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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发布时间:2013-7-24 关注1755次

知识的另一种可能性

2013-7-5 10:32| 评论: 11|文章作者: 李北方|来自: 《天下》2013年3、4期合集

摘要: 你要当什么样的学者呢?是当学霸学匪学痞学棍,还是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我提出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好好琢磨一下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来到武汉大学。武大是全国非常有名的大学。武大,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他是中国宋代山东清河县的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以卖炊饼为生。为什么提这个呢?这里面有一个情节值得我们思考。因为他这样一个普通人,可以住得起临街的房子,还是二层小楼。如果不是临街的房子那根竹竿下去潘金莲也不会遇到西门大官人。而且他家里还有位全职的家庭主妇,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一个普通人靠卖炊饼可以养活一家人,虽然不是很好,但也能过得下去。那你想想今天,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不知道武汉有没有棒棒这样普通的劳动人民,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劳动贬值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和我后面讲的内容有关系。

我今天要讲的是知识,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呢?为了学知识。为什么要学知识呢?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话。但什么叫知识?我随便引了一个关于知识的概念:知识是对某人某事物的知悉或熟稔,包括事实、信息、描述、技能,通过经验或者教育而获得,可以指对某一课题的理论性或实践经验的理解。这个概念本身没什么意义。我们要谈的是知识的本质。有一句话大家一定听过,是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叫知识就是力量。英文的版本叫knowledge is power. 把它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对不对?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我认为翻译的不对。Power当然有力量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包括培根的那个语境里,它主要指的是权力。知识就是权力。

我再用一部电影举个例子,叫《武训传》。这个电影很有名,1950年拍的,被毛泽东批判过,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它讲的是武训从小没书读,饱受不识字之苦,后来他通过要饭什么的办了义学,让穷人的孩子有书念。我先引里面的几句话,一开始,武训他妈临死的时候给他讲,说:念了书,才可以明白世上的事,念了书,才不会被人欺负,念了书,才会有好日子过。武训说他也要念书,他妈说:穷的没有饭吃,怎么念得起书?然后小武训若有所思地说:哦,原来读书还是要钱的。后来他攒了点钱,就到学堂里面去报名,但被老师给撵出来了,说书是你们要饭的人念的吗?后来,他要办义学,张举人却反对这事,说:穷人都念书了,我们还管得了他们吗?天下还会是我们的吗?这里面还有个情节就是,青年武训做恶梦,有一个非常漫画式的描写,做恶梦啊受了很多苦,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小伙子手里拿着一支大大的毛笔,把他打到十八层地狱,说你们是睁眼的瞎子,你们这些不识字的人就应该下地狱,等等。其实这个场景情节的构建鲜明地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读书掌握知识、对知识的把握,和社会等级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支配的权力关系,是密切相关的。这也印证了我前面说的,“知识就是权力”。

我们再谈谈什么是权力。权力有多重理解。第一种,就是人支配人的能力,A支配B。比如你的领导告诉你做什么,或者在议会里面表决通过,这种直接的力量对比,这是最浅层的权力的含义。第二层面,就是在政治生活里面,有个理论叫作“偏见的动员体系”(the mobilization of bias)。它决定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被提出来、被讨论,也就是议程设定的过程。有一些议题可以被关注,有一些议题永远不会被关注,一些人的声音会被听到,一些人的声音不会被听到。你在微博上发个牢骚,只有几十个粉丝没有人理,一个专家随便说一句屁话都会引起很大的反应。这种偏见不光贯穿在知识传播的过程里面,它也贯穿在知识生产的过程里面。所以,谁参与了这个过程,如何参与,也是非常重要的。前面说的这两层都预设了两种人间的冲突,一种是有权力的人,一种是没权力的人,最终分出一个胜负。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看权力的方法,就是最有效和最不为人察觉的方式,是控制人的意识,就是把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中,通过知识来塑造人的头脑,通过教育、大众传媒、课堂上老师讲的话来塑造我们的头脑。这有点接近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讲的霸权(hegemony)的概念。抽象的讲,我们是谁?我是由什么定义的、塑造的?其实是由我接受的知识、经历的事来塑造的。我们知道所谓狼孩的说法,一个小孩从小生活在狼群里,没有学会说话,没有学会任何属于人的情感交流。大家想,人之所以为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硬件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软件。所以,那些控制了教育的人就控制了我们的头脑,这些人组成的教育体系对我们意味着巨大的权力。

