但队长说,他死后就一直埋葬在他们队的泥土里,也算是照顾他。父亲生前一定以为自己死后埋在自家的祖坟上是可以一劳永逸,殊不知,死后也被不断地折腾来折腾去,最终还是要人“照顾”才有了个安生之处。弟弟对我说:“爸爸是托改革开放的福,住进了楼房。”父亲的骨灰盒后来被安置在三楼,308室。听这数字,让我觉得有点像监狱的味道。父亲是个活泼的人,葬在田野里由清风白云伴着似乎更合他的意,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满不满意,但我想,对一生被折腾的不能安生的他这恐怕就算是最好的归宿。

离家那天,我把母亲叫到客厅,请她朝南坐下,“卟通”我跪在母亲的面前,朝她叩了三个响头,说:“妈妈,我要走了,感谢你含辛茹苦地生我养我,教育我成长。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今生今世也无法还清。但我从此要远离家乡,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追寻我的梦想,本来你年老多病我理该在家伺奉你老人家才对,但是妈妈,你是知道的,隐藏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永远的痛,它由许多鲜血和生命凝聚而成,多少年来,它牢牢地扎根于我的心中,让我生不如死,让我夜不成眠,让我焦虑成疾,让我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
母亲听后,那张布满沧桑的脸,每条绉纹都在颤动,嘴巴抽搐着,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无声地往外流:“你走吧,走吧,我知道你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去往远方做你想做的事,去完成你想完成的事,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你仍要回家,我会在这儿等你,你的家人都在这儿等着你。”
她扶起我,然后,蹒跚着走进自己的房间,出来时,手中拿着那支长笛。神情严肃地递给我说:“这是你父亲心爱的笛子,你要走了,你就把它带在身边吧。”我郑重地双手接过笛子,眼前仿佛出现父亲穿着长衫,伫立在花丛中吹着长笛的身影,在他身边是含泪微笑着的母亲。

我走了,告别了母亲,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朋友,提着不多的衣物,登上火车去往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那日,我独自一人登上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蜿蜒的长城,廷伸至山的那边,深冬的京城天是那么苍凉,天空中飘浮着几朵白云,这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宽阔的台阶上,人们争相往上攀登,“万里长城,万里长,万里长城是故乡。——这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犹如圣地一般,数以百万计的人在这里热情地奉献自己,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完成上辈人交赋给他们的使命,我开始加入他们的队伍,向上攀登,我忧郁地向远处眺望:
我仿佛看见一个小女孩,扎着两条羊角辫,在江南的一个小镇上,穿过那间“文化屋”,沿着那条蜿蜓的运河在奔跑,天上下着鹅毛大雪,河里结满了冰。那是九岁的我,我边跑边想,赶快找到母亲,让她去阻止父亲,因为父亲正追打着向他要钱交学费的哥哥,去迟了,怕是哥哥要被喝醉酒的父亲追得掉进河的冰窟隆里了。我要她去救他。雪没完没了的下,一片片地飞舞在我的脸上、粘住我的双眼,我跌倒了,泥水溅起,我赶紧爬起来,顾不上疼痛,搬动一双泥腿,继续向前跑。
一阵笛声传来,好像很陌生,又仿佛很熟悉,这时冻结的冰开始溶化,河水慢慢地从冰窟漫上来,传到我的耳际,就像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清晰。我的心狂跳不已,雪水挂满的脸上,终于展露出了笑容。

初稿,2005年10月29日于武汉
完稿,2010年11月29日于海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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