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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开的乌金花(组诗)
神 圣 的 煤
像夜一样
埋伏在地层深处
看不见太阳和月..[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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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算子 现厂作设计① 1964.7.3
远望北京城,忘却来时路。塞外黄沙地傍天,寂寞..[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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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学通论(王世贤)(连载)
发布时间:2009-7-29 关注2408次

古人云:“读书首在识字,不识字何以读书?”一般学术论著,书前总是有成篇累牍的“前言”,或者恭请社会名流大家赐序,以介绍其书作者的专长、内容特点、学术价值和社会功用或效益等,藉以向广大读者推荐其书,以期征寻读者、扩大销量和影响。而本书旨在向人们说明文字的重要性和学习汉字的必要性。有鉴于当今社会上某些人轻视文字的错误倾向,故本书前言只择录几位专家关于文字之重要性的论述,以示文字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貌和灵魂。语言文字既是“社会之公器”,又是个人立世存身的有力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院秦晋
现代世俗观已从“嫌贫爱富”过渡到“嫌无知爱有知”。这实际上亦将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世俗力量。因此,要想不被社会抛弃,就应努力掌握好语言文字,进而掌握其他知识。
——著名记者吴运锡
有的中国人有一口流利的外语,对外国的一切了如指掌,对汉字却不屑一顾。这些“黄皮白心”的人,实际上是无根的飘零人,无从成为世界公民。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作家张俊
不能系统掌握语言文字知识的人,越来越不被当作人看待,这是时代的冷峻与严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势力。在知识社会,文字被作为知识宝库的钥匙,地位越来越重要。
——语言学家刘松梅
过去,汉字与龟(龟甲)结合,开创了一个辉煌灿烂的东方古代文明;今天,汉字与硅(硅片)结合,使古老的汉字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语言学已从纯人文科学变成文理结缘的学科,汉字的信息化使汉语文知识成为最基本的谋生手段和事业利器。
——信息工程专家邱弛
汉字是一种只需用眼睛看就能思考,即使语言不同也能理解其意思的唯一文字:在不久的将来,汉字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字。
——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会长石井勋
中国文字,他日必遍布于宇内。
——日本著名学者山本宪《近京畿评论》(1910年)
我相信将来这个世界将有两大语言,中文和英文。
——美国芝加哥市长戴利

因此,有志于研习汉字者,请反复学习、领会上述各家箴言的哲理意义。从而重视汉字,学好汉字,掌握汉字,正确运用汉字服务于社会。

作者谨识2007年元旦于烟台大学第一章关于文字的概说文字学通论第一章关于文字的概说
第一节文字和文字学
一什么是文字
“文字”二者合用,肇始于秦始皇28年(公元前219年)琅玡台刻石:“器械一量,书同文字。”意思是对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和统一文字以实现有效统治的纪实。文字,人们天天在使用,可要给它下一个准确而科学的定义,实非易事。但这又是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因为它是文字学所要研究、讨论的主要对象与核心内容。对什么是文字的回答,是学习、研究文字学的出发点,也是贯穿全部文字学研究的中心所在。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与研究,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对文字这一概念的理解和揭示,就是对文字本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文字学的研究方向。
关于什么是文字?古今中外学者的看法,不尽一致。这是他们各自学术观点歧异的集中映现。概括起来,具有代表性的并影响深远的主要观点有以下五种:
(一)传统的文字观始见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jìn)多也。”许慎《说文解字》第314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意思是说,“依类象形”是指描摹物体形状的图画演变来的象形字和加抽象符号形成的指事字,形体结构是独体的,叫“文”。这是由文的纹饰引申为物象意义的。所谓“形声相益”,是指由象形字或指事字互相组合,构加部分作形符的是会意字;构加部分作声符的是形声字。这样组成合体结构的,叫“字”。这是由生殖本义引申为文字孳乳意义的。认为“文”是仓颉造字之初的形体,而“字”是文发展的结果。
这个定义,是从文字发生角度,着重字形的观察而解释文字的。通过文字结构分析去界定“文”和“字”的,是为经学家读经、注经服务的。把文字当作解读经典的工具,势必导致偏离文字研究的正确方向。只注重文字形体结构的研究是不全面的。
到了宋代,郑樵的《通志·六书略》便把这个定义简化为“独体为文,合体为字”。长期以来,这种文字观得以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影响极为深远。