    邹恒甫曾是武大很著名的老师,他是80年代最早的一批在哈佛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的。他说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那都要打架的。为什么呢?要抢一年级学生的最基础的那门课。因为美国有民主党的经济学和共和党的经济学,谁占领了一年级学生一张白纸的头脑,谁基本上就掌握了他们的意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精英,未来会走向非常重要的岗位。影响他们就影响了这个国家的未来,所以打架打得很厉害。那么西方社会对人意识的控制这套机制是非常成熟非常完备的。我们经常听说西方国家教育小孩,你提出一个问题来,他提供许多答案让你选最优的,他们是开放性的,而我们是封闭性的,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西方民主社会里面傻子最多。因为它用信息垃圾、精神鸦片、各种各样的娱乐,基本上把人的意识摧毁了。当然,我不能说全部,但很大一部分人是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那是我08年在LSE念书的时候。我们宿舍对门住着一个加勒比海地区的中年妇女,她来读博士,担任着整个宿舍楼的副楼长(sub-warden)。因为这个楼住的主要是本科生,西方人都喜欢闹,到点不关灯。这个中年妇女帮着维护秩序,一天到晚好像每人都欠她五块钱一样,就很不讨人喜欢。一天晚上,有人恶作剧弄了个安全套放在她的门把手上面恶心她。这个中年妇女就发飙了,就给所有八层的人发邮件,说要搞一个集会叫mental advisor,关于精神咨询的,就讲什么叫性骚扰啊等等。我就很生气,干这个事情的人不一定来自八楼,也不一定来自这个宿舍楼,让我们八层的人都去干吗?就算在八楼,你把我们都当成精神病干什么?我措辞非常严厉地给她回了一封邮件,说我拒绝参加这个荒唐的活动,你没有权利把我当精神病看。不是有个纪律处罚措施吗,有本事你就处罚我,我可以到学校上诉。当然后来我也没去,她也没把我怎么着,这事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那些小孩都乖乖地去了。我群发那个邮件他们也收到了,我也收到回复了,说:你说的有道理,但还是乖乖地去了。他们对程序这个东西特别地顺从,你说他们自由,他们顺从的一面比他们争取自由反抗不公正的一面更加强烈。后来,就这事我写了篇博客,说“民主社会产顺民,专制国家出反骨”。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你再去看看那边很多人在搞抗议,“Free in Tibet! Free in Tibet!”你去让他在地图上把Tibet西藏找出来,他找不着。为什么?因为赶时髦。就跟布拉德·皮特的老婆今天穿了什么衣服,他也要买一件一样,这都是一个意思。他们哪懂得过去的西藏,农奴制度是多么的残忍。你就光看今天达赖喇嘛一张笑脸,过去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封建集团,对西藏的老百姓是多么的残忍,那都是杀人犯。这就是人对人的意识的塑造。在西方社会里无论多么不公正,都它不会产生特别的效果,因为它用很多的机制把冲突给扼杀在萌芽里。

    以上这三种都是把权力理解成单向度的,第四种理解权力的方式,我引用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观点,他认为权力是双向的,是互动的,是自我生产的。它存在于一切我们的话语(discourse)里面,我们的交流互动里等等。我们不但是权力被动的接收方,也是权力主动的创造者。你创造权力不代表你争取自己的权力,你可能也主动巩固你被压迫的弱势的地位。所以,权力、话语这些东西,它规定了一种可能性,在你的思维里就有一定的界限了,什么是可以讲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讲不能做的。福柯有句话说,知识与权力相互渗透,没有一种权力关系可以脱离某一相关知识领域的构建而独立存在,也没有任何知识不同时预设和构建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权力无处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巍老师有句很精彩的话,说的是,自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被发现以后,一切的学问都成了政治学。

    以上这些观点由浅入深,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在支撑权力。权力当然也包括如果我比你力气大,比你powerful,我就比你有权力。但最重要的,政治体系是由一种知识体系来支撑的。权力未必是知识,但知识一定是权力。这是权力非常重要的来源。我们再引用韦伯(Max Weber)关于权力的合法性的三个分类,克里斯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前两种通过个人魅力或家族继承等方式,已经在慢慢地消亡。前段时间查韦斯去世了,这样的人物就少了一个,过两年如果卡斯特罗也去世了,这样的人物就又少了一个,以后越来越难出现这样的人物。现在的权力类型最重要的是都变成了法理型,这种权力类型是用一种学说来支撑的,最重要的表现在自由主义,或者叫普世价值,等等。任何国家,不管真民主假民主,它都要打着自由民主法制的理念来自我标榜。顺便提一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楚没有纯粹的民主,没有真的民主这么一说。我再举个例子,刚才我说美国这种体制下培养了很多弱智,以至于他们有个弱智的总统,就是上一届的乔治·W·布什。他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几百人上街抗议反对,但是他当时撂下这么一句话,说,哪怕世上只剩下劳拉和巴里支持我,我都不会撤军。劳拉是他老婆,巴里是他们家的狗。你觉得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说的话吗?但事实就是这样。你表达意见选他不选他,就是每四年那投票的一刻,你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其实平时你就是个零嘛。

    那么法理型的权力与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呢?韩毓海老师有一个概括,说现代政治本身是一种文化政治,我念一句引语: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的合法性。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在于争夺文化的领导权。也即是说,这个社会谁说了算哪群人说了算,最终就看他能不能掌控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统治阶级一定要占据领导权,他要控制教育体系,要塑造人的头脑。葛兰西当年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按照恩格斯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西方国家应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了,但为什么没有发生?他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以及靠强力统治还是靠共识统治两者的差别。他得出结论是,这样的国家统治95%是靠认同,只有5%才是靠社会暴力。大而化之来讲,每一个主权国家,都会有自主的对历史的叙事逻辑,把这个国家的今天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去阐释,我们的民族从哪里来,我们何时走到一起、怎么走到一起,我们的未来在哪里,都有这样一个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必须思考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中国丧失了一部分的文化主权,也就是丧失了一部分国家主权,比如历史的虚无,包括学习英语的狂热等等。

    反过来从被压迫者的角度讲,被压迫者求解放,归根到底是文化上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意识的解放。如果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文化作为保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你有了新的政治新的经济,如果仍然是一个旧的文化占主导地位,人人还相信旧的东西,那么旧社会是一定要复辟的。黑格尔说过一句话,说奴隶造反有可能获得他主人的权力,但是在意识上仍然是他主人的奴隶。因为他推翻了旧的压迫者,他本人又会成为新的压迫者,就跟中国过去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他们推翻了旧王朝,又会照着他们所痛恨的那些人的方式新建一个王朝,再去压迫别人,最终又被别人推翻,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循环。所以当年毛泽东在西柏坡进北京之前说不要做李自成。我想这话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不要学李自成那么骄傲,在军事上失利那么快就丧失政权,另外就是,我们要从旧的思维方式中脱离出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社会需要新的文化,这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得很清楚了,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和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有一个电视剧叫《我的兄弟叫顺溜》,里面的指导员教顺溜学文化的时候,说为什么要识字呢?毛主席说了,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这两杆子。确实是这样。刚才说到,如果一个新社会里面存在旧的文化,而且还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个社会迟早要复辟,复辟到旧社会的形态。