直至1937年,出版的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还说:“何谓文?独体之谓;何谓字?合体之谓。……何谓独体?象形、指事之文,分析不开者。例如,以交逪(cuò)其画而成为独体;何谓合体?合象形或指事之文,或二文、或多文,用会意或形声之法,合之以为字。例如,从宀从子,以亻并合而成为合体。故曰‘独体为文,合体为字’。”这是对许氏定义的发挥与解释。按照这个定义的观点,只能把文字学的研究引向集中于形体结构的研究。这是片面的。
(二)工具论的文字观这是一些主张文字改革的学者对文字的理解和看法。周有光先生说:“科学的文字观告诉我们:文字不过是一种文化的工具。”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版。清末,沈学的《盛事元音·自序》云:“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沈约《盛事元音·自序》载《清末文字改革论文集》第9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马体乾在《谈文字》中打比方说:“文字之为器于国民,犹斧斤之于工师,贵易举,不贵繁重;其为不可少于人类,犹宫室、衣服、菽粟、水火,恶其缺陋而不厌其简朴。今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难于用,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特较标音文字之易习易用者,真不可同日而语矣。”马体乾《谈文字》载《清末文字改革论文集》第88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清末以来,正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掀起了一浪高似一浪的汉字走拼音化道路的运动的。工具论的进步意义是,打破了文字的神造论、神秘论和对文字的迷信,为文字改革开辟了道路。但是,片面地强调方便适用,并以此作为衡量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是错误的。忽视了文字的理论探索和文字的规律,容易使人们在“文改”中陷入主观的盲动性。
(三)阶级论的文字观主要是由于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极“左”思潮的影响,凡事都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阶级论者的文字定义是“文字是文化的工具,它和艺术、宗教、文学等一样,是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见《文字改革论文集·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第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文字和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一样,它在阶级社会里,常常含有阶级的原素在里面。梁东汉《文字》第31页,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其实,文字和语言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它们都是一种社会现象,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的。把文字视为有阶级性的上层建筑,实际上是把记录语言、传播文化的工具同文化本身混同起来的观点反映。这种理论观点,非但不能促进文字的改革,反而认为“汉字是古代封建社会的产物”“阶级压迫的工具”。见《中国语文的新生》第54页,时代出版社,1949年出版。这样一来,汉字自然成为被废除的对象,因而,也就没有研究汉字历史的必要。只有“汉字拉丁化”,才是无产阶级的文字改革的方向和目的。这是一种阶级的偏见和极“左”思潮的反映。王凤阳《汉字学》第2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四)语言家的文字观中外语言学家的文字观却往往被文字学家所采用。赵元任说:“凡是视觉符号,用来代表语言的就是文字”。赵元任《语言学问题》第140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高名凯说:“文字是记录语言又代表语言的符号,我们可以说它是符号的符号。”高名凯《普通语言学》第150页,东方书店,1954年版。北京大学现代汉语教研室说:“文字是语言视觉的形式。”北京大学《现代汉语》第152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苏]契尔巴娃说:“文字是口语词的符号。”[苏]契尔巴娃《语言学概论》第16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美]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则说:“在语言学家看来……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某些特点供给我们观察。”[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第35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在他们看来,文字只是一种符号或外在的形式,只起到在书面上保存了他们研究成果的作用。这就混淆了文字和语言之间记录和被记录的关系,辅助与主体的关系。从语言角度观察取代了从文字角度的观察,就无法说明文字同语言结合前的史前文字,也无法解释文字本身发展变化的规律。相反,分清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能揭示许多文字的本质属性,发现许多文字发展规律。
(五)文化化的文字观这是当代语言文字学界产生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它的出现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热”发展的结果。但人们对“文化”涵义的理解“五花八门”,众说纷纭。据说1952年有人统计就有160多种,如今可能有几百种之多。于是乎,冠以“文化”二字的各种论著纷纷出版问世。诸如:文化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文化语言学、文化心理学、交际文化学、礼仪文化学等等。用文化视角来研究和阐述这些学科的内容,无疑会收到既能揭示这些领域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又能树立起新的语言文字观的效果。这就标志着较以往研究内容的开拓与深入,方法的革新与突破。但是,如果抛弃传统文字学的理论与方法,而完全采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汉字研究。全然把文字当作文化看待,实际上就是“文化化的文字观”。