刚才谈到武大郎劳动价值的问题。在漫长的中国革命里面,这个社会到底是谁在养活谁,这个问题早就谈论清楚了,劳工神圣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口号。这也是一个常识性的真理,土地是妈,劳动是爹,所有财富最终的源泉是这两点。一个是土地以及土地下面蕴藏的自然资源,一个是劳动,除此之外其他都是辅助的。但是现在,你听听我们的经济学家怎么说。有了企业家,财富才呼呼地冒出来了,好像企业家是上帝一样。包括我们过去常用的一些理论范畴,剥削、阶级、帝国主义,这些词在媒体上几乎被消除了。还是程巍老师讲的一句话,说这个年头,剥削是无罪的,谈论剥削是有罪的。你要写一篇谈论剥削的文章在媒体上发出来,费劲得要死。好多年以前,孔庆东写了篇文章给某个媒体,里面就用到了“帝国主义”的概念,结果就被编辑给删了。孔庆东就气得写了篇文章大骂,说这帮人是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我们再回到《武训传》上来,把它当成一个案例来具体谈谈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现在主流的观念,什么人性论啊,什么政治是政治,文艺是文艺,两者不要扯到一起去啊,党不要管这个不要管那个啊……这些话对还是不对呢?我认为是不对的。崔卫平有句话讲,“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而艺术是不妥协的政治”。有些人讲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是蒙人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人蒙了的。真正的聪明人不会这么看问题的。那些号称不讲政治的艺术,其实是最讲政治的,它是一种新的政治形态的表达,名词叫作“去政治化的政治”。关于这个概念我建议大家去找汪晖老师的文章,你就知道什么叫作“去政治化的政治”,这是现在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大潮流。以不谈政治的方式构建一种政治形态,一种压迫形态,这是一种最坏的政治形态。在毛泽东时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应归功于毛泽东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认识到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据说这个话最初是康生提出来的,但他表示同意。现在很多人提起来就觉得这是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子。但是我要说,反党也是一种政治形态,意识到小说和政治间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读过关于前面讲的知识和权力、政治的关系的东西,那这就是他自己看出来的,这就是非常了不得的独到的见解。

我们再谈谈毛泽东为什么批评《武训传》。在今天这个“复辟”的时代,其实武训做的事情一点都不陌生,到处都是武训,好多武训都被表扬,被吹捧。武训干了什么事呢?办了义学。义学是什么意思呢?前些年有位天津的白芳礼老人,蹬三轮车资助贫困的大学生,近两年又出来一个最美洗脚妹刘丽,还当了全国人大代表,我还看了她的发言,口才相当不错。但是我们想想他们做的事和武训做的事,武训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才能让穷人不受欺负,怎么才能摆脱这种不识字的苦。他千想万想,想破了头。其实,电影里头还有很多另外的选择在等待他,另外有一个同样苦命的女孩子想跟他在一起,摆脱这种生活,但他最后放弃了这个机会,那个姑娘也上吊自杀了,是个非常悲剧性的结局。他最后做了一件错误的事,也就是说这件事注定是没有意义的。你能够做到的并不能让所有的穷孩子都有书念,这是其一;其二,办了义学之后,你去请谁来做老师,你仍然要去请那些旧的教书先生在你这个新形态的义学里教旧的那一套!你这个义学能够做到的不过是——也许能改变个别几个孩子的命运——为这个封建的统治秩序培养新的人才。也就算他念好书,考科举,当官了,上升到社会的上层,最后又成为一个新的压迫者。你只不过在生产自己的压迫者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做的这件事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对整个社会结构没有起到触动的作用,而只是起到巩固的作用。

但是我们怎么看武训个人?怎么看白芳礼老人、刘丽女士?我要说,他们确实是道德高尚的人。武训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那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他脑子里只有那个意识,他想象不出来一个更新型的办法,比如革命等等。最重要的是怎么评价他?我觉得这样评价他还是公允的:第一,他是道德高尚的人,但是他做的事情没有那么伟大的意义。电影《武训传》把他解释成为人民服务,号召大家学习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给人民当一头老黄牛的精神。为了这个,毛泽东就恼火了。那时候刚建国也挺忙的,这个电影解放前就开拍,这时才拍好,好多人都说好,好多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看了之后也说好,火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劝毛主席也看看,他看完之后一肚子火,就写了一个对《武训传》的批判。我引用里面的话:在很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向反动的统治者投降。最后,他还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那些号称学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高级干部,批评他们碰到了具体的问题就完全丧失了批判能力,把这样一个作品捧得那么高。我觉的毛主席把批评引到这个层次就可以了,当然后来有走过头的地方,包括江青他们到山东武训的老家翻历史,那时候人还是很严谨的,非要把武训解释成一个大流氓大地主,这个是有点过头了。这不是武训一个人的错,该批判的是那些创作者和宣传肯定电影的所谓的理论家,他们对这个问题实在是不敏感。 

我上面讲了知识,接着讲讲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就是掌握了知识的人。知识分子有狭义的和广义的概念,狭义的概念是以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为职业的人,比如大学老师。广义的知识分子,如一个单位里的会计也是知识分子,因为财务也是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的门槛也在不断变化,刚建国的时候一个初中生就可以算知识分子了,现在有变化了,至少我觉得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也应该算是知识分子了吧?所以,我们这一屋的应该都算知识分子。

谈知识分子之前我再提出另外一种对于权力分类的方式,就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但凡权力,就具有公共性,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整个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全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只把对权力公共性的要求限制在政治权力。比如说你是个政府官员,你掌握公权力,你就能把权力私有化,那就叫贪污、渎职,要负法律责任,国法党纪等着你。但是掌握经济资源不是一种权力吗?当然是。你在私营企业里工作,难道你的老板没有支配你的权力吗?我们印象非常深的是凤姐,发过一条微博,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说了一句特别发人深省的话:我痛恨这个国家,因为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我曾经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况,最怕出现的就是我的老板说你明天不用来了。她说每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感到很绝望,我就想明天是不是要被饿死。没有人判我死刑,但我却有可能因为丢掉工作而丧失生命。大家想想,经济是不是一种权力?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求经济权力也要保持公共性?为什么用经济掌握了经济权力去积累更多的权力,用钱挣更多的钱是合理的?为什么这种权力的继承是合理的?当然,西方国家还收点遗产税。但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可以提出来讨论?没有人讨论。他们讨论的是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还要写到宪法里等等,我觉得这简直是疯了。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一带而过。

接下来我们谈文化权力。谁掌握了文化权力?是知识分子。问题是但凡权力就有公共性,那你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一定的权力,你的权力要不要保持公共性?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而读书?读书为了学知识,学了知识你怎么用这个知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就过渡到知识分子上面了。知识分子,读书,上大学,目的是为了什么?像武训那样说,是不受人欺负,能过上好日子,这是一种。更普遍的,我们都听说过,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传统。在这个里面,你看到权力的公共性了吗?没有。通过学习获得知识获得一定的权力,然后把它全盘私有化了,大家也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这应该吗?难道不应该提出挑战吗?当然,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也有另外一个支脉,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关怀。但是,总体上来讲,知识分子一直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是压迫集团的一员,而且他承担着为整个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解说的功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斯福教授(Stephen Feuchtwang)是我在LSE念书时的老师,他在解释中国文明的时候,用“writing”,即“书写”来阐释中国的文明。当然对他来讲,文明这个概念有特别的含义,跟我们平常讲的不一样。他讲文明最重要的是两点,就是“hierarchy”和“aspiration”,就是人的“等级”以及通过等级上升的“渴望”。如果用这两点来解释中国的文明的话,就用“书写”作为一个中轴来解释。书写能力自古以来就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因为中国字很难写,一般没有念过书的人他会说话但不会读不会写。所以在过去你只要会写字,你可能没有什么功名,却可以相应地获得一些权力。一个村子里面只有你会写字,有老太太想给儿子写封信,她就会要求你写,回信来了她不认字也要求你帮她念信,这就相应产生了某种权力关系。再如,你求人家写副对联,你总要给人家意思意思,这个人在人群里面就会获得一定的社会声望和社会资本,也会产生一定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读书人自然而然地会受到一定的尊重,获得一定的地位。