诚然,汉字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汉民族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要素”,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多种形式的联系,但是,汉字并不等于文化,二者是种属关系,外延不同,概念有别。“汉字是具体的,看得见,写得出,读得出,白纸黑字,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而‘文化’天上、地下,物质、精神无所不在,但必须通过具体事物才能表现出来。”何九盈《汉字文化学》第4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字。同文化之间是文化传授和被传授的关系。“文字跟语言一样,也是一种文化传授的建制,”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下)第2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汉字毕竟有其自身的属性、特点和规律。如果汉字各方面研究都用汉文化的各类型文化阐述与说明,势必使汉字的内容过分膨胀而庞杂起来,超出汉字学的内涵范围。非但不能揭示出文字的属性和特点,而且混淆了文字同文化的传授关系。
综上所述,五种文字观,呈纵向文字观点发展之势;各有所见,各有所长,映现出他们各自观点的片面性。因此,我们认为,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并凭借视觉可以感知的而成体系的书写符号,以其将语言信息传至远方或留给后代交流交际思想的辅助工具。
这是符合世界上一切文字共有的定义。当然,也就适合汉字。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但是汉字不是单纯的表音符号,它兼有表意的功能。所以,汉字具有记录汉语语音和表达语义两种功能的书写符号体系。通过视觉不但可以感知一个个汉字表示汉语的音读,而且也表示一定的意义,因为它跟传统意象性思维方式相联系着。
二什么是文字学
文字学和文字是两个不能等同的概念。文字是记录语言而自成体系的可以感知的具体的书写符号,是文字学所要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文字学则是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结构、特点、功能、体系和形、音、义关系及其文化内涵与演进变迁规律的一门科学,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部门。
文字学这个名称是近代才有的。汉代称之为“小学”。“小学”的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班固(公元32~92年)的《汉书·艺文志》。他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以六书。”所谓“六书”,就指文字。文字则是小学的重要学习科目。于是后人就把“小学”之名引申为指学校之名了。《隋书·经籍志》“小学卷”增加了音韵类书,至《旧唐书·经籍志》始将《尔雅》类训诂书也归入小学。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西汉末刘歆(?~公元23年)的《七略》把幼童识字用的字书和解释字音、字义之书,附在经学《六艺略》之后,统称为“小学”。这样,“小学”就包括了文字、音韵、训诂。后人据此称之为“语言文字之学。”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小学类,亦将语言文字之书分为“训诂、字书、韵书”三类。兼容三者的“小学”这一名称(前人也称“字学”),一直沿用到清末。
把“小学”更名为“文字学”的人是章太炎等先生。把“文字学”从三者兼容中独立出来,摆脱音韵、训诂的人是唐兰先生。他在1979年再版的《中国文字学》一书中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音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联系,但是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唐兰《中国文字学》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唐兰先生的贡献是,使汉字研究摆脱了传统文字学的束缚。把汉字作为独立的对象去研究,就能突出汉字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是文字学研究从浑沦到清晰,走向科学发展中一大进步,也是使文字学走上科学道路的新起点。
三研究文字学的意义
文字学的研究,直接关系到文字对我们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恩格斯说;“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的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①这说明文字对发展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保存历史文献资料,丰富人类的文化宝库,都起着重要作用。文字又是我们赖以学习语言、掌握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的中介和阶梯。因此,中文、史学、法律、计算机、新闻、外语、图书和档案等专业,都有必要开设文字学课。具体一点说,可从以下五方面来看研习文字学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研习文字学可以增强与提高民族的自豪感
汉字是我国一项伟大的发明。它是一种独具特点,作用和优势,对中国和世界作出突出贡献的古老文字。从这些方面进行阐发和弘扬它,无疑会引发出我们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之情。从而激发起广大青年建设祖国,建设“小康”的旺盛热情和无穷的动力。
其二,研习文字学有助于正确理解古代文献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她给我们留下来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要继承这些古代文化遗产,就得读古书。要想正确理解古书,就得准确掌握字(词)义。正确掌握字(词)义,要靠文字学,对汉字形、音、义的分析研究。例如:
《左传·齐桓公伐楚》:“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夹辅”,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一册注为“辅佐”。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因袭王注。其实,他们只注出了“辅”字的意义,未注出“夹”字之义。从文字学角度看,夹,甲骨文作,金文小篆形同。象二人从左右合力扶持中间的人。《说文》云:“夹,持也。”王筠《说文句读》亦云:“大,受持者也;二人,持之者也。”可知,夹的本义是从左右扶持,《礼记·檀弓下》:“使吾二婢子夹我。”引申为从左右辅佐,《左传·僖公26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夹辅”连用,“夹”,字表示辅佐的方式,即从左右辅佐。古有左丞相、右丞相之职可证。
文字学可以教我们掌握字形的分析以鉴别本义的方法。掌握这一基本技能,对我们理解字(词)义,读懂古书,继承文化遗产,颇有好处。除了上例之外,如:
《诗经·卫风·氓》:“乘彼土危垣”一句中的“乘”字的意思是“登上”,用的是本义。何以见得呢?因为“乘”字,在金甲文中作,下面是树,上面是人,表示人登上了树。进而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掌握引申义。如:
《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二子乘舟”的“乘”字,是“乘坐”的意思。与本义“登上”有密切关系,因为乘车船得先登上而后坐。
如果把了解的字的本义或引申义代入句中,都不通时;或字在句中义跟本义、引申义毫无联系时,那就可以断定用的是假借字。如形声字“唱”,本义是领唱,而在《史记·陈涉世家》“为天下唱,宜多应者”中,是“发起”、“倡导”之意,与“唱”的本义毫无联系,这就证明“唱”字在此用的是假借字,后来写作“倡”。所以,文字学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书中的古今字、异体字和通假字等许多疑难问题。
其三,研习文字学,有助于古籍整理
20世纪70年代,国家提出了古籍整理的伟大学术任务。为此,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古籍整理,一般地说离不开校勘、标点、注释和翻译。而校勘、注释和翻译,除了需要校勘学、训诂学知识之外,还需要文字学知识。不懂文字学是不行的。例如“古籍整理”中的校勘有“订正错字”的内容,《鬼谷子·符言篇》:“家于其无常也。”“家于”何意?不通,需要校勘。俞樾校作“家于”乃“寂乎”之讹。他在《冠子》中发现“寂乎其无端”。何以见得呢?还得找旁证,于是他在隶书里发现“寂”作“”,再一误就成了“家”字。《管子·七守篇》正作“寂乎其无端”。可谓确证。足见,篆书、隶书怎么写,正属于文字学的常识。又如: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有“垦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宁武,请以为大田”一句。“仞”作何解?难通,需要校勘。俞樾认为“仞”当作“并刃”(创),“仞邑”的意思,就是“创造出一个小镇”。今人陈其猷认为俞樾的说法是正确的。其实,俞说非是。1975年湖北睡虎地区的秦墓竹简里有“根(垦)田人(仞)邑”一句,可证《韩非子》中的“仞”是“人”字。为什么?因为“根”是垦的借字,“仞”是“人”的借字。
俞氏本是训诂大家,所以失误,问题出在文字上。他为“仞”的本义(七尺或八尺)所惑,觉得“仞邑”讲不通,遂疑“仞”字误写。殊不知“仞”通“人”,当读“牛刃”,牛刃有“充满”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仞(牛刃)邑”,就是使城邑人口充实。
以上仅举二例,以见校勘古籍,文字学知识的必要性。涉及文字的通假、俗字、字体(含甲、金、篆、隶、草体)等对校勘的重要作用。
其四,研习文字学,有助于辞书编纂
一部科学的高质量的辞书编纂,除了需要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编辑学、文献学、史学和训诂学等学科知识之外,尚须较深的文字学的功底和知识储备。
字典、辞书的内容,一般包括:注音、释义和书证。其中以释义为主,高水平的辞书,应该是释义科学准确,注音正确,书证恰当。它的义项排列也应该是科学有序的。即先本义,再引申义,远引申义、后假借义为次。本义应该是根据汉字形体结构分析出来的造字之初的意义并有古书用例为证,才是可靠的;相反,只有形体结构分析的根据,没有古书用例也是不能确认为本义的。如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外第一部字典,且许氏说解以为都是本义。然而,由于许氏未见甲骨金文,只据篆书形体分析释义,结果把许多字的引申义误作本义了。诸如“为,母猴也”;“元,始也”;“东,动也”;“开,张也”;“不,鸟飞上翔不下来也”等等。所以,不可以把《说文》的释义都视为本义,要用文字学的知识加以鉴别。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却把“理”字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作了科学的排列,很有条理,即“理,治玉也。剖析也,分理,肌理,腠理,文理、条理、天理”。这样,按照义项之间的意义由具体到抽象关系编纂辞书,才是科学的高质量的。但是,有些字典、词书却不是这样。尽管在其“凡例”中声称“多义词的义项一般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即先实后虚为次,分别用……为序分项。”