那么同时,我要问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对得起这份尊重吗?总体上说是没有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特别的讨厌,特别的烦人。他不但用他掌握的知识为自己说事,还顺便喜欢恶心别人。比如说李安导演,他也是知识分子,拍《断背山》,然后就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这让人很生气啊,他也不管你有没有,就说每个人都有。像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那些知识分子很变态,生活混乱堕落,卫生条件又不好,所以很多人得了梅毒性病。于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面,就会把得性病得梅毒变成一种风尚,得了这个病的人脑子变得比较敏感,精神比较脆弱,身体也比较脆弱,有点像咳一口血然后给大家看,竟然成为一种时髦一样。知识分子怎么可以无聊到这个程度呢?福楼拜说,每个人的骨子里都有梅毒的因素,他也不管你有没有,就这么说。中国有句古话,叫“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你好好想想,这话对不对?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那么侠义刚烈的女子,当时辜负她的是什么人,也是读书人。前些天,在上海发生一个事,说一位农民工取了一万多块钱工资准备回家过年,结果撒在大家上,好多人捡跑了,只有两个人捡到七百块钱给送回来了,这两个人都是扫大街的。我估计那些拿了钱跑掉的人平均知识文化水平要比这两个清洁工人高,但是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真的成正比吗?绝大程度上是成反比的。我们今天这个民族的美德,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在延续?真的不是知识分子,反而是那些老百姓。

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破天荒的时代,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是非常不客气的,比如1957年的整风运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看看那个时候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这是王绍光的一段话,他根据一位叫李敦白的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的回忆来写的。我给大家念念:“那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体抗议时,其他人缩在一旁观看。对绝大多数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判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多数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得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他们刚刚取得的一天八小时工作日和基本工资。”李敦白还提到有些教授在报纸上发表言论之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的家里进行攻击。在广播电视局,印刷工人也拒绝对某些在节目中重复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成人看,我们不会去印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丈母娘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她干脆说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统统是放屁!

——这是一种评价。

    那今天大家对知识分子怎么评价?教授叫“叫兽”,嚎叫的野兽。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知识分子跟启蒙有特别的关系,他们特别喜欢讲启蒙,同时也特别喜欢启蒙别人。因为启蒙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概念。但是我们要谈一谈,什么叫作启蒙?鲁迅有篇文章叫《破恶声论》,建议大家去读一读。但这篇文章特别难读,你要配合一些解读才能读懂。汪晖老师有篇《声之善恶:何为启蒙?》对《破恶声论》的解读,如果要读的话要对照着读,否则很难看得懂。鲁迅当时也在讲启蒙,他说当时是一个“无声的中国”,不是说中国没有声音,而是乱七八糟没有“真正的声音”、没有发自内心的声音。他说要打破体制上的禁忌,需要一二士站出来,有一个人两个人发出“真的声音”来。这个“真的声音”从哪里来?来自心声,来自内造,一种内在的心情,真诚的信仰。人,知识分子,至少要有正信,堂堂正正的自己的信念。而对那些随波逐流的,什么时髦讲什么的,他管它们叫“伪信”。他们所秉承的信仰鲁迅认为叫“敕定正信”,就是别人给他规定好的,他靠这个来混口饭吃。所以这样的人不配做真的知识分子,鲁迅叫“伪士”。他提出个概念叫“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宁可要迷信,也不要这些虚伪的知识分子。因为迷信,它是正信,是生命里的习俗,是人组成的一部分。

再讲讲知识分子与道德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学家,他们喜欢宣称不讲道德,讲效率等等。但这个是经不住任何批驳的。前面我跟大家讲政治文化,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怎么来确立?合法性是要打动人心的,让人相信这个理念是对的。这个政权是合法的,我才接受这个统治。所以它打动人心的关键就在于道德。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南风窗》的读者,香港中文大学的周保松先生最近一直在我们那开专栏,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当然我们的政见不同。但他在做的一个事情是我蛮欣赏的,他至少把自由主义和道德关联起来,他说我们自由主义者要恢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道德属性,否则的话你不能描述一个道德的世界,你就没有感召力等等。但有些人直接把道德的那一面撕掉了,还用构建另外一套理论,创建另外一种知识,说这个东西要和道德相切割。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去掩盖缺德的那一面。所以说,我们要大讲道德,把道德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个批判的维度树立起来。