实际上有些工具书往往把“本义”排到后面去了。这是不科学的。如《汉语大字典》“衆”字条的义项排次为众人、大家,农奴,多。其中“农奴”是本义,却排在第二义项。又如“奚”字:大腹,奴隶,代词,副词。其中“奴隶”是本义,也被排在第二义项。仅举二例,以见一斑。当注意,不要以为一切字典辞书所列第一义项都是本义。要用文字学知识去分析辨别。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字典辞书。首先,《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出版,打破了来自外国的“中国大,辞典小”的嘲讽和讥笑,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北大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甲骨文合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甲骨文字典》、《金文常用字典》等,这些工具书的编纂,没有文字学基础和基本技能是不行的。
其五,研习文字学,有助于汉字规范化
汉字的规范化,是文字的社会性决定的。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56个民族,拥有13亿之多人口。汉字是他们共同使用的文字。因此,个人用字应该遵照或服从于社会规范的法定文字。社会规范了的字形应该遏制着个人的用字行为。仅《中华字海》收字就有85000字,连《新华字典》还收了10000多字。其中大多是异体字或罕见字。实际日常用字只有3500多个。如果人们各行其是、滥用异体字、繁体字,甚至乱造字,将要造成社会交际的混乱,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所以历代政府规范标准用字,都是理所当然的,无可诽议的。
汉字规范的内容是对汉字的形体、音读和数量等都要作以整理和规定。即给汉字定形、定音、定量、定序,使它规范化、标准化。废止那些重复的异体字和随着客观事物消亡的死字。哪些字应留下使用?哪些字应该废止?这些内容都是文字学所要讨论研究的问题。
此外,历史考古、文物鉴定和现代信息处理中的汉字编码等,也都是需要文字学知识的。
总之,在当代的今天,我们研习文字学的目的意义,用申小龙的话说,通过文字学的研究,为我国的哲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科技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民族交融史、移民史、历史地理、民俗的研究提供具有独特价值和富于启示的成果。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论纲》载《北方论丛》1988年5月。
四研究文字学的方法
文字学的建立,始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书。文字学的研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其间学者们对文字形、音、义的考释及其起源、体系、性质、发展、演变规律等理论研究,作了大量的工作,摸索出了许多的研究方法。这里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介绍:
(一)占有科学研究资料
占有科研资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依据和基础,搜集资料是科研的第一个步骤。没有充分的资料,就无从研究,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首先要大量地搜集资料,储存占有资料,分析研究资料,科学地利用资料。胡厚宣先生说:“要详细占有材料,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分析研究,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千万不要先有观点再找材料去套,因为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但材料一多,写文章要注意割爱,不要过多的堆砌;当然要有分析,有的连残文都要,有的找一典型即可。”胡厚宣在1979年4月,应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单位邀请,所作《八十年来的甲骨学》专题学术报告。胡厚宣先生是毕生从事甲骨文研究的著名学者,他通过自身实践经验体会,总结出“占有资料”的重要性和如何科学地利用资料,分析资料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性。这是文字学研究的根本方法。
(二)考释古文字的方法
考释古文字的方法,是指考证、辨识古文字及其解释古文字的形音义的方法。
考释古文字是文字学研究中一项十分重要而又艰难的基础工作。古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但是,文字自产生以来,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其形音义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古文字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已经丧失了交际作用而消亡,然而它们还遗存于甲骨文或金文之中,对这样一些古文字;要辨识其形音义是很困难的;有些古文字形音义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可识,但其构形及其本义尚待研究和说明解释。
考释古文字,是一项基础工作,研究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其总体方法原则有三条:
首先,要努力掌握和坚持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考释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能使文字考释工作取得较快的进展。研究任何科学都要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正确方法指导下进行的。用什么方法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于省吾在其《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后来他在《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又重新强调地全面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过去在古文字的考释方法上,长期存在着唯物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古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其形音义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而且,任何古文字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研究古文字,既要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相互联系,又应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只要深入具体地全面分析这几种关系,是可以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的。”于省吾《甲骨文释林》第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于氏在其《序》中告诉我们:考释文字要从文字本身的客观实际出发,并从纵横关系上强调注意每一个字的形、音、义的内部联系。
郭沫若是第一个把甲骨文、金文同商代社会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阐明了商代社会的阶级关系、社会性质以及其它各种社会现象,而取得了史学研究的杰出成就的。
其二,考释古文字,首要的方法是全面地搜集资料和占有资料(包括甲骨文和金文的著录书和原片)。资料是研究、考证、辨识古文字的唯一的根本依据,特别是第一手材料更为重要,也更具有说服力。
近百年来,在甲骨文、金文的辨识和考释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据《甲骨文编》统计,在出土的4500多个甲骨文字中,目前可以认识的只有1000多个。其中去掉意见分歧和不足信的,比较可信的还不足1000个,尚有3500多个甲骨文字未能辨识;金文,据容庚《金文编》(修订本)所载:已识金文2420个,未识的1352个,共计3772个。这样,将金甲文未识字加起来,总共尚有4852个,如此庞大的未识的古文字,有待于文字的专家学者运用科学的方法去进一步研究考释。当然,也是我们后代有志于文字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辨识这些未识的古文字,并非易事。常用的古文字都被前辈学者所考释辨识了,余下的都是难以辨识的。因此,更须大量搜集储备历史资料,尤其第一手资料。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说:“常用字已识,考释新字有一定的难度,但这个工作仍要进行,因为用甲骨文研究古史,识字依然是第一关,又研究商史的人一定要掌握文字这一工具,看原始材料,要少用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材料。”1979年4月,胡厚宣应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单位邀请,所作《八十年来的甲骨学》专题学术报告。胡氏在这里阐述了考释古文字的目的和意义,以及识字的重要性和资料使用的方法等。
对于我们学习研究文字学的人来说,多读一些前人有关金甲文著录的书是有好处的。诸如:台湾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于省吾的《甲骨文释林》、《甲骨文字考释类编》、杨树达的关于文字考证的《积微居甲文说》和《耐林甲文说》、朱芳圃的关于甲骨金文的《殷商文字释丛》(中华书局,1962年版)、徐中舒的《怎样考释古文字》等,对于我们吸收前人甲金文考释成果及方法,学习考释古文字,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其三,文字学考释的基本方法途径有两条:
一是捷径,一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前者是,先直接研习甲骨文,然后再推及商周金文、战国古文、秦汉竹简、帛书或碑刻文字。这一条方法是说先背记下1000来个已识的甲骨文字(其中有些是不可信从的和专家意见分歧的),然后再去看第一手材料(含甲骨文著录书和原片)。这是一种简单便捷的方法,但是如果自己尚未掌握1000来个甲文的形、音、义,就会在学者们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无所适从,难辨是非。最后或许落个“袭非成是”的结果,所以此法不可行。
最好的方法是后者,即以《说文解字》为基础和桥梁,参证金文,即从文字本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去辨识甲骨文。”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基本的科学研习方法和途径。甲骨文学家孙诒让、罗振玉等前辈就是运用这一方法,即“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辨识出几百字之多的甲骨文字。
因为《说文》所保留下来的9353个小篆,来自于公元前221年前秦国的籀文(即大篆),小篆只是籀文的省改(即简化),所谓“篆籀一体”,故小篆同金文甲文一脉相承,或有所演变但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隶行草递变之迹”,即《说文》乃为沟通古今文字之桥梁。《说文》又根据汉字形体和偏旁构造,运用“六书”理论说解汉字,便于我们了解与掌握汉字特点。
总之,先从研习《说文》入手,掌握小篆的形、音、义,打好扎实的基础,用比较熟悉的小篆再去比较、推敲、学习金文,用金文再去考释甲骨文。这样做,不仅能分辨、判断前人考释的古文字正确与否,作出抉择,撰文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自己也能从中逐步摸索与掌握考析古文字的方法。