今天我讲了知识和知识分子,我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运用手中的权力?关于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萨义德(Edward Said)讲知识分子要做一个局外人,要做精神上的流放者,要向权力说真话等等。我推荐许纪霖的一本书叫《知识分子十论》,里面有一篇文章梳理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讲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可以作一个参考。我们在新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来看,新的社会需要新的文化,也需要新形态的知识分子。新形态的知识分子要去负责生产新的知识,因为每一种知识体系都预设和支撑一种权力结构,你要去生产一种能够支撑一个平等的社会的知识体系,然后为这样一个平等的社会去服务。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要求知识分子以人民的立场,就是站在那些旧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老百姓的立场上去建立一个新型的文化,有利于他们当家做主的文化,把帝王将相从舞台上赶下去,让工农兵占据舞台的中央。关于这一系列理论当然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一个精确的总结。毛泽东讲知识分子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的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为人民服务?建国以后发生过多次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其实也是在改造知识分子。比如让他们下乡去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这里面不要有误解,不是说让他们去学习怎么种地。社会是有分工的,种地是农民的事,知识分子你是知识的生产者,你下乡不是去学种地而是去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他们的不容易,你要跟他们站在一起,说他们想听的话,写一些有利于构建新的政治文化的文章。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个时代还关注一个问题,在传统的专业的知识分子之外,普通人也要跟知识和文化尽可能地发生关系。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人民群众要成为科学的主人”,不是说科学技术要被一部分人垄断,然后作为压迫他人的工具,而是每个人要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个年代的赤脚医生。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跟大夫打交道的经历,你没得过病也有过体检。知识的权力属性在医生身上体现得最明显。因为他掌握身体的奥秘,你病了必须去找他。他要说“脱”,你就得脱,你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这里我还要推荐大家看另外一个电影叫《春苗》,是70年代后期也就是“文革”后期拍的。春苗是村里的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她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掌握了基本的医疗技术,当了赤脚医生可以给村里人看病。这里医术作为知识和人的关系特别值得思考。因为对于大夫来讲,在他眼里你就是个病人,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但是赤脚医生,完全扭转了这个关系。因为他生活在村子里面,要么是他的亲人,要么是他的朋友,七大姑八大姨都很熟悉。在面对这些人生病的时候,他的感觉不一样,他不光是面对病人也是在面对亲人,这就把医患关系作了一个根本性的扭转。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

顺便我们可以延展一下,谈一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你看那个时候的《春苗》、《红灯记》,它们塑造了很多底层人民的形象,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形象,特别高大阳光正直。但是到了今天你可以对比一下,有个电影叫《求求你,表扬我》,就是范伟演的一个小人物,在城里混生活,做了一件好事,非要到报社里去发一篇表扬稿,磨磨唧唧地不做成这件事不罢休。这样一个底层人物的人生意义就寄托在那些比他更有权力和知识的人对他的肯定之上,他就没有自主性了。你去看看两个时代对底层人物的表现,你就知道政治就是文艺,文艺就是政治。

我再简单谈谈当今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有若干的分类,比如体制内的、体制外的。今天就主要谈最近几年新产生的一个物种,叫“公知”。“公知”当然是来源于“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意思已经被改变了。按说我这样的人,也叫“公共知识分子”,但我就不是“公知”。我曾经写过文章来分析“公知”。公知,当然不是专业的,他可以是各行各业的,可以是官员,可以是政治家,可以是商人,可以是演员,还可以是作家、律师、记者等等。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能捏和在一起,成为一个物种,主要是因为他们共享了一种话语体系。我在文章里主要谈到两点:一个是所谓“美国想象”。他们想象有一个完美的极乐世界,就是美国。这个美国又不是一个真实的美国,而是充满了美化、充满了对历史的歪曲的美国形象,但这个东西是不容触动的。所以无论美国做了什么坏事,他们都有能力有办法把这事给圆过去。另外一个就是“体制批判”,他们的方法是“一切归到体制上”。但是他们在做这事的时候从来不去区分体制的复杂性。比如说,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有两个时代混杂的因素掺和在一起。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把所有一切的问题都归在改革开放前的体制上,也就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上。他们是坚定地把所有的包括中共本身产生的一些问题都归到社会主义上面去。他们最终的目的其实也非常清楚,就是要把社会主义这儿点根彻底地挖光。现在这批人已经把改革的目标对准了农村的土地,最后一点为数不多的还有点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什么时候达到这个目标,什么时候他们才罢休。

他们要推进的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所有要做的一切都是要为这个改革辩护,他们的措施就是把改革的问题也丢到改革以前去。这是他们两个特别典型的思维方式。他们鼓吹自由竞争、市场等等。他们信仰的是丛林法则,是弱肉强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套是什么?是动物世界的法则。大家看过动物世界都知道,好像狼吃羊、狮子吃羚羊是天经地义的。我刚才也提到,我们是由什么来定义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思维,你就是什么样的人。这群信仰丛林法则的人,信仰动物世界法则的公知,他们本质上是什么?我很不客气地说,他们本质上是畜生,因为它们有那样的头脑。

公知的论述,即他们的“体制范儿”,会造成一个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他们的技巧是把“文化大革命”算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尾声以及最高潮,然后“文革”的结束才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始。他们论述的轴心是“文革”,先给“文革”钉上一个钉子,说这个东西是绝对错误绝对邪恶,无所不用其极用各种造谣污蔑扯蛋的方式来定性,然后自己就站在“文革”的对立面,以此证明他自己完全正确。所以你要直接和他们去讨论,最后他的杀手锏就是,你要为“文革”翻案吗?!

我前面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知识、知识分子,知识的属性,概括一下讲,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具有公共性,知识分子就是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你要怎样去运用这种权力。你是以权谋私,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以,我要做一个结尾:这是个末法时代,群魔乱舞。在这个时代,最终我们要改变这个时代、推进社会进步的话,一定要从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入手。当今很多批判性的思想家都在讲必须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比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他说:如果全世界的大学里仍然在继续教那些neoliberalism’s rubbish,那我们会没有什么希望。你看看屌丝们满脑子都是高富帅,那这个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我向大家提出一个建议,你们未来都面临着选择,怎么样运用自己的权力,你们也是知识的生产者,因为知识的生产是随时随地进行的,你看一本书,你怎么把它记在脑子里,你再用什么方式把它阐释出来,这都加入了我们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有你的创造在里面。我们在写东西和说话的时候都是在进行知识的生产,问题是怎么做,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反对人民的立场上。未来大家会干各种各样职业的,会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人学理科会当科学家。我想起来浙江大学有个叫郑强的教授,,他每新教一个班都要给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说:我教你们干什么,你们将来用它们去干什么?我在这教完,你们有的研究生跑到美国大学里,然后找到什么实验室,比如杜邦公司,搞导弹设计,然后美国一个导弹打过来把我炸死了。所以说你要不要想这个问题,你学的知识要为谁做贡献呢?如果将来有谁做一位科技工作者,确实会碰到选择服务对象的问题,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体系,另一方面是资本家增值的工具。那还有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可以像钱学森、李四光这样老一辈的科学家,去做一个人民的科学家?将来也会有同学去做公务员当官,你是做一个贪官昏官,还是做一个“敢与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的好官?也有会做律师做法官从事法律工作的,你是通过形式主义的程序正义去追求实体正义,去帮助每一个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是当一个流氓、讼棍?当然也有会当专业的学者,你要当什么样的学者呢?是当学霸学匪学痞学棍,还是做一个人民的知识分子?我提出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好好琢磨一下,将来该做选择的时候,怎样做出自己的选择。

最后,我念一段马克思年轻时写的话作为结尾: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将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谢谢大家。

 

                                                                                      

                                                                 2013-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